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拨回到大业三年（607年）。
北边茫茫的大草原上，杨广袖子一甩，两千万段丝绸就这么送出去了。
在他看来，这点东西压根不算事儿，不过是毛毛雨。
这一回，突厥那边来了个大团，启民可汗领着三千五百个头头脑脑来磕头。
杨广心里美滋滋的，大摆宴席，这就开始发“红包”了。
两千万段帛啊，那是啥概念？
这可不仅是银子，那是大隋库房里响当当的硬通货。
可跟这笔天文数字比起来，真正让后世读史的人手心冒汗的，是他在这次溜达途中，脑门一热定下的另一桩买卖。
饭局散了，杨广瞅着这帮拿了赏赐乐呵呵的突厥人，心里头突然犯起了嘀咕：这帮家伙拿钱是开心，以后要在边境搞事情咋整？
换做咱老百姓，顶多回家把门窗加固一下，多挂把锁。
可杨广是天子，他的脑回路是：既然不放心，那就把长城修起来。
圣旨一下，榆林到紫河那一片，重修长城的大工程立马开工。
为了抢进度，杨广一口气拉了一百多万壮丁。
这一百多万人里头，最后有几十万号人，直接就累瘫在工地上，再没爬起来。
这就是“天子出巡”的代价。
不少人让古装剧给带偏了，以为皇上微服私访是去体察民情，多浪漫啊。
其实历史上真资格的皇帝出门，特别是杨广这种咖位的，对国库和老百姓来说，那简直就是一场躲不过去的灾难。
这笔账，咱得好好算算。
算清楚了，你就懂了为啥后来的大臣，一听皇上要动身，跟天塌了似的死命拦着。
问题的根儿，不在路费那几个钱，而在于那个“坐龙椅的人”，身份变味了。
咱先翻翻杨广年轻时候的履历表。
挺有意思，这位爷历史上可不是一登基就瞎跑。
坐上皇位前，他可是个出了名的“出差狂人”，关键是名声还挺好。
他爹杨坚是开国猛人，杨广这富二代，起步就是顶配。
十三岁，他就干到了并州总管。
这可不是挂个虚名，那是山西片区的一把手。
还是个半大孩子呢，就离了长安，在外面独当一面了。
后来兜兜转转，河北道行台尚书令也干过，雍州牧也当过。
等到二十岁，大隋要灭陈。
刚成年的杨广，直接挂帅，成了前线的大统领。
这一趟差出得，那是战功彪炳，大军一路杀到南京，把南北朝分裂的日子彻底终结了。
二十岁前，咱不敢保他真懂治理，毕竟岁数太小，好多官帽子可能是给面子。
但那一年，他确确实实跟着队伍，一步一个脚印从长安走到了长江边。
灭了陈才两年，南方又乱了。
二十二岁的杨广，二话没说，又杀去扬州坐镇。
这一蹲就是十年。
等到三十二岁，突厥以此闹事，杨广又领兵北上灵武。
虽说这次没捞着大仗打，但他确实一路溜达到了现在的银川那边。
摊开地图瞅瞅，三十多岁的杨广，脚印已经盖满了当时中国的核心地盘。
从山西到江苏，从陕西到宁夏，哪儿没去过？
哪儿没干过事？
最神的是，对于这几趟远门，哪怕是后来骂他骂得最凶的史官，也都难得地点了赞。
为啥？
因为那时候杨广的身份是“儿子”，是“带兵的”，是“藩王”。
拿现在的职场话说，他那是公司的“大区经理”或者“项目总监”。
他出差，那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灭陈是打仗，去扬州是平乱，去灵武是守边。
目标清楚，预算有人卡着，头顶上还有个“董事长”杨坚盯着。
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乱来，也没那个权。
可从灵武回来，风向变了。
往后四年，杨广跟钉子似的钉在长安，哪儿都没去。
理由很简单：这一年他夺嫡成功，当了太子。
当太子就是储君。
储君嘛，不能随便离京。
这四年，他被关进了权力的笼子，离那把椅子就一步，但身子骨不自由了。
这四年，不光是在熬资历，也是他心里头欲望疯长的四年。
四年后，杨广上位。
