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第一天，现场有两位穿着红色文化衫的老师，个性开朗，热情主动地加了我的微信。一位是郑良前，另一位是袁慈国。郑老师听说我是湖南清溪村“立波书屋”的主理人，特别高兴，他自我介绍说，他们俩都来自山东淄博，专门研究焦裕禄先生。而且我注意到，他们一个擅长说，一个擅长拍，参加这样的活动真是绝配。后来通过活动行程和名单简介，我才知道他们也是基层写作者——整场活动里，基层创作者只有我们三位（他们俩和我）。因为这层关系，我们走得格外近。两位言谈举止间，满是对清溪村的向往，他们还邀请我抽空一定要去他们的“焦裕禄书屋”看看，不过目前书屋还没有对外开放。
榆木是一位诗人，是我到达树理小镇后遇到的第一位打招呼的作家。简短聊了几句，他说他曾经是矿工，我们便没有二话，加了微信。因为刚到活动现场，忙着安排食宿，还要弄清未来几天的行程，我们只聊了三两句——他说他是煤矿出身，我告诉他我干过有色金属矿，还聊到各自矿山的属性，也说到矿山的共同点：都需要装支护。后来参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聊天也就此打住。
韩学文是沁水公安“树理调解”的工作人员，我们在同一场座谈会上认识。他不是沁水本地人，是外来在此工作的河南人，已在沁水多年。他告诉我，他知道清溪村，也一定要去。他喜欢赵树理文化，并且依据树理文学作品中的智慧，在辖区调解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加了我微信，还和我合影留念。
尉迟村隔壁村的一位老人，大约七十岁了，一直坐在座谈会最后面。他只说了三句话：“我研究赵树理多年，我喜欢写作，现在主要是收集、整理赵树理先生的一些事迹。”座谈会散会后，我主动加了他的微信，如有时间，一定要去拜访他。
上午活动结束后，午饭期间，工作人员征求我的意见，问下午是自由活动还是参加别的项目。我了解后，提出要去县城大剧院聆听邱华栋、陈建功、麦家、马伯庸几位老师的文学交流。
因为对时间预估不足，我们一行人迟到了十来分钟。进去时，刚好是陈建功老师在聊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但从陈老师的幽默讲述中，感受到了赵树理创作中的风趣。接着，陈老师聊到他当矿工时，三百来位工友中，有六人在各类矿山事故中丧生。矿工们大多不留隔夜钱——这个说法其实非常悲凉：为什么不留？因为下井之后，谁也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矿工只要拿到工资，就会一分不留寄回家，也有些会拿到钱就大吃大喝。一句话，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这种话题我深有感触，因为多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散会后，我特意找到陈老师，跟他说，我也是底层矿山民工出身，我们不光不留钱，下井时还会带糖。看来每个人在矿山的经历都不一样。陈老师抬头看着我，我接着说，我们带糖下井，就是让自己兜里揣着糖，大家心知肚明，这糖是保命的——一旦遇到危险被困在井下，糖就是救命的。
麦家老师介绍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从事过保密工作，这就是他能写好悬疑作品的来源。他说，如果他早来沁水，去看看树理小镇隔壁十二三公里的湘峪古堡，他的小说还会写得更好。
马伯庸老师告诉大家，他的童年是在内蒙古赤峰度过的，因为父母工作变动，童年不太稳定。马老师的言谈特别幽默，他拿自己如何教育孩子来比喻如何创作，这正是我最能听明白的语言。
邱华栋老师说，很多职业，尤其是作家，要多读书。他离开写作，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会做，唯一会做的就是写作。但他出生在新疆，唯一不用学的手艺就是放羊——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其实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比如作家有作家的天赋，我是这么想的。
第二轮回答时，几位老师也是笑口常开，幽默大概是作家最擅长的“吹牛”本事。
有位文学爱好者向麦家提问：“作家张炜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麦家接过话筒，慢慢说起：他的哥哥姐姐，因为父亲当年的历史原因，都没能读上初中。他说，那时候他也恨过父亲。
最后的结尾非常幽默。陈建功老师说，沁水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以后他要偷偷地来。麦家也说，他也要偷偷地来，在这里写作，而且他一定会来。马伯庸老师说，他也来，也是偷偷地来，但要打好商量，只能一个个都偷偷地来。邱华栋说，他也偷偷地来——台下的掌声如雷。
作者 卜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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