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秋冬之交的一个黄昏,汴京城东二厢永庆坊,一个四五岁的女童被人牵进了宝光寺的大门。

永庆坊是汴京城里染坊集中的地方,空气中常年飘着靛蓝和皂角的味道。

女童的父亲是染局匠人王寅,母亲在生下她后便因产后血崩去世了。

王寅用菽浆——也就是豆浆——一口一口把这个女婴喂活,竟也养到了能走路的年纪。

只是这孩子有些异样:从出生起就不哭不笑,襁褓之中未尝啼哭一声。

汴京有风俗,父母疼爱孩子,便送去佛寺“舍身”以祈福禳灾。

王寅怜惜这个没娘的女儿,便抱着她走进了宝光寺。

天色向晚,殿中诵经声已歇,香火将尽未尽的烟气在梁柱间游走。

住持僧人走过来,低头看见那个女童,面无表情地立在殿中阴影里,既不怯生,也不好奇。

高僧忽然高声怒斥:“佛门净地,你不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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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落地,女童仍然不哭不笑。

王寅惶恐地抱着女儿退出寺门。

他不知道该对这个刚刚被佛门拒之门外的孩子说什么。

汴京城一百四十万人口,每天都有婴儿出生,每天都有孩子被送入寺庙祈福。

唯独他的女儿,被僧人呵斥着赶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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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童后来被唤作李师师。

而那句“佛门净地你不该来”,日后被无数笔记、诗词、小说反复引用,成为她传奇一生的第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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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在正史中没有立传。

《宋史》后妃传、列女传均无其名。

但她在宋、元、明、清四代的笔记、诗词、野史中反复出现,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开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汴京瓦肆伎艺的群芳谱时写道:“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

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

名列第一。

所谓“角妓”,即歌妓。

李师师最擅长的是“小唱”——唱的是“长短句”,也就是宋词。

歌妓之身,列名于汴京瓦肆伎艺之首,这本身说明她的唱功在当时已非寻常之辈可比。

宋人笔记《墨庄漫录》的作者张邦基记载:“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

“平康”是唐代长安妓馆聚集的坊名,后世用以指代妓院聚集之地。

“名著一时”四字,是当时人对她声名的准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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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本名不叫李师师。

父亲姓王,她本是王寅的女儿。

母亲早亡,四岁时父亲又因染布延期获罪死于狱中。

一个孤女流落街头,被经营妓院的李蕴收养,从此改姓李。

李蕴请人教她琴棋书画、歌舞技艺。

等她长成,不仅模样出众,技艺也冠绝一时,渐渐成了汴京城里最有名气的艺妓。

关于她交游过的名人,史料记载颇为丰富。

据各种笔记和词作考证,与她有过交往的北宋名人包括词人张先、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以及宋徽宗赵佶。

这些名字几乎串联起了北宋中后期词坛的半壁江山。

张先(990—1078年)是其中年龄最长者。

这位活了八十九岁的老词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专为李师师创作了新词牌《师师令》。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为一个年轻的歌妓创制词牌,这件事本身便能说明李师师在汴京文艺圈中的地位。

晏几道(1038—1110年)也留下了赞美她的词作。

他在《生查子》中写道:“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

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

晏几道写此词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一句,将他见过的所有女子都比了下去。

秦观(1049—1100年)也有一首《一丛花》提及李师师:“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

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飔。

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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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晏几道、秦观三人均在宋徽宗即位前已去世或老迈。

他们与李师师的交往,发生在李师师出道初期,即元丰至元祐年间(1078—1094年)。

这为后世考证李师师的出生年份提供了重要线索——若她能与张先、晏几道等人交游,则其生年不会太晚。

罗忼烈教授在《谈李师师》一文中考证:北宋只有一个李师师,她大约生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

由此推算,她比周邦彦小六岁,比宋徽宗赵佶大二十岁。

她在熙宁末年(1077年左右)曾见张先,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与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交游,在元祐年间(1086—1094年)与晁冲之交游,到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雄踞瓦肆歌坛。

这个时间线如果成立,李师师在政和年间名噪一时时,已是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女子,比宋徽宗年长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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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后世文艺作品中那个与皇帝谈情说爱的年轻女子形象,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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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是后世对她最热衷的话题,也是史料最混乱的部分。

