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德厚,今年五十九,再过十一个月就退休了。你别看我名字里带个“德厚”,在街道办坐了三十年冷板凳,什么德什么厚都磨成了茶水间的枸杞,泡不出什么味道了。
搁以前,我们这个岗位叫“闲差”。年轻人不爱来,老同志等着退,每天的工作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给群众盖盖章。但我没想到,临退休这一年,我反倒成了整个街道最忙的人。因为来找我的人,突然变多了。
第一个来找我的,是老孙。
老孙比我大两岁,去年退的休。退休前是灯泡厂的流水线工人,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年,落了一身职业病,手指关节粗大变形,一到阴天就疼得龇牙咧嘴。他来找我那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坐在我办公室的塑料凳子上,把一张退休金明细翻来覆去地看,翻得纸张边角都起了毛。
“老周,你给我看看,我咋才开这么点儿?”他把那张纸推到我面前,手指戳着最底下的数字,“两千一。我干了四十年,就两千一。”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不用细算,他这个情况我太熟了。企业退休,按最低基数缴的社保,工龄看着长,但缴费指数低,个人账户里的钱少得可怜。算来算去,就是两千出头。
我跟他说了这个情况。他听完,半天没说话,最后从兜里摸出一根烟,也不点,就夹在手指间来回搓。过了好久,他低声说了一句:“我闺女要结婚了,我连个像样的陪嫁都拿不出来。”
我不知道怎么接。办公室里的空调嗡嗡响,老孙把烟塞回兜里,站起来走了。他工装背后有一块汗渍,形状像个不规则的岛屿。
第二个来找我的,是小赵。
小赵是街道办新来的网格员,二十八岁,大学本科学历,考了三年才考上这个编外岗位,一个月到手三千二。她来找我不是为了自己,是替她爸问的。她爸今年五十三,在县城开了二十年小饭馆,没有社保,只有一份一年交几百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周叔,我爸那个保险,以后能领多少?”她站在我办公桌前面,手里拿着个小本子,随时准备记。
我在系统里查了一下,告诉她:“按现在的标准,满打满算,一个月大概一百多块钱。”
小赵的笔停住了。她抬头看我,眼睛瞪得很大,大概在等我往下说,以为还有别的什么补贴、什么政策。但我没有补充。因为确实就这么多。
她的笔在纸上戳了一个黑点,然后她把本子合上了。“一百多,”她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像是在称它的重量,然后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还不够我一个月的话费。”
她转身出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手机屏幕还亮着,壁纸是她爸和她妈的合影。老两口站在饭馆门口,系着油渍麻花的围裙,笑得很开心。
第三个来找我的,严格来说不是“找”,是被我叫过来的。
他叫小杨,是我们街道的人,二十六岁,跑外卖的,在我辖区租了个隔断间。我认识他是因为去年人口普查,他正好在家,开了门,脸上带着外卖骑手标配的头盔印子,从额头到下巴晒出黑白分明的两道线。
普查的时候我顺便问了一句他的社保情况。他说没有。我说平台不给交吗?他笑着反问我:“叔,您觉得可能吗?”
后来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事。小杨这样的骑手,和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关系——至少在法律认定上,这叫“新型用工关系”,平台不承担社保缴纳义务。他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跟机动车抢道,出了事算自己的,生了病也扛着,老了以后的保障更是一张白纸。我粗略算了一笔账,像小杨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想退休后拿到和普通企业职工差不多的待遇,现在每个月至少要自己掏一千多块钱去交社保,而且要连续交满十五年。一千多块钱是什么概念?是他跑三四天单子的全部收入。房租不要了?吃饭不要了?还是说年轻的时候就不活了,先存着给三十年后的自己用?
这些问题,他回答不了我。我自己也回答不了。
所以那天晚上,我特意去他常等单的那条街找他。十点多了,他还坐在电瓶车上刷手机等派单,车把上挂着一份已经凉透的炒面。我走过去,递了根烟,问他:“小杨,你以后养老的事,想过没有?”
他接过烟,没点,别在耳朵上,冲我咧嘴一笑:“周叔,我现在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没着落,您跟我谈四十年以后的事?”
