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宋馥李
过去25年来，“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是全球经济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议题之一。围绕大分流的研究和争论，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史的数据建设。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学者开始系统构建跨区域的数据库，涵盖历史GDP、实际工资、技能溢价、政府收入、贸易条件、人力资本、土地利用等指标，这些量化研究又持续不断地引发新一轮的激烈讨论。
何谓“大分流”？
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选取英国与中国江南两个区域进行比较后发现：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两地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积累和技术等方面非常相似，欧洲并无明显优势。彭慕兰在其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认为，造成东西方历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西欧通过海外殖民掠夺摆脱本土的生态困境。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易于开采和运输，由此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东西方历史这一分道扬镳的过程，被彭慕兰称之为“大分流”。
不过，“大分流”这一术语并非彭慕兰的发明，但他让这一议题在全球经济史学界广泛流行并引发持续至今的大论争。这场论争也促使经济史学者超越欧洲经验，将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纳入比较框架，真正实现了学科的“全球化”。这些论争也告诉我们，中西方的“渐行渐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制度演变、文化基因（信任网络的构建方式）、地理禀赋以及关键历史节点的政策选择等多重因素在漫长历史中交织、累积的结果。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 著 史建云 |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
2026年6月22日到24日，首届“漓江雅集”国际学者来华交流活动在桂林举办，本次活动以“‘大分流’与全球史研究”为核心主题，可以视作这场全球“大分流”辩论的延续。来自25家海内外机构的三十余位中外学者，围绕“‘大分流’与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大数据与量化历史研究”三大板块进行了深度研讨。
本次交流活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联合主办，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香港大学量化历史研究中心协办。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文韬在致辞中谈道：“大分流”议题虽发轫于西方学界，但唯有搭建东西方学者面对面研讨的平等平台，开展双向对话，方能跳出单一视角的局限，形成更为客观、完整的学术阐释。
据了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大分流”所揭示的技术扩散、资源配置与全球不平等议题，采用全球化、多元化和横向对比的视角加以考察，引进出版了一系列经济学经典和学术图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黄轩庄也表示，期待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深化中国出版界同全球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以优质的学术出版推动学术研究向全球维度纵深发展，从而实现弘扬学术、普及知识和传递价值的目标。
在交流活动中，经济观察报记者先后专访了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和香港大学金融学系讲席教授、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及数量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志武教授。两位学者虽然切入点不同，但都强调了开放与创新对文明演进的决定性作用。
以下是对他们的专访。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制度、地理与历史的偶然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教授的研究横跨经济史、全球史与发展经济学，尤其关注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宏观经济史、工业革命、大分流以及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等问题。作为当代经济史学界“量化转向”的代表人物，其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史研究与经济学方法的融合。其代表作《British Economic Growth，1270-1870》被视为英国经济增长研究的里程碑著作，由其主编的《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也是欧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
经济观察报：您通过量化数据表明，欧洲与中国的人均GDP出现重大分化的关键节点在1700（清朝康熙年间）前后。在您看来，造成这一大分流的最核心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在我看来，“大分流”的核心驱动因素是创新，而非资本深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本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单纯积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无法实现长期产出增长，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提升现有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由此便衍生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何西北欧的创新能力远胜于中国？要解释这一差距，我们需要从制度与地理两大维度展开分析。
制度层面分为两大核心板块：政府公共制度与民间私人秩序制度。首先，针对大分流的量化研究证实，在分流的关键节点，西北欧的人均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快速上涨，而清代中国的人均财政收入却不断下滑。充足的财政收入让欧洲政府得以大规模投入基建与公共品建设，这是当时中国不具备的优势。
其次，民间私人秩序与市民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麦克莱恩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就佐证了这一点。西欧的市民社会孕育出体系化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其根基是成熟的科学方法论：学者秉持怀疑式批判性思维，通过反复实验验证理论，研究重心落脚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知识，而非抽象理论推演。最重要的是，欧洲科学家与通过学徒制培养的工厂熟练工人保持紧密双向互动，实现理论研究与工业实践的融合。反观中国，尽管宋代的科技曾领先世界，这一现象也被学界称为“李约瑟难题”，但中国的科技发展后续走向衰落。儒家治学体系强调死记硬背，并不推崇批判性、实验性的科学思维，这形成了阻碍技术持续创新的制度壁垒。
