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永庆同志逝世于1992年，距今已经整整34年了，可他的名字还常常被原阳、封丘两县的人们提起。提起“乔永庆”这个名字，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和他接触过的广大干群，受益于他的引黄种稻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乡亲，仍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发不尽的感慨。在他去世时，灵堂四周的道路旁摆放的花圈有几百个，前来悼念的有省、市领导，有县区同事，更多的是来自原阳、封丘两县的老百姓。乔永庆同志的灵车路过原武镇时，正值农民交公粮之日，原武东街、南街及南关摆满了交公粮的车辆，站满了人和牲口，可谓水泄不通。但原武的老百姓看见灵车前头乔永庆同志的遗像，高声呼喊：“老乔回来了，让路！”交粮车辆、人自行让开，站在路旁，以特有的方式默默地迎接乔永庆同志回家。1998年12月，在乔永庆同志去世6年之后，原武村民自发捐款捐物在原武东街玲珑塔旁为乔永庆同志立碑纪念，纪念他引黄稻改，造福一方的功绩。之后，每逢过年过节，都有老百姓自发地来到碑前，端来大米肉菜祭奠他。开设在他家的简陋的乔永庆纪念馆，经常有各地记者、生前友好、慕名而来者造访。“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放在乔永庆同志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斯人已逝，可他的业绩永存，精神不朽。这些天，我通过搜集有关他的报道、采访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拜访他的纪念馆多种渠道，试图解锁他不朽的密码，渐渐地，答案清晰起来……
实打实的功绩——盐碱地上水稻飘香
“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遍地蛤蟆叫，出碱不出粮”。当时流行的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原阳、封丘大堤以北背河洼地的真实情景。这里的耕地比黄河河床低七、八米，饱受黄河水的浸渍，多年内涝，盐碱成灾。极个别耕地每亩仅100斤的收成，绝大部分颗粒不收。1965年，时年27岁的乔永庆同志来到盐碱化最为严重的原武公社任社长，不久又任书记。乔永庆同志不信邪。在第一次班子会上提出：“要苦战，不苦熬；要干社会主义，不等社会主义。”乔永庆同志在深入调查中了解到，1958年这里曾进行过稻改，之所以失败，是只灌不排，致使盐碱更严重。一位农民说：“只吃不屙，不憋死才怪。”乔永庆同志从这位农民口中受到启发，寻出根治盐碱的规律。1968年，乔永庆同志在原武公社南关大队试种水稻600亩，因有灌有排，当年亩产达到450斤。1969年全公社种水稻面积上升到2300亩。1970年，7000亩水稻，平均亩产304斤，破天荒，原武公社由缺粮社跃为余粮社。1972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0000亩，占到耕地总数的三分之一。之后到1975年的10年间，在探寻根治盐碱地、根本改变原武的落后面貌中，乔永庆同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科技人员的严谨性，使原武人均产粮由1965年的190斤上升到1975年的1500斤，由“三靠”公社（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治病靠免费）变成了“地成方、树成行，排灌畅通无阻挡”的豫北小江南，成了河南省的一面红旗，受到了河南省委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197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长篇通讯《引来黄河水，碱区稻花香》。《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说：“原武公社引黄种稻，改造盐碱地的成功，为黄河沿岸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经验”。1975年，根据工作需要，乔永庆同志调任原阳县委副书记，继续领导全县的农业工作，解决了整个原阳人的温饱问题。
