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he American Office Became Inevitable
In the 19th century, “artisans of the brain” flooded to office jobs to prove themselves.
19世纪，“脑力工匠”涌入办公室，只为证明自己。
19世纪的一款名为“办公室男孩”（Office Boy）的桌游，展示了如何成为老板插图：《大西洋月刊》。图片来源：玛丽安·S·卡森藏品 / 美国国会图书馆
2026年7月23日
19世纪美国最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之一，就发生在纽约市政厅街对面的一间办公室里。1841年，一位与那位著名开国元勋并无血缘关系的印刷工塞缪尔·亚当斯，登门拜访了约翰·科尔特。科尔特是一本畅销簿记手册的作者，也是著名枪械制造商的兄弟。亚当斯此行，是为了讨要他自认应得的1.35美元。在随后的争执中，科尔特为何会抄起一把短柄斧已无从考证——他声称是出于自卫——但他确实这么做了，并用这把斧头将亚当斯活活砸死。为了掩盖罪行，科尔特清理了血迹，剥去尸体衣物，将其塞进房间里的一个大木箱。第二天，他让人把木箱搬上了一艘开往新奥尔良的货船。不久，发臭的尸体在船舱底被发现，科尔特也随即被捕。
12年后的1853年，赫尔曼·梅尔维尔依然对这起谋杀案念念不忘。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同情却站在了凶手这边——在他那篇探讨办公室工作与异化现象的杰作《抄写员巴特比》中，他称凶手为“不幸的科尔特”。故事中的叙述者推测，如果这两人是在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地方相遇，这场犯罪本不会发生。正是办公室这种“完全缺乏人性化家庭温情”的环境，才将科尔特逼入了“暴躁的绝望”之中。
办公室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自诞生之初，这里便是焦虑与冲突的温床，即便通常不至于闹出人命。在梅尔维尔那个年代，它是一个因资本主义规模不断扩张而诞生的全新空间。工业生产、蒸汽动力交通以及日益频繁的贸易，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以管理和追踪海量涌现的信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或许也是为了成就一番事业，大批年轻人（多为乡下男性）涌入城市。他们记账、追踪商品、抄写信件、记录法律文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这类枯燥而古怪的工作已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支柱，他们依然对此抱怨不休。
到了19世纪，“职员”迅速成为城市劳动力中庞大的一部分（到1855年，他们已是纽约第三大劳工群体）。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在1861年的《大西洋月刊》上撰文，精准地概括了伴随而来的劳动力转型：“所有的手工劳动都在不断转化为脑力劳动。”在一个长久以来将劳动等同于体力制造的世界里，这种转变被认为缺乏男子气概，甚至可能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在一篇呼吁为职员推行高强度“体操”项目的文章中，希金森悲叹这些“书桌前的花花公子”、这些“脑力工匠”终将萎缩退化，造就一个孱弱的国家。
但问题远不止于身体。在这种缺乏温情的空间里从事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同样折磨着人的心智与灵魂。希金森说，在久坐一天后，普通职员“在夜幕降临时离开办公地，脑子里像熔炉般烧得通红，身体则像一堆燃尽的炉灰”。并非所有人都会像梅尔维尔笔下的巴特比那样在这种境遇下慢慢发疯，但这种经历同样令人迷失。希金森所描述的“过度书写自我”的痛苦，绝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虚构；正如学者托马斯·奥格斯特（Thomas Augst）所证实的，第一代职员的日记中记录着同样强烈的自我消解感。其中一篇日记写道：“一切都枯燥到了极点。万物皆无生气，一切似乎都如死物般毫无生机。”
早期办公室工作的低效，推动了信息技术与现代管理实践的发展。计算器、收银机、油印机、打孔卡，乃至最终的计算机，在最大化生产力的同时，也催生了更为严苛的办公制度和精心设定的工作流程。从19世纪末开始，办公室还促成了新的性别分工：越来越多重复性的工作（如打字、归档、速记）落入了一个晋升前景有限的女性秘书阶层手中。
办公室里那些无声的挣扎从未真正消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持续扩张，而为了管理这一切所开发的机器和系统并没有减少工作量：生成和处理更多信息，似乎只会催生更多需要处理的信息。在辛克莱·刘易斯1917年的小说《工作》（The Job）中，女主角尤娜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她知道机器本该是为了节省人力，”刘易斯写道，“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些机器引入之后，女孩们的工作依然和以前一样拼命、漫长且毫无希望。”
尽管许多人对办公室生活的种种束缚感到不满，但这类工作的需求却有增无减。对男性而言，如今我们所说的白领工作，已成为实现阶层跨越、积累财富和获取一定社会地位的途径。对女性而言，尽管她们面临着剥削和切实可见的晋升天花板，但办公室工作依然为她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财务独立与社会地位。时至今日，白领职场仍被普遍视为通往中产阶级舒适生活与社会地位最可靠的阶梯。
这种进步模式，在当时的游戏中也可见一斑。1889年，帕克兄弟公司（Parker Brothers）推出了一款名为“办公室男孩”的桌游，规则很简单：你从边缘起步，凭借一个小小的主动举措——“应聘办公室男孩”——一路向中心挺进，最终成为“公司老板”。积极的品质（如守时、勤勉、乐观）能加速你的晋升；消极的品质（如懒惰、放纵、爱睡懒觉）则会让你步履维艰。其中的寓意再明显不过：你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有一点运气、几分勇气，再加上掷出一次好点数，你完全有可能成为老板。
本文作者：杰克·伦德伯格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也是圣母大学历史系的前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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