但仅靠制度无法完整解释“大分流”，地理因素同样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区分第一自然地理与第二自然地理。第一自然地理指先天自然资源禀赋，例如优质的煤炭储量、适宜的气候条件，这类条件为区域奠定了初始高生产率的基础。第二自然地理是人为造就的地理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是集聚效应：人口密集的城市生产效率远高于分散的乡村。先天资源优越的地区会持续吸引劳动力与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生产效率；而资源匮乏区域则会出现劳动力、资本外流，经济发展持续落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船的出现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发展差距。运输成本高昂时，工业生产必须分散布局在市场周边；航运成本下降后，集中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工业产业随之向西方核心国家集聚，而中国、印度等边缘地区则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
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格局最早可追溯至十五世纪。欧洲人开辟了绕过非洲南端连接欧亚的全新海上贸易航线，他们原本计划向西横渡大西洋抵达中国，却意外发现美洲大陆，由此构建起由欧洲商人主导的跨洋贸易体系。
《剑桥现代欧洲经济史：1700-1870（第一卷）》 [英]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 (Stephen Broadberry) 凯文·H·奥罗克 (Kevin H.O'Rourke) | 著 张敏 孔尚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越接近工业革命，决定古代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因素不是提高增长，而是“减少衰退”。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没能“减少衰退”是一种必然，还是说是有改变的契机而错失了？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这种衰退并非历史必然，中国其实拥有多次扭转发展轨迹的机遇，只是都因政策失误与外部冲击而错失了。我认为其中一次不利因素是蒙古入侵，这并非中国自身的问题，属于不可控的外部历史事件。而游牧民族掌权后缺乏扶持科学发展的意愿，这也是中国科技逐步衰落的部分原因。
另一重关键机遇出现在十五世纪30年代（明朝宣德年间），朝廷停止下西洋、国家转向内敛发展的阶段，这次政策转向是一次重大失误，直接把海外发展机遇让渡给了西方，这是中国错失的一大机遇。除此之外，清代初期开始，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持续弱化，政府无法足额征收赋税，无力投入基础建设，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降低，由此长期陷入经济萧条。
经济观察报：就“大分流”来说，欧洲学者与中国学者的观察视角会有哪些不同？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我认为如今双方的研究分歧正在不断缩小。但在我最初研究大分流相关议题时，中国国内针对中国经济史的量化研究十分稀缺，而欧洲学者普遍依靠量化手段测算财政收入、产出水平与生产效率。如今中国学界已经涌现出大量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的成果，双方的分析方法逐渐趋同，这种研究范式的融合对学术发展而言是一件好事。
陈志武：超越血缘关系是“大分流”的关键
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学者的分析角度，香港大学金融学系讲席教授、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及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志武教授认为，中西方“大分流”的时间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至少也是汉代以来。陈教授的研究领域涵盖金融理论、金融社会学、经济史、量化历史、新兴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其中文著作有《财富是如何创造的？》《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裕》《金融的逻辑》《文明的逻辑》等。
香港大学金融学系讲席教授、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及量化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志武教授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大分流”的关键在于西方发展出了超越血缘的金融市场和法治体系。得出这个结论的分析方法是什么？
陈志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是推动大分流的技术因素。铁器技术作为当时人类的最新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将欧亚大陆从欧洲到希腊再到西亚的文明串联在一起。从土耳其到波斯、以色列，再到印度，最后到中国，贯穿欧亚大陆轴心时期的最主要的颠覆性技术，就是铁器技术。
铁器的出现，一方面提升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更是导致了暴力升级和战争频率大幅增加。铁质武器对人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原来的石器武器、木质武器和青铜武器。根据我们的考古统计研究，铁制武器越多的地区，战争更为频繁，战胜他国的能力更强，也越容易出现思想家。因为那些王国的知识精英要反思暴力和战争的原因、要给出治国理政的新思想，以达到新技术条件下的国泰民安。因此，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出现大量哲人，奠定各文明的核心基础。在中国就出现“诸子百家”，孔子和其他儒家哲人的最大愿望则是希望在新条件下恢复周礼，即回到西周时相对平和的社会生活状态。
在春秋战国时期，暴力战争带来的挑战达到了顶峰。这个挑战也同时出现在轴心时期欧亚大陆的不同区域，各个区域的哲学家们开始反思并提出建议，儒家选择了以血缘关系为切入点来建立人际互助的信任网络，至少保证血缘网络内能安全可靠地相互帮助、共享资源、共同分摊风险。欧洲社会起初也以血缘为主要考虑，后来罗马帝国建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基督教，这使得西方不仅仅依赖血缘，更是基于共同信仰来构建人际互助的信任网络，这就跟中国大为不同。
欧洲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基督教出现之后，他们共同为西方社会做出的选择是：建立跨越血缘的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信任网络。基督教教友都相信耶稣是唯一的神，教友之间的信仰是出生后才接受的，不同信徒之间的信任使他们更能做到超越血缘的跨期合作，这是西方社会实现人际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摊的重要基础。
因此，大分流始于2000多年前，这样的大分流带来了东西方的不同发展方向，包括制度、文化、人际关系以及经济发展潜力。在中国，汉朝时因为独尊儒术，我们朝着基于血缘网络的方向发展制度、伦理、道德和文化，而西方则是朝着超越血缘的方向发展这些。大分流从那时就开始了。
不同的文明形态，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建构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从孔子到孟子，再到汉代的董仲舒，以及宋明理学，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强调血缘关系至高无上，基于血缘关系构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风险分摊和资源共享，跨期进行互助合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选择以血缘建立信任网络，这非常自然。不仅东亚社会如此，非洲、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在铁器技术出现之前的欧洲社会都是如此。你出生在谁家、谁是你的父母，出生之前无法选择；既然如此，在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互助合作体系，配以相应的文化与制度，这种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会很低。