1980年，乔永庆同志调至与原阳同样贫穷的封丘县，先后担任封丘县委副书记、县长、政协主席等职。乔永庆同志调至封丘县的前夜，新乡地委主要领导与他谈话说：“你到封丘干3年，发展水稻5万亩，推广原武经验发展封丘水稻。”封丘同样地处黄河故道，世世代代，黄河带来的只有风沙、盐碱、饥饿和灾难。自1950年至1979年，吃掉国家统销粮四亿三千八百万斤（当年吃统销粮三千多万斤）。国家拨给封丘的救济款六千万元。生活贷款一千七百万元。他用最初的14天走遍了12个乡、26个村，向民问计。回到县委的头一个晚上，就向县委写出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描绘出了封丘的引黄稻改蓝图。在几乎与此同时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乔永庆同志立下了军令状：“封丘吃不上白米，我甘愿受罚。”他开始在沿黄河的7个乡93个村进行水稻种植实验，高渠引灌，低渠排碱。原武引黄稻改经验开花结果，当年的2万亩水稻平均亩产315公斤，达到人均720斤粮食，当年就结束吃统销粮的历史。1985年，封丘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总产一亿斤，占全县秋季粮食总产的60%，整个封丘由“三红”变为“三白”，即由“红薯、红高粱、红辣椒”的三红变为“白米、白面、白棉花”的三白。因乔永庆同志在封丘引黄稻改的成功，《河南日报》1987年5月13日第二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水稻书记”乔永庆》，称“乔永庆，封丘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乔永庆同志引黄稻改不仅富了原阳，富了封丘，也对周边8个省、县的农业生产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农民吃饱肚子了，光棍汉娶上媳妇儿了，新房子盖起来了，腰包鼓起来了，这些实打实的功绩，比任何精彩的报告、漂亮的数字都更有说服力。
硬碰硬的实干——用行动树起的丰碑
乔永庆同志在原武工作的10年里，以年轻干部特有的热情和激情激励着原武的干群战天斗地，改造自然，造福后代。他的口头禅是：“拉车的上坡，烧窑的赶火，唱戏的飞板，战场上的肉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年冬春水利大会战，他吃住工地、昼夜奋战。深夜骑车奔赴工地，被电线勒颈摔倒险出意外；开挖排渠遭遇流沙塌方，他带头跳进泥沟清淤。他常说干部要带头冲锋，事事冲在最前面。在引黄修渠、涵、闸中，没有石头，他带领干部群众去辉县拉石头，总是拉着1000斤的平车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在他的带动下，起初的5年间，全社打机井70眼，买柴油机77部，开挖排灌渠道380条，修桥、涵、闸360座。乔永庆同志在原武工作的10年里，深入群众、深入田间是出了名的，原武公社23个大队，每个生产队的地块他都清楚，哪个生产队的稻田该排水、该灌水的时间他也清楚。不仅白天，就是夜里，他也大部分时间在农家，在稻田。若天晚了，他就与农民一块躺在野地的草庵里过夜。
在封丘，他将封丘县“水稻办公室”设在距离县城30多里的水驿大队大队部一间屋子里。这间破旧不堪的房子，四处透风，但他一住就是4年。1980年4月，乔永庆在全县推广水稻种植万人大会上，现身说法，详细讲述了原阳县原武公社推广水稻种植后的巨大变化，指明了稻改是治穷致富的好出路，并立下军令状：“封丘人民吃不上大米饭，我甘愿辞职受罚。”他自编教材，亲自给稻农讲课，并打印4万多份材料分发到所有稻农手中。1985年，乔永庆被选为封丘县人民政府县长，但他仍旧每天吃住在村里，工作在田间，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司庄乡二郎庙村一位稻农正在田间发牢骚，乔县长正好路过这里，他二话没说，一挽裤腿跳入田间，手把手教他插秧技术，讲解水稻种植的好处。这时，一位乡干部急急忙忙赶过来：“乔县长，那边有问题，请你去解决。”听到喊话，这位农民半天都没有怔过神来，他就是乔县长?怎么跟一个农民一样？乔县长心里装的是封丘人民，装的是稻农的生产和生活，唯独没有他自己。一天夜间，他喊上几位同志去查看稻田排水情况，由于天黑路滑，一路领先的他，不小心连人带车一下栽到了路旁的水沟里。当同志们把他拉上岸时，他说：“不伤筋，不动皮，不碍事，不碍事。”
百分百的纯粹——长留清白在人间
乔永庆同志在原武工作的10年，顾大家舍小家。一个夏天，倾盆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大早乔永庆同志冒雨带领干部下乡察看灾情，而自己的家里浸进一尺多深的雨水，床、家俱全都漂了起来，他都顾不得回家看一眼，而他的家就在公社院的后院，跨过门就可以进去的。在封丘稻改之初，由于封丘没有种稻的历史，老百姓不接受种稻的提议，乔永庆同志集中带领封丘县大、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分三次到原阳县原武参观学习种植水稻的经验，但三次路过家门都未到家看一眼。
乔永庆同志严于律己，亦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苛刻。当年他的长子才14岁，他就给儿子派任务，每天为生产队割100斤青草。大兴水利，他就让儿子和群众一样到处拾砖捡瓦再砸碎代石子用。一有空闲，就让儿子到粮站帮助工作人员装车卸车，还让儿子来回走60华里，往县城为粮站拉货送货。
