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份额是护城河，规模是议价权。”这句商业世界的默认法则，在vivo印度面前碎了。
7月9日，一纸批文落地。迪克森向交易所公告，vivo印度拿到了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署（DPIIT）7月8日签发的批准函。这家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经营十二年的制造体系，正式装进一家由本土伙伴控股51%的合资公司。
据行业分析，接手这座年产能规划过亿、工人过万超级工厂的新公司，实缴资本只有50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50多万元。vivo换来的，是继续留在印度市场卖手机的资格，外加49%的股权收益权。这不是一笔交易，这是一次产权结构的单方面改写。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Omdia的数据，2025年全年，vivo（不含iQOO）以3210万部出货量、21%市场份额领跑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同比增长19%。到了第四季度，vivo单季出货790万部，份额进一步扩大至23%。在一个年出货约1.54亿部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做到第一，这本该是教科书级别的成就。
但vivo印度并非普通海外市场。去年三月，vivo COO胡柏山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对彭博社明确表示：印度是vivo最大的海外市场，公司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50%，目标是2026年达到60%、2027年达到70%。印度约占vivo全球盘子的三分之一。这块市场一动，动的不是区域业绩，而是整个全球化叙事的承重结构。
迪克森创始人Sunil Vachani今年5月透露，新合资企业将承接vivo在印度约三分之二的智能手机销量，对应超过2000万部。根据迪克森管理层自己的收入指引，这是一块年收入潜力2500亿至3000亿卢比的生意。摩根大通预测，这家合资企业在2027财年将增加约1100万部智能手机出货量，2028和2029财年每年增加约2200万部。迪克森首期出资仅2550万卢比，换到的是现成生产线、训练有素的工人、完整供应链，以及一个年销量超3000万部的品牌订单。
六年前，vivo在印度的投入是实打实的。根据vivo印度2023年4月发布的官方新闻稿，公司宣布总投资计划750亿卢比，第一阶段350亿卢比已落实240亿卢比。新工厂位于北方邦大诺伊达，占地约169英亩，该地块早在2018年即已购得。2024年年中正式投产，年产能6000万部，全部建成后可翻倍至1.2亿部。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这一规模可与三星在印度的最大手机工厂相媲美。旧工厂2018年月产能约100万部，印度工厂雇员约1万人。vivo在印度建成的不是一个销售据点，而是一个拥有完整制造体系、供应链和就业生态的重资产堡垒。
它把在中国验证过的“地推铁军”模式复制到印度，零售触点约7万个，从一线城市大型卖场一直铺到乡镇零售小店。2022年，vivo首次从印度向泰国和沙特出口印度制造的手机，2023年计划出口超过100万部。vivo将这套打法总结为“More Local, More Global”——制造本地化、营销本地化、渠道本地化，用印度板球超级联赛和两届欧洲杯官方手机赞助砸开认知。印度和印尼两个市场第一，证明了这套组合拳的有效性。
但“More Local”做到极限，就是把工厂、工人、供应链全部押在别人的法域里。市场顺利时这是壁垒，政策转向时这就是“人质”。转折从2020年4月开始，印度出台Press Note 3，要求所有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须经政府逐案审批，中企注资通道被实质性切断。此后几年合规审查持续加码：2022年7月，vivo印度被指控将6247.6亿卢比汇往中国以逃避税款；小米印度555.13亿卢比资金被执法局冻结，至今悬而未决；OPPO收到印度税务情报局438.9亿卢比的关税追缴通知；传音旗下制造公司Ismartu India的50.1%股权早已易主迪克森；惠科与迪克森的合资也以74:26的股比获批。
vivo从2024年开始先后与塔塔集团、Murugappa集团和迪克森接触，探讨合资或代工，但最后破裂。2024年12月，vivo与迪克森签署不具约束力的条款清单，正式进入漫长的政府审批。一等就是19个月。最终摆在vivo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二选一：要么带着沉没成本彻底退出，把价值数百亿卢比的工厂和渠道拱手让人；要么接受本土企业控股，换取继续卖手机的资格。vivo选了后者。
用一家注册资本仅5000万卢比的新公司，换走一个年产能过亿、供应链成熟、工人过万的核心制造基地——在国际商业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等的先例。vivo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它没有选择。Omdia最新研究显示，即便在今年第二季度总出货量下滑超过一成的情况下，vivo仍以630万部的出货量继续位居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第一。但再强的市场份额，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工厂。vivo在印度十二年扎得越深，这一刻割得就越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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