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1980年）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周月林原判刑事判决书（1979年11月15日） 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 ⑤维基百科·瞿秋白词条（综合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央纪委档案文件）
本文所引史实均有文献依据，部分叙述细节综合多方史料，如有出入以档案文献为准。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脚下的一块草坪。
一个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的男人，手夹香烟，缓步走向刑场。
他走过长汀中山公园，走过凉亭旁那张摆好了四碟小菜、一坛美酒的方桌，走过沿途驻足注视的百姓，走过两侧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丁。
走到草坪边，他环顾了一圈，随后盘腿而坐，对准备行刑的士兵微笑点头，说了一句话——
"此地很好。"
随即，枪声响起。
这个人叫瞿秋白，时年三十六岁。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至1931年间，先后两度主持中央工作。就在这块草坪上，他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从容的告别之一。
然而，瞿秋白的死，并没有随着那声枪响一起沉入历史的尘埃。
它引爆了一场长达四十余年、牵连数条无辜人命的惊天冤案。
两个与他同行的女人，一个死于非命、至今下落成谜；另一个在铁窗里熬过了二十多年，用一次又一次上诉，等待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清白。
在所有关于这桩冤案的传言里，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那个关于"项英杀妻"的故事。
据说，张亮出狱后千里寻夫，找到项英的那一刻，项英拔出手枪，一枪将她击倒——理由只有一个：他认为，就是这个女人，出卖了瞿秋白。
这个说法，在民间流传了整整六十年。
但六十年后，当年在场的一名亲历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终于开口说话——
而他说出的那番话，和所有人听过的版本，截然不同。
[一]【留守苏区：一支特殊的队伍走向命运岔口】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踏上那条路。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出身于没落的旧式官宦家庭。
他自幼早慧，七岁能诗，天资聪颖，又兼具极强的语言天赋，精通俄语，是最早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之一。
他是第一个将《国际歌》完整译配成中文的人，那句沿用至今的"英特纳雄纳尔"音译，正是出自他手。
在党的历史上，他是1927年八七会议后最早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重要支撑之一。
然而，才华横溢的文人，往往有着不适合打仗的身体。
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拖了多年。
到1934年，他的病情越来越重——面部已有些浮肿，咳嗽不止，时常咯血，在苏区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病情始终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长征路上山高路远，风餐露宿，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撑不住。
组织上几经讨论，最终决定：让他留在苏区，待时机成熟再设法将他转移出去，到上海或香港寻找医疗条件。
和他一起留下来的，还有几个同样无法随军转移的人。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之一。
此时他已年近花甲，六十岁的老人，既不能承受长征路上的重重跋涉，也不可能在苏区的游击战中从事机动作战，留下，是组织对他做出的安排。
项英，湖北武昌人，时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是留守苏区游击队伍的最高领导。
他的妻子张亮，出身贫苦农家，参加革命多年，到1934年秋天，她已经怀有身孕，月份渐深。
长征路上的险山恶水，对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来说，是几乎无法承受的考验。
周月林，上海浦东人，出身贫苦渔家，早年入纱厂做工，后进夜校读书识字，参加工人运动，1925年入党。
1926年，她被组织选派赴苏联海参崴军校中国班进修，在那里与同样留学的梁柏台相识相恋，结为夫妻。
两人在苏联期间生下一子一女，后奉命回国工作，两个孩子则留在苏联。
回国之后，周月林先后担任中央苏区妇女部部长、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1934年还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主席团委员，是17人主席团里唯一的女性。
这几个人，是长征队伍来不及带走、又不能不管的人。
1935年2月初，随着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清剿"日益收紧，中央分局经过反复研究，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瞿秋白、何叔衡等重要干部尽快转移出去，从福建转道广东，再由广东赴香港，最终转移至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同时也借机让瞿秋白在上海就医。
