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郁龙余】
一、我对印度语言文化的研究
1965年，我到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门下，开始学习印度语言文化。1984年，因工作调动，我离开了学习、工作十九年的燕园，来到新建一年的深圳大学。和乐黛云、胡经之、章必功、张卫东等一起创办了中文系，至今已有六十年。
从印地语专业到中文专业，是个大改行。但是，我并不胆怯。因有季羡林、金克木、刘安武等的学历和业绩，给了我底气。我需要的是勇气和不断砥砺的意志。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改行的我，成了中文系继乐黛云、胡经之、章必功之后的第四位系主任。深大1997年实行学院制，我又被推举、任命为文学院首任院长。
2016年12月1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在印度总统府举行仪式，总统慕克吉亲自出席，并向郁龙余教授颁授年度“杰出印度学家”奖。 深圳商报
2016年12月1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在总统府举行了隆重仪式，由慕克吉总统给我颁授“杰出印度学家”奖。ICCR主席洛克希·金德尔在颁奖典礼致辞中说：“郁教授充实了中印两国之间伟大的价值交流活动。在这些价值之中，心灵是一束神圣的亮光。他令我想起了手持莲花、观照世界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慈悲使世界美好，如同晨曦之于白昼。”我成了中国首位、世界第二位获此殊荣者。
世界万事万物皆有因。在《获奖感言》中，我对这个原因作了如下表白：
中国古代圣人孟子有一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将它改造成了自己的座右铭：“成事为重，名次之，利益为轻”。我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将印度语言文化研究，从专业变成了职业，又从职业变成了终身的事业。 事实证明，这个座右铭对我是行之有效的。当然，一切成绩无论大小，都离不开环境——天时、地利、人和的支持。对我今天取得“杰出印度学家”奖，我认为，这份荣誉属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属于我的师尊季羡林先生。 我在那里求学、任教十九年，是北京大学给了我智慧与力量。 这份荣誉，属于我服务了三十多年的深圳大学，她给了我平台和机会，我在深圳大学创建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印度研究中心，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 这份荣誉，属于中国、印度和世界各国的印度学家。我的成绩是在他们的学术基础上研究获得的。
二、中印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重点与难点
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对以上表白增加一条：之所以能让我2007年退休后，又当了八年“全职义工”，至今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在为学习、研究印度文化而努力，是因为中印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点和难点。
说到中印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重点，这不难理解。印度历史文化悠久，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中世纪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还是世界“四大诗国”之一。当代印度人口已超过14亿，在世界各个领域拥有巨大话语权。这位千年友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什么说中印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难点？说得直白一点，是我们对印度不够了解。当然，印度对我们的了解也非常不够。两个互相不是知根知底的人，要成为知心朋友，是很难的。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
近代之前，我们是世界上最了解印度的国家。西方和印度自己的相关知识，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文献。当然，我们从印度，在文化交流中也获益良多。所以，梁启超认为，印度佛教东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归纳为五大项：（一）国语实质的扩大，（二）语法及文体的变化，（三）文学情趣的发展，（四）歌舞剧的传人，（五）字母的仿造。胡适将印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归为三大贡献：（一）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指《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是印度文学影响的产儿，（三）对中国文学体裁的巨大影响。鲁迅说得十分概括，且颇带感情色彩：“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
除了中国，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民族最众多，文化最纷繁的国家。对印度文化的了解研究，除了当下的，还要了解、研究过去的。这样才能知往鉴来。我们除了研究印度的广义文化、狭义文化，还要重视“深义文化”，即灵魂深处的东西。
十年前，我曾写过《关于印度的基本判断》一文。其中写到印度文化的八个特点。今日翻阅，觉得内容依然正确可用。
