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见过他开枪，但整个澳门都怕他
没人见过傅老荣真正动手，但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从未断过。
他不是枪手，不是杀手，但他比很多拿枪的人更让人敬畏。在澳门赌场还没成形之前，傅老荣这个名字，就已经是街头巷尾压低声音谈论的对象。
有人说他命硬，有人说他路数野，还有人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不是赌，是让人摸不透。
傅老荣这个人，像一团雾。他19岁。
那年被父亲带去香港，先在铺子里打杂，后来托人进了轮船公司做学徒。
那个年代，机械学徒算是正经手艺，干好了能吃一辈子饭。可他没干多久就辞了工。
之后十几年，这个人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见了谁，做了什么事。等到他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里，已经是三十多岁，身板硬朗，眼神沉得吓人。
那十几年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人猜他在广西、桂林、梧州一带跑买卖，有人说他替人押过货、看过场子，也有人说他那段时间根本没做正经生意。
最离奇的说法是，他蹲过监狱，在牢里遇上一个怪老头，教了他一些旁人学不会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没人说得清，连他家里人都只字不提。
傅老荣这辈子进过两次局子。
第一次是1920年前后，关了十个月。外头传他是因为贩鸦片进去的，也有人说是帮会内斗顶了缸。
他自己到死都没解释过。第二次是1926年，被警备司令部扣了几个月。那一次更是莫名其妙，关他的人没说原因，放他的人也没给理由。出来之后，他就像换了个人，手上忽然有了钱，做事也稳了很多。
那个年代，手上有钱的人很多，但像他这样，钱来得不明不白、人又滴水不漏的，不多。他不爱说话，不爱交底，更不爱跟人攀交情。有人想套他的话，他要么低头喝茶，要么眯着眼笑一笑，什么也不接。
江湖上混久了的人都知道，这种人最不好惹——你不清楚他手里攥着什么东西。
1930年前后，澳门赌业乱得很。葡萄牙政府头一回公开招标赌牌，没什么经验，发了一堆牌照出去，谁都能开赌场。
几家大老板合伙凑了个豪兴公司，势力铺得很开。傅老荣那时候刚到澳门，根基不深，没挤进去。他不硬碰，转身就走了。
他去了深圳。
那时候陈济棠主政广东，搞了个“繁荣深圳”的计划，缺钱，就放开了赌禁，发牌照收税。
深圳靠着广九铁路，南来北往的人多，一开赌，就把澳门的客人抢走大半。当时广州有位在金融和赌界都说得上话的老前辈，叫霍自亭，看中了傅老荣。
两个人一拍即合，合伙开了间做翻摊生意的公司。
那会儿做赌场，拼的不光是牌桌，拼的是谁能把客人伺候舒服。傅老荣从广州拉了三车年轻姑娘过来，专做招待，烟馆、酒楼、茶室一应俱全。那阵仗，深圳这边一开张，香港、广州的客人就全跑过来了。
澳门那边的豪兴公司，生意一下子凉了半截，几个大老板撑不住，低价把牌照转了手。那几年，傅老荣在深圳站稳了脚跟，声势一路往上走。
可这种日子没过多久。
1936年，陈济棠倒了台，蒋介石搞禁烟禁赌，深圳的赌场全被端了。傅老荣的买卖也没保住。
但澳门那边运气好，葡萄牙人见势不妙，赶紧收紧政策，只批了三张专营牌。
之前亏了钱的豪兴老板们已经不想再碰赌，傅老荣看准机会，拉上一位叫高可宁的合伙人，组了泰兴公司。
高可宁出钱，傅老荣管事，以一年一百八十万的承包价拿下了澳门赌场的专营权。
那之后，澳门的赌场才算真正有了规矩。傅老荣也从一个江湖上的神秘人物，变成了坐镇一方的赌业大亨。
1941年，日本人占了香港，澳门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受战火波及。
大批有钱人从香港、广东跑过来避难，澳门一下子热闹起来，赌场更是人挤人。
可江湖上的恩怨，从来不会因为你做了大老板就放过你。
1946年，傅老荣在普济禅院被人绑了。那伙人开口就要九百万赎金。九百万在那个年头，够买下半条街。
傅家找到澳门华商领袖何贤出面斡旋，好说歹说，把赎金压到了五十万。
可事情坏在了傅老荣自己儿子手上——他提前找到了关人的地方，报警时走漏了风声。
绑匪连夜把人转移，割下傅老荣一只左耳，让人捎回傅家。那是一只泡在药水里的耳朵，白生生的，看着瘆人。绑匪传话：少一分都不行，还得按九百万来。
那段时间，傅家上下乱成一锅粥。
傅老荣被关在一个不透光的小屋里，手脚捆着，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地方。绑匪端来一碗黑乎乎的东西，说再不配合就灌毒药。
傅老荣看了一眼，伸手夺过来，仰头就倒进了嘴里。喝完咂咂嘴，还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把那几个绑匪都看愣了。
后来才知道，碗里是凉茶，根本不是毒药。这事后来在澳门传开了，有人说他是真不怕死，有人说他早看穿了绑匪的把戏。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碗假毒药，喝出了一个赌王的硬气。
整件事拖了五十七天，最后靠圈内人来回传话，把赎金谈到了五十万。傅老荣被放出来的时候，瘦了一大圈，少了一只耳朵，但人还是那个人，走路不晃，眼神不躲。
从那儿以后，他把家里人全送去了香港，买地盖楼，安顿得妥妥当当。自己一个人留在澳门，守着那一摊子生意。有人说他是舍不得赌场，也有人说，他是怕自己一走，江湖上那些旧账就没人清了。
傅老荣有个习惯，每年国庆或者双十节，别人家升红旗也好，青天白日旗也好，他都不跟着。
他在自家楼顶升一面旗子，红底，金角，上头画着一头水牛。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旗，他说，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钱的颜色。
这话听着粗，细想却透着这个人的底子——他不站队，不表态，不信虚的，只信握在手里的东西。
他从一个谁都不认识的杂工，到坐拥四房太太、十五个儿子的大户，靠的从来不是运气，是他那股谁都不靠、谁也不信的狠劲。
傅老荣和高可宁都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
第一桶金，靠的是打破规矩；拿到赌牌，靠的是江湖身份；发达之后，他们比谁都更懂得守规矩。如今傅、高两家的资产加起来，早已超过百亿。
那些钱，大多不是赌桌上来，是地皮和楼房里攒下来的。
傅老荣一辈子没开过一枪，但澳门没人敢小瞧他。
他走的那天，没人知道他带走了多少秘密，也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装了什么。
只有那碗凉茶的故事，还在老一辈人的嘴里传来传去。
喝下去的是假的毒药，咽下去的，却是真的胆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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