为了确保这次转移万无一失，中央分局专门调派了数十名武装人员担任护送任务，队伍里还有周月林、张亮随行。
同行的还有邓子恢，他的任务不是去白区，而是被分局派往福建永定一带领导游击战争。
1935年2月11日，这支队伍从江西会昌县小密村正式出发，向着福建方向启程。
没有人知道，这一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二]【生死梅坑：一场遭遇战将三条人命推进深渊】
队伍一路行进，艰难跋涉。
瞿秋白的肺病让他每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喘息，张亮挺着大肚子，走起山路来也格外吃力。
护送队伍小心翼翼地绕开敌人的封锁线，昼伏夜行，走了整整八天，终于在2月18日前后抵达福建省委驻地，也就是长汀县四都镇琉璃村一个叫汤屋的地方。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
万永诚对这支队伍的下一步突围，提出了一个方案：让瞿秋白等人伪装成被俘的红军，护送的战士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押送"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过敌人的封锁线。
这个"障眼法"，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一个颇为稳妥的办法。
瞿秋白同意了这个方案。
汤屋停留了两天，一行人继续上路。
万永诚安排的这套伪装，起初确实奏效。队伍走出了封锁线的第一道关卡，看起来距离安全已经不远。然而，局势的变化往往比任何人的预判都要快。
2月21日，队伍进入福建上杭县梅坑地界。半夜里，村口突然枪声大作，护送排长传令战士截住敌人，要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
众人在黑夜中拼命往山上跑。
跑上山顶，才发现——已经陷入了绝境。
山下，是追上来的敌兵；山的另一侧，是陡峭的岩壁，黑夜中根本看不到底。
前无出路，后有追兵。就在这一刻，黑暗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滚下去吧！"
没有犹豫，没有多想。众人抱头，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到山脚，爬起来四望，发现自己居然冲出了包围圈。
但她没有继续往前跑——她知道瞿秋白和张亮还在身后。一个身患重病，一个身怀六甲，两个人都没有力气独自跑出去。
于是，她转身往回跑。
在不远处的草丛里，她找到了跌坐在乱草中的瞿秋白；又在附近发现了躺倒在地的张亮。
三个人在草丛里蜷缩着，对彼此的处境心知肚明，周月林告诉两人："你们先在山沟里休息一下，我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等天黑了再走。"
但还没等她找到合适的地方，追上来的敌兵已经从四面围拢——
三个人，就在这里被俘了。
被带回敌营的当晚，三人没有立刻被审讯。这给了他们一段宝贵的时间，三人悄声商量好了各自的假身份和口供：瞿秋白化名"林祺祥"，自称江苏人，职业医生；周月林化名"陈秀英"，自称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普通女人；张亮化名"周莲玉"，自称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怀着孕来上杭探亲。
第二天上午的审讯，三个人各自按照事先商量的口供应对，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敌方营长李玉打量了三个人一番，觉得两个女人——一个还大着肚子——就算是共产党，也不过是小角色。他没有太放在心上，只是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做了一般性处置。
至于"林祺祥"，李玉反复追审了几次，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这支被俘的小队伍，暂时保住了秘密。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
[三]【身份暴露：叛徒的指认，让所有人走向万劫不复】
被俘之后的最初两个月，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暴露。
他以"林祺祥"的名义，在上杭的羁押处过着相对平静的囚禁生活。
他甚至以这个化名写了一封信，通过辗转的渠道寄往上海，托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转交给鲁迅和自己的妻子杨之华，请他们想办法设法保释。
就在外界积极寻找营救途径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变数，悄悄向他靠近。
1935年4月10日，在长汀、武平、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国民党军第8师俘获了一名女性——她是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的妻子，江西人，姓徐。
这名徐氏，曾经在汤屋接待过瞿秋白一行。她知道这支队伍里有谁，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去哪里。
万永诚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妻子，被俘了。
国民党侦缉人员深知这个女人的价值，对她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徐氏起初还能坚持，但熬不过酷刑，最终在敌人的逼迫下，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过两晚，随后向上杭方向转移的情况。
这一条情报，顺藤摸瓜，让驻扎在长汀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立刻接到了来自上峰的密令："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
宋希濂命令参谋长向贤矩立即展开清查。
