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到底是保守还是开放，这个问题，恐怕连不少去过菲律宾的人都说不清。
在马尼拉街头，你可能上午刚看到一场热闹的彩虹游行，下午走进医院，又会发现产科门口坐着一些年纪很小的孕妇。
有人还背着书包，看起来像中学生；有人不到30岁，身边已经围着好几个孩子。
两种画面放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这个国家是不是既不避孕，又对性别和感情特别开放？
菲律宾人口超过1.1亿，国土面积却只有30万平方公里左右，这个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人口密度并不低，而且年轻人特别多。
街上到处是孩子，很多普通家庭有三四个子女并不稀奇，一些贫困家庭甚至会生五六个，但把原因简单归结为“菲律宾人喜欢生孩子”，并不准确。
菲律宾超过八成居民信奉天主教，几百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让天主教深深进入当地人的婚姻、家庭和日常生活。
很多人从小听到的观念就是，孩子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人工避孕不值得鼓励，堕胎更是不能触碰的禁区。
这种影响不仅来自教堂，也进入了法律，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应当保护母亲以及“从受孕开始的胎儿生命”。
菲律宾至今仍然严格限制堕胎，即使一些女性遭遇强奸、乱伦或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现实中也很难通过合法渠道终止妊娠。
避孕用品的推广，同样走得非常艰难，2000年，时任马尼拉市长何塞·阿蒂恩萨下令，市属医疗机构不得提供避孕套、避孕药等现代避孕服务。
这项政策持续了多年，对于收入较低的女性来说，私人医院和药店的费用并不便宜，公共卫生机构又不提供，她们即使不想继续生，也很难找到安全、稳定的办法。
菲律宾政府并不是没有尝试改变，从2002年前后开始，菲律宾国会围绕生殖健康法案争论了将近十年。
2012年，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签署《负责任生育与生殖健康法》，希望由政府向民众提供避孕用品、生殖健康服务和学校性教育。
法案刚刚通过，天主教会便强烈反对，一些宗教团体认为，政府免费发放避孕用品，会破坏家庭价值，鼓励婚前性行为。
随后，法案执行一度受到法院限制，直到2014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删除部分条款后，才确认法案基本合宪。
法律虽然保住了，真正落实却没有那么容易，在部分偏远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缺人、缺钱，也缺避孕用品。
学校性教育经常因为家长和宗教团体反对而缩水，有些年轻人知道如何发生性关系，却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避孕措施。
更尴尬的是，菲律宾一度规定，发生自愿性行为的最低年龄与未成年人独立获得避孕用品的年龄要求并不一致。
也就是说，一些青少年发生性行为可能不违法，但想去医院或诊所领取避孕用品，却需要父母同意。
对成年人来说，找父母签字或许只是一个手续；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几乎等于主动向全家公开自己的私生活，很多人不敢开口，最后只能冒险。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早年调查发现，菲律宾贫困女性实际生育的孩子数量，往往比她们自己希望的更多。
部分贫困育龄女性平均生育6个孩子，比理想数量多出约2个，问题并不是她们都不愿意避孕，而是避孕知识、医疗服务和家庭决定权没有真正掌握在她们手里。
少女怀孕更让菲律宾政府头疼，菲律宾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15岁以下少女怀孕人数仍在增加。
2023年，不仅有3000多名15岁以下少女怀孕，还有数十人已经是第二次怀孕，另有一些女孩在20岁之前，已经经历过5次或更多次生产。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怀孕，背后通常不是一句“年轻人太开放”就能解释的。
里面可能有家庭贫困、性教育缺失、未成年人遭受侵害、避孕用品难以获得，也可能有成年人利用年龄和经济上的优势控制女孩。
可是在另一个层面，菲律宾又显得相当包容，早在1994年，马尼拉都会区就举行了亚洲较早的一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骄傲游行。
这个比例在当时的亚洲国家中相当突出，菲律宾不少城市制定了禁止性别和性取向歧视的地方规定。
企业、学校和呼叫中心里，跨性别员工并不少见，一些公司还会举办变装或跨性别选美活动。
菲律宾人热爱选美，电视节目、社区庆典、公司活动都可能临时搭起舞台，化妆、礼服和表演经常成为大家公开讨论的话题。
这种社会包容并不等于法律权利已经完善，菲律宾至今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同性婚姻，反歧视法案也长期受到保守力量阻挠。
一个人在马尼拉街头可以公开参加彩虹游行，回到家庭后，却可能仍然面对父母、教会和亲属的压力。
这也是菲律宾最容易被外界误解的地方，它对性别表达和同性恋群体的日常可见度较高，不代表它在女性生育权、未成年人保护和生殖健康方面同样开放。
街头的热闹，和普通女性能不能决定何时生、和谁生、生几个孩子，根本不是一回事。
马尼拉夜晚的酒吧依然灯火通明，彩虹旗会挂在街边，医院产科的长椅上，也可能继续坐着一个抱着书包、等着检查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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