《溺婴》：在真实与虚构的裂隙中重塑家庭叙事|家庭关系|张力|溺婴|父母

本文转自：逗马贰叁Dogme23

逗马贰叁服务短片《溺婴》，在第20届FIRST青年电影展「FIRST FRAME 她的一帧」单元完成首映。

《溺婴》是王婧宜Veronica导演的首作，这部短片以家庭作为影像实验的场域，架设起两台摄影机，将纪实与虚构不断重叠，再现了对于家庭权力命题的书写。

《溺婴》海报

「FIRST FRAME 她的一帧」单元现场的观影氛围浓厚，策展人和观众在提问的传递中完成了对《溺婴》的又一次剖析。

逗马贰叁将从《溺婴》的摄像机背后出发，去探寻王婧宜Veronica导演是如何在这场影像实验中去趋近一种家庭结构的真实。

导演王婧宜Veronica

王婧宜（Veronica），剑桥大学文化研究博士、独立电影人，杭州人，现居伦敦。她的研究关注酷儿理论、青年文化与亲密政治；在影像实践上，她延续了其对身份、家庭与权力结构的关注，在真实与表演、私人记忆与社会秩序的缝隙中工作。《溺婴》是她的导演首作。

《溺婴》剧照

▍01 在叙事取舍中的剧变

比起传统的叙事模式，《溺婴》带着元电影探索的锋芒。它并不是在试图去回答、去控诉家庭中无法被消解的痛苦与创伤，也并非被动地去呈现现实与虚构，《溺婴》更像是介入摄像机，带着距离去围观家庭场域中并置的争执与失控。

《溺婴》剧照

相比于单纯复刻一次争吵，记录这部短片如何被拍出来会更有张力。《溺婴》的拍摄现场存在两台摄影机，一台沿着剧情线延伸，而另一台记录着片场的此时此刻。在五天的拍摄周期中，影像具体的呈现了每个人自己的叙事，也保留了更为完整的片场纪实。漫长的篇幅将家庭关系的根系不断重叠显影，趋向于真实生活本身，“没有人只是某一种角色，没有人永远站在同一个位置。”

但是在素材的反复切割中，Veronica 逐渐意识到完整的影片会逐渐落入对个体是非的追索中，变成一个类似家庭史的纪录片。

在淡化了具体事实和完整剧情的尝试中，Veronica 并置了的协商、抗拒与失控，弱化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让影片更接近一种家庭结构的真实。“父母与孩子像漂在水面的气球，奋力靠近，却总在触碰之际被弹开。”

《溺婴》首映现场

▍02 什么是“正常”？家庭权力场域中的镜像与重构

“我开始拍这个片子，其实是想寻找一个回答。”

制作《溺婴》时，恰恰是 Veronica 成年后第一次激烈地尝试向父母展示真实自我的阶段。“一次在街上的大吵之后，母亲把我赶下车，我哭着给父亲打电话，再一次没有得到理解。

Veronica 让父母去出演他们自己，也是在试图观察他们会如何面对女儿对他们的书写。

《溺婴》剧照

作为剧本的一部分，面对镜头带来的隔阂，父母其实是会不自觉对真实的情感与表达产生抵抗和隐匿。但在现场，Veronica 依然能够感受到大家都在镜头前去尝试争夺讲述自己的叙事。

在影片中，父亲反复提起 Veronica 出生的场景。并直言会将刚出生的她溺死在水中。

《溺婴》剧照

作为一个戏谑的玩笑，它贯穿了 Veronica 的童年。它的残忍在日常的反复咀嚼中被逐渐消解。这种杀生大权的心理暗示，随着她年龄增长，愈发显得格格不入。作为一种弥散性的残酷，Veronica 始终带着不解和困惑。她似乎一直是那个那个随时可以被淹死的婴儿。

在无数次的素材回看中，Veronica 意识到这层从家庭内部的玩笑中生发出的一种基于“正常”定义的不对等权力结构。对于“正常”亲密关系的定义，对于“正常”剧本的争执，不断的重建着新的叙事焦点。父母口中所谓的正常，本质上是一种巨大的权力资本。“正常”是边界，是规范；而处于这个定义之外的，便意味着可以被放逐、被丢弃，让杀死不正常的弱者变得理所当然。

《溺婴》映后现场

这种关于正常的锚点，与 Veronica 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背景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她敏锐地察觉到，家庭不仅是情感的容器，更是一个微缩的权力场，一套隐秘的语言规范在支撑着父母对于子女的定义权。

Veronica 正是希望通过影像，回到家庭的场域去正视这份不解。

这种正视，并没有承诺廉价的和解与宽恕，它更多的是一种认知层面的解构。当她将曾经令自己压抑、困惑的家庭权力关系从迷雾中剥离出来，她便不再需要去苦苦追问“为什么父母要这样对待我”。

《溺婴》剧照

认知上的清醒，让她能够从那层作为女儿的、被压制的“女儿姿态”中短暂抽离。虽然在片场，那种因身份重叠带来的无力感和被“静音”的压抑依然真实存在，但 Veronica 通过这种影像的实践，完成了一次关于个人叙事的重建：她不再纠结于被理解，而是通过揭示正常背后的代价，实现了一次与自我的深刻和解。

▍03 从自我到他者的角色消融

同时作为影片的书写者与被叙述者， Veronica 的身份在导演和女儿之间不断重叠。也正是在这种身份的镜像交互过程中，导演在不断去尝试叩问有关“距离”的答案。

一方面，这两个身份是互为根基且不可替代的：导演的理智若抽离，叙事将沦为干瘪的标本；女儿的主观若缺失，影片便失去了触及灵魂的痛点。这种共生关系，决定了影片注定是一场不可复制的动态实践。

《溺婴》剧照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片场的主控者，导演的克制和冷静，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女儿那份裹挟着本能控诉的主观情绪发生激烈的碰撞。但 Veronica 的表达和情绪没有就此被切割。她巧妙地将那份属于女儿的敏感、委屈乃至锋利的“控诉”，内化并封装在剧本的文字之下。

“我在现场作为导演，其实是可以像有一层安全的玻璃一样，随时去喊‘卡’。”

作为文化研究者，长期沉浸于酷儿理论、青年文化与亲密政治的背景，赋予了 Veronica 一种审视周遭的宏观视角研究关注。创作《溺婴》，更像是一场将自己置于宏观与微观缝隙中的实验。

《溺婴》剧照

当她将镜头对准家庭这一微观切入口时，宏观的思维模式赋予了她卓越的提炼能力。在剪辑台前，她能迅速从具体的情感纠缠中剥离，冷峻地构建起叙事结构。然而，当她身处拍摄现场，回归到女儿这一真实身份时，宏观的理性分析往往在亲密关系的语境中失效。以女儿的身份在家庭话语权争夺中被静音，构成了她创作中深刻的理性痛苦。

在这种精密的身份切换中，导演身份赋予了她审视伤口的距离感，而女儿身份则赋予了她直面伤口的穿透力。它让《溺婴》超越了单纯的自传式讲述，演变成一场关于权力结构、代际纠葛与自我疗愈的博弈。

▍04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坐标

作为一个非电影学院出身的创作者，在片子投递之前，她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既不确定创作是否符合行业标准，也不确定自身是否适合走上职业导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