那个曾经精明能干的“项目经理”，终于熬成了这庞大帝国的“董事长兼CEO”。
这时候，他又想出去溜达了。
可这回，当他再迈出长安城门，性质全变了味。
604年十一月，刚登基四个月，杨广头一回离开关中，奔了洛阳。
这一动窝，就再没消停过。
605年八月，离了洛阳下扬州。
606年三月，从扬州回洛阳。
607年三月，回长安，五月又北上山西，六月到了榆林。
短短三年，行程排得密不透风。
那这三年他造了多少钱？
如果只算差旅费——哪怕带着一万御林军，吃香喝辣，对大隋这种体量，那是九牛一毛。
国家出得起。
真正要命的，是皇帝出门的“隐形账单”。
这好比一家跨国巨头的老板去视察。
机票钱、总统套房钱，哪怕包场游乐园，对公司来说那是洒洒水。
最怕的是，老板路上脑子一热，指着块荒地说：“我看这儿行，盖个分公司。”
或者瞅着个夕阳行业说：“我觉得有戏，投个几百亿试试。”
老板一个念头，底下人跑断腿，公司的现金流搞不好直接崩盘。
杨广就是这么个上头的老板。
头一回去洛阳，觉得地盘不错，就是城太破，配不上自己。
大笔一挥：造新洛阳城。
为了这个“配套”，大隋短短十个月，每个月得拉两百万人服劳役。
两百万人啊，当时才多少壮劳力？
地没人种，家散了，就为了给皇上出差修个歇脚的地儿。
第二回去扬州，嫌路不好走，风景不行。
大笔一挥：挖运河，造龙舟。
跟着的队伍十几万人，船队连起来一百多公里。
他坐的那艘龙舟，奢华得让工匠都想破了头。
这哪是出差，这就是个移动的碎钞机。
第三回北上，为了从长安快点到山西，嫌绕路费劲。
大笔一挥：修路。
调了十几个郡的民夫，硬是在太行山上凿出一条高速路。
然后到了草原，见着启民可汗一高兴，赏了两千万段帛；一琢磨安全，又拉百万人修长城。
这些拍板的事儿，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国家级的超级工程。
可在杨广这儿，不过是旅途中的“随手一挥”。
修洛阳、挖运河、开驰道、筑长城…
所有这些大动静，全发生在他登基头三年，全都是围着他的旅游路线转。
这还没算后来三打高句丽那个无底洞。
这会儿咱再回头琢磨，为啥杨广当亲王时老往外跑，大伙夸他能干；当了皇上再跑，就成了昏君？
因为权力的那个圈，没了。
当亲王，每个决定都得审批，能调动的资源有限。
想修路？
没预算。
想修城？
没权限。
可当了皇上，普天之下都是他的。
他眼里的“成本”，跟老百姓眼里的“命”，那根本不是一个度量衡。
他觉得修长城是为了安稳，嘴皮子一碰就行。
但在下面，那就是几十万个家庭的顶梁柱回不来了。
这种“无限权力”带来的“无限烧钱”，才是皇帝出门最大的诅咒。
历史上栽这上面的不光杨广。
元英宗想打猎，结果碰上“南坡之变”，命丢在外面，元朝的改革刚起头就断了，国运也跟着折了。
明英宗朱祁镇，也是心血来潮要御驾亲征，搞啥“北上调研”。
结果大伙都熟，土木堡一战，大明二十万精锐全报销，几十年的家底赔了个底掉，皇上自己还被人抓去当了肉票。
这些带血的教训，成了后来历朝历代大臣心里的阴影。
所以你看后来的朝廷，只要皇上稍微露点想出去玩、想考察的意思，大臣们立马像疯了一样扑上来，引经据典，甚至以死相逼，也要把皇上摁在深宫里。
他们真不是心疼那点路费。
他们是怕皇上出去了，看哪座山不顺眼要移走，看哪条河别扭要改道。
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把“CEO”关在办公室里批奏折，虽然枯燥点，但绝对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活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