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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知政事是宋元时期位列宰执的高级官员，在宋曾是“副相”的尊贵身份，在元则是中书省中参决议政的高官，官品为从二品。能够走上这样高位的人，在古代社会已是凤毛麟角，荣华富贵自不在话下。但是，事业的成功，并不一定能带来家庭的幸福。元朝有位参知政事叫杨果，他在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家门却颇多不幸，以至于有关他的史料传之久后，人们竟近乎荒诞地将台前幕后的他视作两人。
西山日薄照歧路
杨果，字正卿，河北祁州蒲阴人，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生人。经历过世宗改革，章宗在位前期，金朝国力较盛，文治灿然，在在丰亨，明昌年间达到了极盛。杨果出生时，赶上金朝的人口的快速上升期，数年后的泰和年间人口更是达到5600多万，金朝迎来了人口最高峰。如果不是后来的一系列巨变，恐怕杨果一生都要参加“内卷式”竞争。
然而，一些看似不经意的问题，在悄悄侵蚀着金朝的肌骨。先是，金朝内部的宗室斗争悄然酝酿。明昌四年（1193年），郑王完颜永蹈被告谋反而遭诛杀，此后章宗更加不信任宗亲，皇室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甚至将朝堂众臣卷入其中。几乎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水、旱、蝗灾频频发生，数次黄河大决堤使其最后夺淮入海，受灾百姓流离失所，金朝的财政亦日渐入不敷出，不堪重压。
杨果自幼聪敏有才气，擅长写文章，尤其擅长写乐府诗。不幸的是，在他幼年时，父母就双亡了，他只得追随族人到处迁徙，常年流离于豫皖交界的宋州、亳州和许昌。等到年龄稍大一些，杨果开始通过教书维持生计，但这样的安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乱世悄然来临，首先是南宋组织了开禧北伐。南宋君臣对宋金关系中南宋的屈辱地位不满，主战派韩侂胄掌权，起用抗金人士，并开始为北伐造势。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也就是金朝的泰和五年，岳飞被宋廷追封为鄂王，南宋的抗金斗志被迅速激起。次年（1206年），韩侂胄正式发动开禧北伐，并曾一度有所斩获，直逼淮泗前线，北方各地民意汹汹。尽管最后开禧北伐失败，宋军撤退，但生活在宋金交界地带的人们依然因此受到影响。战乱与饥荒、疾病相伴随，使金朝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紧接着，是成吉思汗铁木真崛起于漠北。就在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当年，铁木真一统草原蒙古诸部，于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接受诸王和群臣所上“成吉思汗”的尊号，并从此踏上世界征服之旅。金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开始进攻金朝，一路攻城略地，占领了金朝大量领土，迫使金宣宗于贞祐二年（1214年）为避蒙古兵锋，而将都城从中都迁至汴京，暂保朝廷。
任谁都看得出，金朝的灭亡不过朝夕。杨果在诸州间的流浪，与这动荡的时局密不可分，一方面，南宋开禧北伐的残局还未收拾殆尽；另一方面，因木华黎南征而产生的大量华北难民涌入河南，让原本就日渐狭促的金朝更显动荡。正大元年（1224年），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哀宗有志恢复祖宗江山，因此，即使金朝统治区域日狭，他依然坚持开科取士，杨果的命运也因此发生变化。是年，三十岁的杨果考上了进士。
放在以前，能成为大金朝的进士何等风光，未来无可限量。但如今，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只剩巴掌大统治区域的金朝，还能给这些新科进士提供什么优渥的仕进条件呢？拿了功名回到许昌的杨果正发愁间，参知政事李蹊正好受命来许昌主持农业工作，杨果逮着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诗天赋，写了一首诗送给李蹊。诗，当然是杨果仕途的敲门砖，李蹊看到之后大加赞赏，回到朝廷后便举荐杨果出任偃师令，杨果终于得从教书匠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了。
杨果是能干的官员，在偃师数月政绩斐然。金廷对他期望颇高，先后决定调任其前往蒲城、陕县充任县令。这些地方是内地县分，在承平时期，杨果大可做太平县令，优游岁月。而在金朝末年，它们却已经是濒临金朝与蒙古的作战前线了。自金蒙野狐岭一战后，金朝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量向各地摊派科差赋役，百姓服役异常繁剧，苦不堪言。在应付军旅供需的同时，杨果尽可能优化科征，努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其稍有喘息之机。