我特别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自古至今，人类都面对同样的挑战，即个体生存非常困难，必须与他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分摊，否则难以生存。所以，我认为儒家首先是一套经济体系，包括产权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尽管表面上看我们都说儒家是一个文化体系，但实际上，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其文化规范与偏好都是为其基于名分等级秩序的经济体系而服务的，是为了确保其基于名分等级的产权和分配体系能够运转。也就是，通过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名分辈分、亲疏远近等等伦理道德，来确定谁拥有谁、谁拥有并控制什么、谁多得谁少得，以及人与人之间如何合作，如何确保跨期承诺，等等。在儒家的产权与收入分配体系中，辈分越高，享受到的分配也越高，对产权的支配也越大。辈分越低，就老老实实等待长辈们的分配。在这个合作体系下，个体会生活得更安全，可以应对很多风险，就能解决《论语》里谈到的“不患贫而患不安”问题。当然，这个体系也延伸出许多观念，比如“多子多福”就是围绕经济利益和风险分摊而形成的文化观念。
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一代代儒家哲人也一直面对新挑战和新问题，压力之下他们也都做出了新的回应。到了宋代，儒家学者将抽象的宗族理念落实到了实操层面，例如推出了简版族谱，使粗通文墨的人也能修族谱，把宗族从抽象转变为具体的人际网络；朱熹则进一步细化了祠堂的建设，还规定每个季度的中月要进行祭祖，所有族人穿上五服在祖先牌匾面前祭拜。这就将抽象的宗族组织具体化了，在族人的大脑里变成了客观的存在。族谱则把祖先的名字和事迹具象化、显性化，加深了族人的身份认同，强化宗族成员间的信任合作，尤其是跨期合作，使风险分摊、资源共享变得更为扎实。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 |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3月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史蒂芬教授的观点，即“基于对人均GDP的估算，将公元1700年前后确定为大分流时期”？
陈志武：我认为这只是现象。从春秋战国时，中国与西方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差异所带来的经济结果以前没有显示出来，要等到技术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得到显现。不同文化体系下的经济差别要反映到人均收入层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在《文明的逻辑》中进行了详细研究。比如，大航海时期，长距离海洋贸易对融资规模、风险规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个场景就把中西方的差别凸显出来，例如荷兰在十六世纪末期出现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而中国要到十九世纪后期才出现。在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期间，技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风险也极高，那就更是把中西早期做出的不同选择的后果凸显出来。
自基督教出现以来，西方社会经过了近两千年的探索，建立了超越血缘的信任网络和法治体系，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信任，也可以与其跨期合作、签约合作。在这种跨期合作中，基督教发挥了很大作用，经常参与礼拜等教会活动的教友，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沟通，这使得互信可以维护，并且不断巩固。
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和西方一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只不过，直到长距离海洋贸易出现之前，欧洲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信任网络的潜力，没有机会发挥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国家要去美洲大陆、非洲和亚洲探险，以开拓新的市场，这就对资金筹集和风险分摊产生了全新的要求。组织者就必须依赖大社会，必须与广泛的社会成员互助合作，而不只是跟族人或同乡，以筹集海洋贸易所需要的资金、分摊海洋探险的风险，这时，“大分流”才逐渐显现了出来。
经济观察报：研究“大分流”，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决策有哪些启示性意义？
陈志武：“大分流”研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跨越血缘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以应对自然风险、人造风险，是“大分流”留给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它还启示我们，决策层的政策选择，一定要将“对外开放”视作一条永远不可变更的国策，或说历史教训。从中国社会来看，在过去七千多年里，大变革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不外乎技术变革和对外开放。因此，任何导致闭关锁国的政策选择，都不会促进社会进步，都会让中国社会开倒车。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您一直在研究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从当下来看，似乎剧烈变动的世界局势使得人们要应对的风险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无法预知，您这么看这样的局面？
陈志武：二十世纪之前，或者说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人类面对的风险挑战主要来自大自然，例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瘟疫等。经过二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包括生物医药领域的不断突飞猛进，自然风险对人类带来的生存威胁大大削弱了——当然并未完全消失。目前，气候变暖和环境破坏也会带来新的自然风险事件。
总的来讲，传统的灾荒不再对人类社会构成即时生存挑战。但是，人类在解决自然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人造风险。自十八世纪后期，随着技术革命的爆发，资金和风险规模不断提升，到了今天更是登峰造极。最典型就是金融危机的风险，没有金融市场就没有金融危机风险。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唐朝牡丹花曾经出现过金融风险，因为杨贵妃喜欢牡丹花，洛阳和长安将牡丹花的价格炒作得非常高。那时候的泡沫风险对社会和经济构成的破坏有限，但现代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就大多了。
回想十九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人造风险或许不会立即危及生命，但股市崩盘、失业、财富缩水等风险，也会导致人们无法正常生活，这就需要解决和消化。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去更好地应对风险，但人类生存的风险和挑战永远不会消失，总是会存在的。一般来说，解决好一种风险的同时，可能另一种风险又应运而生，尽管后者对人类生存的杀伤力可能低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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