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庆武
5月份，我看到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林聚任教授发了一系列文章，围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40周年，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文章中说，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于1986年秋设立，已历经四十载春秋，而今发展壮大为拥有本、硕、博、博士后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一级学科，成为国内社会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山东大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为什么社会学系直到1986年才成立呢？我找了一系列材料，才了解到社会学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经历了很多波折，这里介绍一下。
新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其“取消”与“恢复”并非单纯的学科调整，而是与当时的国家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紧密相连。以下是这一历史过程背后的原因：
一、 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
（1952年）
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全面取消。其主要原因包括：
意识形态与理论冲突：建国初期，国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不需要再保留一门专门研究社会的“资产阶级学科”。
社会学被视为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学问，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对立。因此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学科”而受到取缔。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社会学则是讲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苏联模式的影响：建国初期，中国在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上全面“一边倒”学习苏联。在苏联的学科体系中，社会学同样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中国随之效仿，将社会学的内容拆解并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中。
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系的确立，国家认为可以通过行政指令、政策文件和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单位制”和行政主导的治理模式下，客观、实证的社会调查和独立的社会学研究被认为是不必要甚至可能干扰国家政策的。
二、 社会学恢复的原因
（1979年）
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会成立，标志着社会学正式恢复。其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来自现实危机与思想解放：
现实社会问题的倒逼：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中国社会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如知青返城、就业困难、婚姻家庭危机、青少年犯罪、人口老龄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等。
仅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和思想政治工作已无法有效应对这些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国家迫切需要一门能够提供科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学科。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开始反思过去将社会学等同于“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教条主义错误。
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最高层的定调为社会学的恢复扫清了政治障碍。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随着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带来了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国家在进行宏观决策、制定社会政策、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时，需要社会学提供关于国情、民情、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的科学依据。社会学从“批判的武器”转变为“建设的工具”，其应用价值得到了重新确认。
老一辈学者的呼吁与努力：以费孝通、雷洁琼等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社会学家，在恢复初期积极奔走，通过创办培训班、重建研究机构、开展大型社会调查（如小城镇研究）等方式，迅速搭建起了学科重建的框架，用扎实的研究成果证明了社会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
总结来说，社会学的取消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而社会学的恢复，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回归，更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应对复杂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国家治理科学化提出的必然要求。
三、社会学恢复以后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1979年社会学恢复后，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并没有将目光局限于书斋里的理论构建，而是迅速将学科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宏大进程紧密结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小城镇研究”。
1980年代，我在无锡市工作。对于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于小城镇研究和苏南模式的研究有所了解。感觉到社会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还是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
这项研究不仅是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破冰之作”，更直接影响了国家关于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城市化道路的顶层决策。以下是具体的影响脉络：
1. 敏锐捕捉时代痛点：从“农村剩余劳动力”切入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但也暴露出一个巨大的现实危机：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哪里去？如果大量农民盲目涌入大城市，势必引发严重的城市病和社会动荡。
费孝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核心矛盾。他提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不能单靠农业，也不能仅靠大城市，必须寻找一条“离土不离乡”的新路子。这为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点。
2. 提出“小城镇，大问题”：重塑国家城市化战略
1983年，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进行深入调研后，发表了著名的《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他通过实地考察苏南地区的经验，向中央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观点：
蓄水池作用：小城镇是连接城乡的纽带，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经济节点：小城镇是农村商品经济的集散地，发展小城镇是繁荣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打破了当时“限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的保守思维，直接推动了中央将“积极发展小城镇”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几十年的城镇化格局。
3. 总结“苏南模式”：为乡镇企业崛起提供理论背书
在小城镇研究中，费孝通及社会学界对苏南地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现象进行了系统总结，提炼出了著名的“苏南模式”。
他们指出，农民利用集体土地和积累的资金，在城镇周边发展工业，实现了“农工相辅”。这一研究从学术上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极大地鼓舞了基层探索，为后来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和理论背书。
4. 倡导“行行重行行”：奠定科学决策的实证基础
社会学恢复后，费孝通大力倡导“行行重行行”的田野调查作风。他不仅研究苏南，还考察了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温州模式）、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珠江模式）以及内地的边区开发。
这种基于大量一手数据、脚踏实地的社会学调查，改变了过去仅凭主观意志或单一行政指令制定政策的习惯。它促使国家决策层意识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改革开放不能“一刀切”，必须因地制宜。
总结而言，费孝通等学者推动的小城镇研究，是中国社会学“学以致用”的典范。它成功地将一门曾被取消的学科，转化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智库”力量，不仅解决了当时农村发展的燃眉之急，也为中国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发展
1990年，我由无锡调入山东社会科学院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了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是邵景钧研究员。以后又由彭立荣和李善峰研究员继任所长。
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比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还早。社会学研究所聚焦社会发展理论、战略规划及社会转型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女性与家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社区规划、社会发展与预测、社会阶层与民营经济、社会政策和项目评估等。
1997年我被聘任为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以后，比较重视田野调查。特别是与日本东北大学农村社会学家小林一穗教授合作，进行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研究，出了一系列成果。实际上也把农村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方向。
2009年，我由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转任山东社科院省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社会学所合并到省情研究中心，成立了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研究院。我退出一线领导岗位，由原社会学所所长李善峰同志担任研究院院长。
李善峰研究员是山东大学最早培养的一批社会学学者，曾经长期担任山东省社会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农村社会学研究方面，特别是梁漱溟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最近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他还接受了专访。
山东社会科学院把省情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合并在一起，也应该是一种探索。这既有利于发挥智库作用，又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也可以说是与社会学研究有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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