我也笑了,笑完觉得嘴里发苦。你没办法去责怪一个正在水里挣扎的人为什么不学游泳,他光是浮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这三个人,退了的、上班的、跑外卖的,像三块拼图,拼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图景。老孙代表过去——他们那一代人,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工厂,交给了一条流水线、一把螺丝刀、一双磨出老茧的手。但那些年,很多企业的社保是按最低标准交的,甚至压根没交。等他们退了休,发现所谓的“老有所养”,不过是勉强糊口。小赵的父亲代表沉默的大多数——那些没有固定单位、在城市的夹缝里自谋生路的个体户、小商贩、打零工的人,他们年轻时没有意识到社保的重要性,或者说意识到了也无力负担,等到临近晚年,才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窟窿边缘。而小杨代表未来——那些在算法里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连“单位”这个概念都快没有了,社保体系还没来得及完全适应他们的存在,而他们自己也因为眼下的生存压力,无力去想遥远的事情。
这三块拼图拼出来的答案是什么?就是标题里那两个字:变天。
我说的“变天”,不是说天要塌下来,而是规则在变、结构在变、每个人脚下的那块地板在变。过去几十年,我们习惯了某一种养老模式——上班的时候单位替你交大头,退休了按月领钱,子女再帮衬一点,日子总能过得去。但这个模式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拆解。人口结构在变,劳动力在减少,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交钱的人越来越少。就业形态在变,像小杨这样的灵活就业者全国有两亿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游离在社保体系之外。而最根本的是,人们的预期在变——以前养儿防老,现在儿女自己都活得很吃力,老孙连闺女的陪嫁都凑不出来,你怎么指望她还能反哺?以前活到七十算高寿,现在人均寿命奔着八十去了,退休后还有二十年要活,那点钱根本不够。
这个“天”要变,不是明年一下子就变,而是二十年、三十年后回头看,才能看到那条分水岭。但对于现在三十岁、四十岁的人来说,那条线已经看得见了。你是在线的这一边,还是在另一边,取决于你现在每一年的选择。
说完这些,我的故事差不多该结尾了。但就在前两天,又有人来找我了。
不是别人,还是老孙。他这次来不是抱怨的,是来咨询的。他说他听说有一种叫“个人养老金”的新政策,问我靠不靠谱。我说,那得你自己决定,不过有几点你可以记一下。个人养老金,简单说就是你自己开一个账户,每年往里面存钱,上限一万二,存进去的钱可以抵扣个税,退休后取出来花。它的核心就八个字:自愿参加,风险自担。它不是灵丹妙药,但它至少是一个信号——国家在告诉你,光靠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不够了;光靠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你所在的企业也未必愿意交。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相当于在告诉你,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晚年额外存一笔钱。这笔钱可以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也可以是你自己做的其他储蓄和投资。
老孙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我看着他,六十一岁,指关节变形,头发白了大半。我想说“有点晚了”,但我说不出口。我最后说的是:“来得及。只要你开始想这件事,就比不想强。”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打开自己的手机银行,看了看这些年零零散散买的一些理财产品。然后我给儿子发了条微信:“宇航,你那个社保,抽空去查一下缴费记录。”
过了好一阵子,他回了个“好的”。
我知道他大概率转头就忘了。去年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到现在也没去查。但我今年再提醒他一次,明年还会再提醒。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做的最实在的事——自己看住自己的钱,然后不停地告诉年轻人,别等。
养老这件事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从来不会在你年轻的时候跳出来警告你。它像一列从远处慢慢开过来的火车,声音很小,你忙着赶路,根本听不见。等你听见了,车头已经顶到你面前了,你想躲都来不及。
所以,退了休的,别把养老金当成唯一指望,能攒就再攒点,能省就再省点,别把养老本提前掏给子女,那是在抽自己晚年的梯子。还在上班的,不管你多忙、多累、多觉得自己没钱,都去查一查自己的社保缴费基数,别让人按最低档给你交了二十年,最后拿到的钱连房租都不够。跑外卖的、送快递的、做直播的、开网约车的,你们是这个社会最累的一批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批人,不要只顾着眼前的单子,哪怕一年只能挤出几百块钱,也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你可以不信任任何机构,但你得信任时间。
再过一年,政策会变,规则会变,但不管怎么变,有一件事不会变——你今天为自己晚年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真金白银地改变你未来几十年的生活。这件事没有人能替你操心,连你的亲生儿女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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