但金朝大小官员的努力，终究无法阻挡其王朝覆灭。1234年正月刚过，在宋、蒙联军的夹攻下，金朝灭亡，杨果变成了遗民。
南朝旧曲新朝唱
此后一段时间，河南成了无人占领的三不管地带——统治它的金朝灭亡了，而灭亡金朝的蒙、宋军队则各自班师。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由于河南地没有约定归属，蒙、宋两军一方在黄河沿岸，一方在长江沿岸摩拳擦掌，随时准备逐鹿中原。
南宋方面更为激进。权相史弥远去世，年轻的宋理宗亲政，亟欲有所作为，因此欲行恢复之计。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宋理宗就多次派出使者，以拜谒祖陵为名暗中进行军事侦察，最终决定出师。宋军“端平入洛”的结果是全线败绩，蒙古军队全面占据河南地，并从此开启近半个世纪的蒙宋战争。
蒙廷派来的第一位官员，是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杨奂本为前金士人，不到三十岁即名满士林，有声场屋，却多次应举不第，遂在乡里授业为生。蒙古戊戌选试，杨奂参加考试中举，开始受到蒙廷重用。他来到河南之后，就开始着手访贤，杨果即在此时受到征辟，起为经历官，正式加入新王朝。由于常年在基层任官，杨果深知民间诸务缓急，因此日夜与杨奂谋划商量制定一系列简洁易懂又能管理约束军民的条画规章。在众人努力下，河南的局面逐渐安定。
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后，派遣著名汉人世候之一的史天泽经略河南。此前，河南地一直处于蒙宋交兵前线，损多益少，加上部分地方官暴虐、征派苛重，因此当地陆续出现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史天泽到任后开始选拔人才，一眼就相中了曾经与杨奂共事的杨果，最终忽必烈同意任命杨果为参议。在杨果的协助下，史天泽不到数年就使河南大治，民安商乐，军备也得到加强。
杨果的政治才能终于崭露头角。蒙古政权至忽必烈称汗时，已经貌合神离，不仅诸汗国各自为政，忽必烈亦与其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双方打得有来有往，一时不分胜负。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资源，忽必烈于其所掌控的“漠南汉地”总设十道宣抚司，掌管各路军政和民政。中统元年（1260年）称汗后，忽必烈更是四处招揽人才，杨果即在预选之列。陛见后，忽必烈任命杨果为北京路宣抚使，将其立命之本委托给了这位河南老儒。
元初的北京路，不是明清以后作为京师的北京，指的是金朝在辽上京临潢府基础上设立的路级行政单位，元初沿用，大概位于今天承德、赤峰、朝阳交界一带。在忽必烈称汗之初，北京路是“四战之地”，随时要面临阿里不哥及其仆从排山倒海的进攻。不仅如此，本地亦“番夷杂处，号称难治”，其中，最为“难治”的要数蒙古、色目权贵，他们仰仗祖荫，或藉其“高根脚”的身份地位不服管制，给施政者造成极大负担。因此，即使杨果在汉地有较为丰富的治政经验，也难以在这种复杂环境下发挥其所长。
杨果曾经半开玩笑地用“回妇越商”的故事来表达自己远离家乡，担任北京路宣抚使的心情。他说：“我听说，曾经有回民妇女嫁给来自江南的商人，但两人之间言语不通，彼此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于是便在地上画图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由于连蒙带猜，彼此之间能沟通清楚的问题十无一二。于是，一到晚上，回民妇女就开始焚香向天祷祝，哭得梨花带雨，但江南商人完全不知所云。后来恰逢邻人中有通晓回语的，偷听妇女祷告后才转告商人。原来，妇人说的是：掌管俸禄的神明啊，您难道就不能给我一个钱多而离家近的工作吗？”
杨果半带抱怨的自嘲传到了朝廷，惹得堂上君臣哈哈大笑，直到感觉嘴里牙齿有寒意才闭上。为了缓解杨果的焦虑，忽必烈特意派来了另一位宣抚使赵炳。在他的协助下，杨果才终于稳住北京路的治理局面。
此次北京路宣抚使的任职经历虽然只有一年多，却也让忽必烈、杨果深深认识到元朝政治结构中潜在的顽疾，它不一定要被严格称为“四等人制”，但率先加盟政权的蒙古、色目权贵，无疑在蒙元政权中享有诸多各种特权优势，即使是在忽必烈最宠信汉人的时期。
中统二年（1261年）五月，忽必烈成立中书省，杨果从北京路宣抚使的位置调任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在这个职位上，杨果又重新找到自己的“优势”，许多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有他的身影，“裨益为多”。为了进一步向忽必烈推广儒家经义，杨果与商挺、姚枢、窦默、王鹗等元初名臣一起撰写了《五经要语》，以简明撮要的形式向忽必烈普及儒家基本经典的内容。书成之时，杨果已经是古稀垂暮的老人了。
