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试射的威力还没有消散，有些国家还活在阴影中，似乎是走不出来了？
2026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高调放话，宣称澳大利亚及其周边国家“不会受到中国‘挑衅性’行动的胁迫”。‘
讽刺的是，就在发表这番强硬表态的前一天，黄英贤刚刚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双边会晤，并当面表达了推动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意愿。这种24小时内的态度反转，让我们对“袋鼠”“精分属性”认识得又多一分。
就像中方所回应的，澳大利亚是域外国家，中国的训练活动跟他没有关系。那么，澳大利亚为何如此热衷于在涉华议题上“放狠话”呢？其动机无非是深陷“既要又要”的战略困境。
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安全上极度依赖美国，作为“奥库斯”（AUKUS）和“五眼联盟”的核心成员，它必须通过在多边场合递交“投名状”来向华盛顿表忠心，以换取超级大国的安全庇护；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的矿产、农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这种“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走钢丝策略，让澳大利亚患上了严重的战略焦虑症。为了掩饰这种内心的惶恐，澳大利亚政府试图通过炒作“中国威胁论”和频繁使用“胁迫”等词汇，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以此在国内迎合反华政治正确，在国际上刷地缘存在感。
不过，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今天，我想把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回顾中澳两国跨越几个世纪的交往史，来看看澳大利亚在“拥抱亚洲”与“恐惧亚洲”之间反复拉扯的心理演变史。
美国的致命两难
淘金冲突，种族对立
早在欧洲人踏上这片大陆之前，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渊源便已开启。考古记录与原住民的口述历史证实，中国商人及水手曾与澳大利亚北部的雍古族等原住民有过直接往来。至少从17世纪起，来自苏拉威西岛望加锡的渔民（其中包含华人）便每年乘季风抵达澳洲北部海岸，他们在那里逗留数月，收集加工海参，并与当地原住民进行贸易。这种和平、互利的早期接触，为两国关系写下了最初的注脚。
随着1788年英国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急转直下。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吸引了大批华人矿工远赴澳洲，他们吃苦耐劳，可是却在欧洲淘金者眼中成了“眼中钉”。
从1854年维多利亚州的本迪戈到1857年的巴克兰河，针对华人的暴力示威与流血冲突频发。欧洲矿工不仅抢夺华人的矿脉，甚至烧毁营地、驱赶华人，当时的报纸更是大肆煽动排华情绪，将中国移民污名化为疾病与犯罪的携带者。这种基于种族与经济利益的排斥，为后来的制度性歧视埋下了伏笔。
进入20世纪，这种排斥被上升为国家意志。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首部重要立法便是《移民限制法》，标志着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正式确立。
制度性排华，绑定西方的防御性焦虑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将自己死死绑定在大英帝国的战车上，其国家认同建立在排斥非白人（尤其是华人）的基础上。9二战前，澳大利亚的安全完全寄托于英国皇家海军，对华态度充满了警惕与敌意。即便在二战中英国无力保护澳洲免受日本侵略，澳大利亚迅速转向美国寻求庇护，其骨子里那种“孤悬南半球、害怕被亚洲吞噬”的防御心态却从未改变。
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演变和亚洲的崛起，澳大利亚国内有识之士意识到，持续对抗不符合国家利益。
放下偏见，搭乘中国经济快车
1972年，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顶住压力与中国建交，打破了长达数十年的坚冰。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中澳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澳大利亚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凭借丰富的矿产和农牧产品，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衰退的发达经济体。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似乎终于放下了历史包袱，开始真正“面向亚洲”，将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恐惧复燃
但好景不长，大约从2016年开始，澳大利亚社会深处的“中国恐惧症”再次被激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回归，澳大利亚在“盎格鲁-撒克逊西方国家”与“亚太国家”的身份认同中再次陷入焦灼。
时至今日，尽管中澳关系在经历断崖式下跌后重回平稳轨道，双边贸易额依然屡创新高，但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底层逻辑并未彻底重塑。
黄英贤在东盟外长会上的那番“不被胁迫”的言论，正是这种历史焦虑在现实政治中的投射。澳大利亚似乎始终无法坦然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在身边的现实，那个“可以安心倚靠远方保护者”的时代正在远去，而它却还在旧有的认知体系里挣扎。
几个世纪的跌宕起伏
跨越几个世纪，中澳关系的跌宕起伏，折射出的是一个中等强国在面对地缘巨变时的身份迷失。对于澳大利亚而言，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在国际会议上放狠话，也不在于向远方大国递交投名状，而在于彻底重塑对华认知的底层逻辑，走出百年来 “亚洲阴影” 的心理怪圈。毕竟，邻居是搬不走的，唯有摒弃双标、相向而行，才能让跨越几个世纪的渊源，真正走向互利共赢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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