乔永庆同志在封丘县工作期间，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但还有一个会议等他去主持，他就将儿女叫到跟前，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们替我在奶奶面前尽尽孝道吧。”母亲咽气时，他还在会议上布置农业生产。这期间的1983年，长子结婚。临近婚期，他才从封丘回到原阳老家，给儿子400元钱，留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动用汽车，不准在县城操办”的约法三章，便又回封丘工作去了。堂堂一个县长，儿子成亲时，新娘是步行从娘家娶过来的！他女儿结婚时，他早把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幸好那天他买回家一套沙发，就顺手送给女儿当了嫁妆。他的一个亲戚在原武供销社上班，水稻育苗时，化肥非常紧张。听说封丘化肥非常有名，这个亲戚就到封丘想调一车化肥回去。去的那天，刚好乔永庆同志下乡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找到主管领导，批了一车的化肥。中午吃饭时候，乔永庆同志回来了。亲戚说明来意，乔永庆让他拿批的条子看看。结果，看了一眼就撕掉了：“胡闹，封丘的化肥还不够用，哪里有化肥支援原阳！”据他的儿子回忆，父亲从封丘回老家，很少让司机开车，总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往返。他下乡检查工作，也总是带头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的干部才接地气，才让老百姓能够亲近。他的自行车总是冲在前面，上大堤时，他还鼓动大家：“看咱们谁能把车子骑到大堤上！”乔永庆同志的大公无私，由此可见一斑。有一年，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黄委会的人通知要永久封闭李庄乡的堤湾引黄闸。乔永庆同志牵挂着一万多亩稻田的用水问题，彻夜难眠。他找到黄委会领导，请求延缓数日，保证在黄河主汛期到来之前封闭水闸。见领导为难，他立下军令状：“要是出了问题，我情愿免职，坐牢！”黄委会领导被他的一心为民的诚心打动，暂缓封闭了水闸。一万多亩水稻插上了秧苗，乔永庆同志立即督促李庄乡领导封闭了水闸。乔永庆同志既考虑到了百姓利益，又顾全了大局。据他当时的司机张国良同志回忆，乔永庆同志很擅长到上面找领导跑项目，要资金。他不送礼，不请客，就是靠一片一心为公的诚心，去磨，去守。白天见不到领导，晚上又不便打扰，他就半夜在领导家门口去蹲守，领导无为被他的诚心打动，别人拿不到的项目，争取不到的资金，他总能拿到。
乔永庆同志生活俭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请，不请客，下乡调查只要一碗面条，并说爱吃面条，不用炒菜。他患上糖尿病以后，医生告诉他要多吃杂粮，他怕乡镇食堂没有杂粮面条，就自己带上杂粮面条。为了不麻烦食堂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自己动手，亲自下厨。
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动的是，他不是只谈工作，没有一点人情味。逢年过节时，他觉得非常愧对跟着他加班的工作人员，总是从自己腰包里拿出几十块钱，交给食堂工作人员，加几个菜，聚一下餐，犒劳一下同志们。还有一次，天旱了很多天，突降喜雨，乔永庆同志破例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喝了酒。
由于长期拼命工作，乔永庆同志患上了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心脏病，他常常将药带在身上，随时服用，随时注射。脚肿得穿不上鞋，就用剪刀把鞋帮剪开，趿拉着。他不顾领导、同事和家人的劝阻，仍常年带病工作，从没有把自己的疾病放在心上，他不相信疾病会击倒他，以致耽误了医治，终于发展成为不治之症。住院期间，他仍然非常乐观，鼓舞着病友战胜病魔，和医护人员、病人成了朋友。
后记：“为党为国勤政爱民当做终生事业，斯人无处不建功；治沙治碱引黄稻改费尽毕生精力，百姓有口皆是碑”，这幅挽联高度概括了乔永庆同志的一生。乔永庆同志虽然去世了，但是，因他“引黄稻改”造福一方的功绩，因他对于党的事业的忠心耿耿，因他严以律己，不谋私利，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品质，因他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因他勇于探索，善于总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使得我们永久的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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