根据元朝官制，官员凡年满七十者，即当致仕退休。因此，在进呈《五经要语》后，杨果就从参知政事的位子上退下来了。不过，忽必烈并没有真正打算让杨果回家养老，“退而不休”的杨果多次被诏回中书省参议政事。至元六年（1269年），七十三岁高龄的杨果再度被启用，出任怀孟路总管。
尊荣书姓耻家私
元朝的怀孟路，约在今天河南沁阳，元初儒学大家许衡的故乡。只不过经历乱世，曾经缔造的温文尔雅的礼法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杨果到任时，当地的文庙已经多年未得修葺，破败不堪了。于是，杨果重新修缮了文庙，重新将儒家先哲十人的雕像摆列于礼殿上，当地士风为之一变。
忽必烈也没有忘记这位一路追随他创立基业的老者。至元七年（1270年），权力中枢已经经历了一轮洗牌，权臣阿合马利用新的尚书省正式掌权主政。某次，尚书省官员发现，怀孟路总管杨果在向中央呈报文书时，直书自己的姓名。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称呼一个人，轻易不可直呼其名，只有在尊卑秩序中处于尊长地位的人，可以对卑幼“行此大礼”。这种尊卑礼制贯彻到国家、君臣秩序中，就体现在古代的法律通常也会赋予部分高级官僚类似的特权。在特殊情况下，皇帝甚至会赐予他宠信大臣“赞拜不名”的特权。
出于对老参政杨果的尊重，尚书礼部的官员认为，如果坚持让杨果以怀孟路总管的身份在文书中直书自己的名字，似乎显得不太尊重这位常年默默付出的“老首长”。但元朝制度初创，这方面还未制定对应的礼制规范，于是，他们从金朝的旧法律中找到了这样一则旧例：“内外官司行移，亲王、宰相不署姓，执政官署姓，解亦不书名。”意思是，凡官府衙门之间行移公文书，亲王、宰相都可以不直署姓名，执政官则只书姓而不书名，以此彰显“尊贤贵德”的礼义。根据这一旧例，礼部官员提议，鉴于杨果曾任参知政事，属于执政官序列，因而对应享有书姓不书名的优待。尚书省采纳了这一提议，并将其作为通例颁降各处，遵照施行。
从动荡羁旅到为国效劳，杨果的一生坎坷奔波，却也登科历仕，享尽荣华。不过，与其尊荣一生的履历相比，杨果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就显得非常失败。王恽在《乌台笔补》中曾记载一件纠弹状书，内容是控诉杨果的儿子杨大的不孝行为。据状书内容，杨大“冥顽无知，悖逆有迹”，竟在父亲杨果的小妾寝室中将其殴打，杨果上来拦护，也被其推倒在地。杨大因为什么事情与父亲、父妾起冲突，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礼法社会中，此举会被世人视为不孝。
七十三岁高龄被儿子推倒，杨果自然非常生气，他竟不再顾忌“家丑不可外扬”，径以怀孟路总管的身份发牒文给本路官员，要求下属究治杨大。同僚或以为杨果正在气头上，或以为清官难断家务事，于是秉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将此案作细事了结。后来，王恽作为监察御史巡历此地，听到当地人对此议论纷纷，“行路闻之，莫不愤疾”，于是主动对杨大发起纠弹，扬言要对此“败坏风化”的行为“痛加惩戒”，其私底下可能还是想着要为老友杨果主持公道。
不过，由于事涉参政家事，王恽担心引起世人非议，因此在状书中隐去了杨果的姓名。千百年来，人们总将此家门不幸之事与杨果本人区分开，将台前幕后的他视作两人。任谁也不愿相信，高高在上的参政公，老来因营护小妾而被儿子扑倒。
杨果七十五岁就去世了，朝廷议其谥号“文献”。杨果其人不仅有文采，长相也十分俊美。早年避乱河南的路上，杨果与流浪同行的女子结婚，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后来世事渐定，不少人开始见异思迁。有的人仗着自己已经购置房产，安家立业，就将无辜的原配妻子休弃，然后开始追求富贵而长相姣好的女子。杨果则坚持“糟糠之妻不下堂”，虽然登科历职，位极人臣，但始终没有休弃羁旅中求娶的妻子，终与之偕老。在同时代的人里，杨果已经算得上是有情有义的人了。
杨果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事实上，杨果不仅善工文章，还喜作曲。或许在杨果的一生中，文章只是为了经世致用，为了世事洞见，甚至为了迎合上意，只有曲中的惆怅神伤，才是这位迭经乱世，饱受沧桑的老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人活一世，心声往往最不登大雅之堂。
试录二句如下：
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
楼前风景浑依旧。当初只恨，无情烟柳，不解系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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