按照徐氏提供的线索，结合被俘者中"面容消瘦、操苏南口音、自称医生"的特征，范围很快缩小到了"林祺祥"身上。
为了最终确认，国民党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又调来了一个人——郑大鹏。
此人曾在中央苏区担任收发员，认识瞿秋白。他被带到关押"林祺祥"的房间外，在暗处悄悄看了一眼，随即开口：
"我用脑袋担保，他就是瞿秋白。"
就这样，瞿秋白被俘整整四十六天后，他的真实身份彻底暴露。
消息很快传到南京。
蒋介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虽然蔡元培等人反对处死，但最终形成决议，随即向宋希濂发出密令："着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此后的故事，人们大多知晓。中统派人赴长汀劝降，瞿秋白始终未为所动。
宋希濂将他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囚室里，允许读书写作，按师级军官伙食供应，甚至撤除了一切刑具——但这一切，只是在等待那道最终的行刑令落地。
而瞿秋白，在囚室昏黄的油灯下，写下了他人生最后的文字——《多余的话》。
这篇将近两万字的长文，记录了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与剖析，语气坦诚，几近残酷。写完之后，他说，"已经是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了"。
1935年6月18日清晨，宋希濂下令行刑。
瞿秋白换上洗净的衣衫，被带往长汀中山公园，对着镜头留下最后一张照片——背手昂首，神色恬淡。随后，他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缓步走出公园，走向罗汉岭脚下那块草坪。
枪声响起。
那一年，他三十六岁。
[四]【传言四起：那个关于"项英杀妻"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瞿秋白就义之后，张亮和周月林仍关在狱中。
国民党之所以没有杀她们，判断很简单：两个女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但也不是太要紧的角色，就关着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政治犯陆续被保释或释放，张亮和周月林，也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重见天日，被关押的时间长达三年有余。
然而，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并不是噩梦的终结——而是另一段噩梦的开始。
她们刚一出狱，外面的世界就已经在流传一个说法：
"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这个说法从哪里来？逻辑看上去很简单，甚至有些残忍：五个人一起突围，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成功突围，张亮和周月林被俘——但她们活着出来了，而瞿秋白却死了。
在那个年代，这种"幸存者逻辑"足以毁掉任何一个人。
更何况，外界还有另一层"证据"：据说，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对外散布消息，刻意声称是周月林和张亮供出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这一招釜底抽薪，既保护了真正的叛徒徐氏和郑大鹏，又把嫌疑牢牢地钉在了这两个女人身上。
消息传到项英耳朵里，已经是1938年的事了。
此时的项英，在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之后，正着手组建新四军，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一职，他早已听到了关于张亮的种种传言，心里已经存了疑虑。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身形憔悴、衣衫褴褛的女人，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出现在了他面前。
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张亮。
她从浙江一路步行，风餐露宿，辗转跋涉，才找到了新四军的驻地。
孩子是她在狱中生下的，是她和项英的儿子，取名项学成。出狱之后，她没有别处可去，只能来找丈夫，来说清楚那桩事。
然而，就是在这一刻，那个流传最广的说法产生了——
项英见到妻子，第一句话，是质问。
他问张亮：瞿秋白同志是怎么死的？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
张亮急于辩解，神情慌乱，气得说不出完整的话。
然后，根据那个流传了六十年的说法——项英拔出了手枪。
就这样，张亮死在了丈夫的枪下，背着"叛徒"的骂名，沉冤于世，连一座墓碑都没有留下。
这个版本，在此后数十年间被广为流传。1998年，还有正式出版物将这一说法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赫然写道："项英一气之下，把自己的妻子张亮枪毙了。"
但是——
就在这个说法流传得越来越广、越来越像"定论"的时候，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相信过它。
这个人，叫项苏云。
她是张亮的女儿，也是项英的女儿。
她花了很多年，一直在追问：那个说法，是真的吗？
当她终于找到当年的亲历者——项英身边的警卫排排长李德和的时候，李德和已经年迈，身体一年不如一年。项苏云找到他，问他当年南昌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德和开口了。
他说出的那番话，和所有人听过的版本，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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