（1）人种繁多：堪称人种博物馆
印度被称为人类的基因库、人类学的乐园、人种民族博物馆。
（2）语言复杂：国语与通用语并存
1961年，印度政府调查人口时登记了1652种语言。1971年普查时，千人以下讲的方言不计，就有语言700种。印度的主要语言有18种，各邦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在印度的一张纸币卢比上，印着15种文字。
目前，无论是教育、科技、新闻、出版、行政唯一通用的是英语，英语是实际上的国语，印地语只是宪法规定的国语。英语像一道墙，将印度隔成两个世界，一个是英语世界，一个是不懂英语的本土世界；知识精英、领导阶层，在墙的这一边，广大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在墙的那一边；印度传统文化，一方面因插上英语的翅膀而在世界飞翔，另一方面又在被英语的概念、译文所误读、取代和吞噬。所以可以说，英语既是英国人送给印度的天使，又是送给印度的魔鬼。
（3）分多合少：王国林立大一统难
历史上，印度境内大小王国林立，多到难以胜计。印度古代的这种政治形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依然有所表达：中央政府相对较弱，地方有较大自治权；世界上最冗长的宪法，为印度各民族、各地方力量、宗教派别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政治框架。而这些又都和现代西方政治的中央和地方分权、权力平衡、利益分享、多元文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相吻合。加上西方一直对印度有“同种同文”之亲，送上一顶“最大民主国家”的政治桂冠，是自然之事。
资料图
（4）神权主权：种姓制度千年不变
神权和王权的结合，婆罗门和刹帝利的联盟，在印度推行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造成两大低等种姓吠舍、首陀罗以及种姓外“贱民”长期受压迫、受剥削。这种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在古代印度则完全是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达磨政治”。低等种姓不但心悦诚服地侍奉高等种姓，而且在自己种姓内也分出许多级别，完全实行高级别歧视、压迫低级别的制度。
印度独立以后，建立了世俗政权，废除种姓制度。但是，世俗化进程遇到了重重困难，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世俗化进入了更加错综复杂的阶段。
当代印度政治面临两大困境；第一，传统的宗教观念包括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直接冲击世俗化进程。第二，政教分离遭遇空前挑战。有的政党为了票源，专吃宗教饭、教派饭。第三，印度教原先具有宽容、温和、多元文化特性，近年来原教旨主义异军突起，大有“劫持”印度教的架势。彻底铲除种姓制度的影响，依然是印度政治今后的艰难任务。
（5）信仰自由：宗教繁盛支派复杂
印度人自古宗教信仰自由。在古代，一个宗教不干涉另一个宗教，也不存在同化或吃掉别的宗教的思想。尼赫鲁指出：“印度，亚利安人的原则是避免用强力来抑制任何信仰，或破坏任何主张”。
经过几千年的宗教自由竞争，印度宗教虽然种类众多，但从信众人数和影响力来分析，主次还是分明的。由吠陀教—婆罗门教一路发展下来的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占有主导地位，教民占国民总数83%左右。
历史上作为婆罗门教反对派的佛教，虽然一度非常兴盛，几乎成为国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或与印度教合流，或外出弘法，到13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境内几乎绝迹。
信徒人数占第二位的是伊斯兰教，占总人数的12%左右。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还有其他一些宗教人数都不多。
（6）口耳相传：教体文体音声为主
正是在印度语言崇拜——声常驻思想的影响下，印度的文字书写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一切经典，从吠陀、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两大史诗、法论、法经、往世书、五卷书、故事海，乃至剧本、语法、科技、医学类著，统统口耳相传，难觅写本踪影。在现代之前，印度文化是典型的口传文化，浮动文化。因此，西方人曾对它们确实存在产生怀疑。
在尼泊尔境内发现的写在贝叶经上的梵文（11世纪）资料图
印度教及其各种文学作品乃至其他各类著作的主要载体不是文字，不是写本或印本典籍，而是语言，是音声。印度其他各宗教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以口耳相传作为印度宗教和文化经典的主要传播形式，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传播形式本身。这对重视文字几近文字至上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7）闻其雅颂：自古寻求了解中国
兰密施在《致我的中国读者信》中说：“长期以来，我们之间的语言和政治差异一直阻碍着我们的互相了解。”“直到今天，印度人还不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而是通过英语的信息来源去了解中国。”印度关注中国是自古就有的传统。正是这种关注，将支那（中国）介绍给了全世界。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称中国为China，或者是它的近音，如法文的Chine，意大利文的Cina，它们都源自拉丁文Sina，最早为Thin。而这个Thin来自梵文Cina。