宋徽宗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比李师师小约二十岁。

他于元符三年(1100年)即位,时年十九。

在位期间,他自称“道君皇帝”,热衷于艺术、道教和享乐。

《宋史》说他“善书画,工诗词”,是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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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李师师开始往来的时间,史料没有确切记载。

但据《宋史》及相关笔记推断,大约在政和六年(1116年)至政和七年(1117年)之间。

到宣和初年(1119年之后),这层关系已是路人皆知。

宣和元年(1119年),谏官曹辅在奏疏中直接指责皇帝“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

这个“某娼”,极可能就是李师师。

宋徽宗去李师师那里,是“微行”——换下龙袍,扮作平民,从宫中偷偷溜出去。

内侍官张迪为他引荐,初次见面时,徽宗自称“大商人赵乙”。

第一次的见面礼是内宫所藏“紫茸二匹,霞叠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二十镒”。

一镒合二十四两,二十镒就是四百八十两白银。

宋徽宗对李师师的评价,在宫中嫔妃面前亲口说过。

有一次宫内宴会,嫔妃云集,后来的宋高宗赵构的母亲韦贤妃悄悄问赵佶:“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

宋徽宗回答:“无他。

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

意思是: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让你们一百个人都换上素淡的衣裳,让这个女子混在你们中间,她自然与众不同。

那种幽雅的风姿气韵,不在于容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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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被记入宋人笔记,是宋徽宗本人对李师师最直接的描述。

他强调的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幽姿逸韵”——那种超越容貌的气质。

宋徽宗赐给李师师的金银财宝无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带的赏赐。

宋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方能服金带。

而倡优之身的李师师竟获此殊荣。

这一事实被记载于官方公牍《三朝北盟会编》中。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下旨:“应有官无官诸色人,曾经赐金带,各据前项所赐条数,自陈纳官,如敢隐数,许人首告犯人,重行断遣。

……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只应倡优之家,……曾特赐金带,许系金带人,并行陈纳。”

这道圣旨明确列出了李师师的名字,证明她确实以“倡优”身份侍奉过宋徽宗并获赐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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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笔记《老学庵笔记》亦记载:“朱勔家奴数十人,皆服金带。

宋制亦三品以上方许服金带,乃倡优奴隶皆得此赐……僭滥至此。”

将倡优与三品以上官员同等待遇,在当时被视为“僭滥”——越礼过分。

王国维先生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考辨周邦彦与李师师之事时,曾引《片玉词》中《诉衷情》一阕,词曰:“当时起舞万人长。

玉带小排方。

喧传京国声价。

年少最无量。

花阁迥,酒筵香。

想难忘。

而今何事,佯向人前。

不认周郎。”

王国维怀疑此词即为李师师所作。

词中“玉带小排方”——玉带,正是宋时极尊贵的服饰。

王国维写道:“按:师师曾赐金带,见于当时公牍《三朝北盟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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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与李师师的关系,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

一个皇帝与一个歌妓的交往,在正史中被沉默地略过,却在官方公文、私人笔记和词作中留下了痕迹。

关于宋徽宗、周邦彦、李师师三人之间那段广为流传的“床下躲人”故事,则需要单独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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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

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

故事说宋徽宗带了新橙来给李师师,周邦彦躲在床下偷听,事后填了一首《少年游》。

这个故事在后世被反复演绎,成为李师师传奇中最香艳的一笔。

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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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先生明确指出《贵耳集》的记载不符合事实。

理由有三:其一,政和元年(1111年)周邦彦已经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其二,文中说周邦彦任“开封府监税”,这不是卿监侍从该做的事;其三,文中提到的“大晨乐正”等官职,宋代根本没有。

罗忼烈教授亦持同样观点,认为宋徽宗与周邦彦因李师师发生争端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此外,李师师比宋徽宗大二十岁。

一个五十多岁的歌妓与一个三十多岁的皇帝之间的故事,被后世文艺作品改编成了青年男女的爱情传奇——这中间的差距,正是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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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周邦彦与李师师确有交往,这一点没有疑问。

周邦彦(1057—1121年)妙解音律、工于文词。

京城歌伎无不以唱他的新词为荣。

李师师以“小唱”闻名,唱的正是“长短句”——宋词。

一个写词、一个唱词,二人除了一般男女关系外,还有音乐上的师生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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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元年(1126年),李师师的人生走到了转折点。

