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党龄比党还早一年，1955年授衔时，老革命王维舟坚辞大将军衔|大将军衔|授衔|王维舟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不少人都盼着能拿到更高的荣誉，有这么一位老革命，组织都把他列进大将军衔初评名单了，他知道消息当晚就写了辞呈。不管谁上门劝说都没用，就撂下一句硬话，直接把这事定了。他就是经历过半辈子风雨的老革命家王维舟。

王维舟1887年生于四川宣汉的贫苦农民家，小时候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种地，22岁那年离开老家考进了成都的四川陆军弁目学校。毕业之后他进了四川新军，后来还参加保路同志军，跟清军打过不少仗。辛亥革命后他当上川军团长，见多了军阀抢地盘刮地皮，对这条路越来越失望。

1920年，33岁的王维舟到了上海，经人介绍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当年就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在上海的海外早期支部。算下来，这时候距离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还有快一年时间。他这辈子很少跟人提这段经历，从来不会拿老资历压人。

早在大多数旧军人还在军阀堆里找前程的时候，他已经选好了要走的新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在武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彻底变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9年，革命还在低潮，他带着队伍进了川东大巴山，直接在这里举起了红旗，拉起了川东游击军。

刚开始队伍人不多武器也不齐，全靠着熟悉地形扎稳了脚跟。王维舟跟战士们一起住山洞，吃一样的苞谷饭穿一样的草鞋，三年下来队伍越打越大。1933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三十三军，徐向前亲自点将让王维舟当军长。

后来刘湘组织二十万大军发动六路围攻，王维舟带着红三十三军在东线阻击，打了好几场硬仗，部队伤亡很大。他随身揣着个小本子，每牺牲一个干部战士，都认认真真记下人家的籍贯牺牲时间和地点。仗打完的时候，小本子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好多没留下名字的战士，永远埋在了大巴山里。这段经历，记在他心里记了一辈子。

抗战爆发后，王维舟当上了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奉命留守陇东，守着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这里条件苦得离谱，地贫水缺到处都是沟沟壑壑，他带着部队进防区第一件事不是修工事，直接领着大家开荒种地。他自己扛着镢头下地干活，还给每个人定了开荒指标，种出来的粮食除了部队吃，多余的全分给揭不开锅的当地老百姓。时间久了，老百姓都亲切叫他王善人。

抗战胜利后他去西北军区当副司令员，主要管后勤保障，这个活儿不容易出风头，可前线离了他根本转不动。1950年他转到地方工作，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早就脱离了军队序列，这也成了他辞衔最硬的理由之一。他在辞呈里写，我有什么脸面安享大将尊荣，说这话的时候，他脑子里全是小本子上那密密麻麻的名字。

论资历，他辛亥革命就参加了，是川东游击军的创建人，红三十三军的军长，够格当大将没得人说啥。论功劳，硬仗打过，后方工作也干得相当出色，怎么算都轮不到他辞。可他偏不，那句“我党龄比党早一年”，说的其实是，我比好多同志早一步走上这条路，就该在荣誉面前往后退，不能占着位置。那时候像他这样拿老资历推荣誉的，真找不出第二个。

授衔典礼在北京中南海办的时候，王维舟压根没去，就待在自己住处，靠着收音机听完了整场典礼。收音机里念的名字，好多都是他当年的老部下老战友，他就安安静静坐那儿听完，一点波澜都没有。后来有人问他，没去参加典礼，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要是图那个，当年就不会写那封信了。

不少人应该也听过，当年授衔的时候有人争军衔，又是写信又是找领导说，对比下来王维舟的做法，真的太圈粉。辞衔第二年他当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管的是党员纪律，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标准压到最低。他工资大半交了党费，剩下的还要抽出一部分，定期寄给大巴山的烈士家属，不管是孩子上学还是老人看病，能帮的他都帮，自己一套旧军装穿了好多年都舍不得换。

有一回一个犯了错的老部下找过来，想靠着老交情求他说情。王维舟没等对方把话说完，直接拍了桌子，把老部下狠狠训了一顿。老部下低着头脸色难看地走了，王维舟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过了几天他还记着这事，托人给老部下家里送了几十斤粮票，他讲原则不徇情，但也记着人家家里的难处。

晚年王维舟回过一次宣汉老家，车停在当年拉队伍的山坡下，他让随行的人别跟着，自己慢慢走上了坡顶。他站在坡顶看了很久对面的大巴山，山还是当年的山，沟还是当年的沟，当年跟他一起举旗的人，十个有九个都不在了。他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最后转过身对着大山深深鞠了一躬，才慢慢走下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