戒日王说：“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舆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
著名历史学家高善必说：“亚洲文化和文明的两个主要源泉，就是中国和印度。棉织品和糖是印度对人们日常生活所做的特殊贡献。正像造纸、茶叶、陶器和丝绸是中国的重要贡献一样。”
印度中国工商会副会长拉马昌德拉说：“印度过去政治上学美国，经济上走苏联发展道路，结果政治经济都不能稳定发展。印度从1992年进行改革……开始学习中国，建立经济特区，吸引投资。”他认为中印“合作对双方都有利”。
（8）天地中央：婆罗多人的中心观
印度也有自己民族的中心观。所谓民族中心观，就是“我族中心主义”。这是一种信念，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比其他民族高级，是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典范。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利，它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本质。
阿弥陀经佛训图会(1864年)迦陵频伽和共命鸟 资料图
印度有一则著名的《共命鸟》的故事，讲一只名叫婆伦多的鸟有两个头。一天，一个头找到了甘露，另一个头也争着要。第一个头不给，第二个头就故意找毒药吃，结果这只鸟就一命呜呼了。中国和印度就是只当今世界的共命鸟，有了甘露应该分享，而不要去吃殖民政治或冷战政治的毒药。这就是古代智慧给我们的应有的启示。
三、当下如何发展好中印两国关系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但是，总体上是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一直起着国际秩序稳定器的作用。
中印关系，也是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两国刚独立、解放时，经济体量大体相同。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印度的四倍多。这证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中印关系应该是平等互利的，有利长远发展的。我个人认为，双方可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1）利用中国先进的光电技术，帮助印度建立“清凉工程”。
印度人生的一大苦难，是气候炎热。中文里的“苦修”“修炼”“苦行”，是梵文Tapas的汉译，原意是忍受酷热。现在，用中国光电技术，给印度平民百姓制造清凉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必将永驻中印友好史册。
（2）将满地垃圾变成电力能源。
大家对印度的环境评价是遍地垃圾，污染严重。如何改变现状？一个妙招就是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将垃圾通过焚烧变成电力。这对印度来说，是变废为宝的最佳方法。对中国而言，是绿色发展的科技成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完全可以与世界各国共享这项成果。在当下，在合理条件下，中国可以帮助印度将垃圾变成宝贵电力。不仅能帮助印度解决难题，而且对世界各国具有示范意义。
（3）拍摄电影《谭云山》，打开两国影视合作大门。
谭云山 资料图
谭云山是中印现代关系的友谊之桥。他旅印55年，在泰戈尔支持下，创立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至今仍是印度中国学研究重镇。电影文学剧本《谭云山》发表于新加坡《新世纪文艺》（2010年8月第五期）。
这部电影的外景主要是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剧中人物大量是印度人。所以，中印合作拍摄《谭云山》，是一件非常好的交流合作项目。
《谭云山》合作拍摄成功，中印文学交流可以顺利地从文学作品走向影视、网络，可以打开中印影视合作的大门。之后，还可以合作拍摄中印现代四座友谊金桥——泰戈尔、柯棣华、谭云山、季羡林。以及《玄奘》《白马寺》《鸠摩罗什》《达摩》等历史题材可以进一步挖掘。
（4）合建“飞回殿”——泰戈尔文学馆。
泰戈尔对中国有着特殊感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他对中国抗战的立场，引导印度人民同情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中国政府也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泰戈尔的事业，在国际大学成立中国学院。八十年过去了，中国学院楼依然是国际大学最壮观的建筑之一。随着汉语教育需求的高涨，作为印度中国学重镇的中国学院，师生们非常希望建造一座“飞回殿”（与杭州灵隐寺旁“飞来峰”相呼应），和中国学院楼相配套，作为中印文学交流的专用场所。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建议，值得认真考虑。不过，我认为“飞回殿”作为昵称非常好，真正的大名还是叫“泰戈尔文学馆”更响亮。建设费用，主要应该来自电影《谭云山》的票房收入。
中印关系，是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所以，能为两国关系发展，继承我们“亲仁善邻”的优良传统，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就是造福当代，功在千秋。
发展中印关系，可做的项目很多。以上四项若能做好，其意义就非常大。因为这四项工作，都具有引领示范性，都可以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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