这一年正月,宋徽宗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桓,自己退位为太上皇。

李师师失去了最直接的靠山。

同月十五日,宋钦宗下旨追缴金带。

李师师名列其中。

不久,钦宗下令籍没李师师家。

《三朝北盟会编》载:“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曾经祗应倡优之家……逐人家财籍没。”

“籍没”意为登记并没收全部家产。

曾经冠盖京华的一代名妓,一夜之间家产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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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籍没的过程,还有另一种说法。

《李师师外传》记载:当时金兵在河北边境进犯,形势危急,李师师“乃集前后所赐之钱,呈牒开封府,愿入官,助河北饷”——她把宋徽宗前后赏赐的金钱集中起来,上书开封府尹,愿意全部上缴府库,以资助河北军饷。

随后她又通过张迪向太上皇请求,“愿弃家为女冠”——愿意抛弃家业做女道士。

宋徽宗准许了,赐她住在城北的慈云观。

无论是被抄家还是主动缴纳,李师师在靖康元年失去了她的财富、地位和原来的生活。

同年十一月,金兵攻破汴京。

次年四月,金军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及后妃、宗室等数千人北上。

史称“靖康之变”。

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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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没有随徽钦二帝北上。

她在汴京陷落前已离开宫廷,匿于民间,或者已住进了城北的慈云观。

此后她的下落,成了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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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师师在靖康之变后的结局,史料给出了至少三种不同的记载。

第一种说法:流落江南,老死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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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最为详细:“靖康中,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绉、武震辈,例籍其家。

李生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

李师师被抄家后流落到江浙一带。

当地的士大夫还邀请她唱歌,但她已衰老憔悴,完全没有当年的风采了。

明代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记载相似:“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

南宋初年理学家刘子翚在《汴京纪事》诗中写道:“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

刘子翚说自己在湖湘间亲眼见到了沦落风尘的李师师。

“缕衣”即金缕衣,“檀板”是歌唱时用的拍板——当年的华服与乐器都已失去了光彩。

只有那“一曲当时动帝王”的往事,还在人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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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与此相类,但添加了“后流落湖湘间,为商人所得”。

清代陈忱《水浒后传》则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今杭州),寄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生,“唱柳耆卿‘杨柳外晓风残月’”。

第二种说法:以死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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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外传》记载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金兵攻破汴京后,金主久闻李师师之名,主帅挞懒指名索要,欲献给金太宗。

叛臣张邦昌领着金兵四处寻找,最终抓到李师师,献于金营。

李师师怒斥张邦昌:“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

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

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贽耶?”

说罢,拔下头上的金簪自刺咽喉——未死。

又折断金簪吞下,一代名媛香消玉殒。

第三种说法:被俘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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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丁耀亢《续金瓶梅》等书记载,李师师在汴京失陷后被俘虏北上,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金兵为妻,耻辱地了结残生。

但这种说法遭到质疑:当时金帅挞懒是按张邦昌等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妇女的,李师师早已当了女道士,不在此列。

三种说法中,以第一种“流落江南、老死江湖”最为可信。

《墨庄漫录》作者张邦基是与李师师大致同时代的人,他的记载是当事人或接近当事人的记录。

刘子翚的诗也是南宋初年的作品。

而《李师师外传》是传奇小说,属于文学作品而非信史。

一个曾经“一曲动帝王”的歌妓,在国破家亡之后流落江南,衰老憔悴地为士大夫唱歌——这个结局远比吞金簪自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更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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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六年(1116年)秋冬之交的那个黄昏,宝光寺的高僧对那个不哭不笑的女童说:“佛门净地,你不该来。”

他不该来的地方是佛门。

他该去的地方是红尘。

而在红尘最深处,他成了汴京第一名妓,与词人唱和,受皇帝赏赐,获金带,号“飞将军”。

然后靖康之变,家产籍没,流落江南,衰老憔悴,在湖湘之间为士大夫唱完最后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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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佛寺殿中不哭不笑的女童,一生没有在正史中留下一个字。

但《东京梦华录》记下了她的名字,《墨庄漫录》记下了她的歌,《三朝北盟会编》记下了她的金带,《汴京纪事》记下了她的老去。

一个倡优之身的女子,被四朝文人笔记、诗词、野史反复书写。

她的真实命运,远比后世文艺作品中的传奇更平实——而平实本身,就是历史最沉重的笔法。

刘子翚的诗句是最好的收束:“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