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十二月，一道谕旨落到左宗棠案头：“辄请予谥，且措辞失体，著交部议处。”
这十几个字，不是给普通京官看的。
挨训的人，是七十多岁的左宗棠。
那时他已收复新疆，官至闽浙总督，朝廷上下都知道他脾气硬、功劳大。可这一次，他不是为军务争，不是为边疆争，而是为一个已经去世的老人争一个身后名。
左宗棠想替他求一个谥号。
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这一下，左宗棠本来进了湖南第十五名。
差一点。
礼部最后核名额，湖南多了一人，湖北少了一人。规矩摆在桌上，湖南多出的那个名额必须拿掉。
被拿掉的，就是左宗棠。
他没有进士出身了。
那张卷子还在，那个名次却没了。温葆深为他力争，最后只争到一个史馆誊录的差事。
左宗棠没有去。
他收拾行装，回湖南去了。一个自号“今亮”、年轻时就拿诸葛亮自许的人，不肯把一生先按进一张抄写案里。
可他心里记住了温葆深。
这不是恩典成了事的恩。
这是别人看见了他的才，却没能替他改命的恩。
更难还。
往后四十多年，左宗棠一路从幕府到封疆，从东南到西北，官越做越大，战事越打越远。温葆深在京城做官，后来官至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又曾入值经筵，做过咸丰、同治两朝讲官。
两个人的路，早已隔着山河。
可左宗棠没有把这段旧事放下。
同治十二年前后，他还写信给温葆深，提到曾托人送去炭敬。那不是惊天动地的大礼，只是年节里一份旧门生的惦念。
银两、书信、问候，从官场看都不算大事。
从左宗棠心里看，不一样。
一个人少年时被人抬过一把，哪怕没抬上去，后来真站起来了，也会回头望那只手。
光绪九年十一月，温葆深在籍病故。
人走了。
朝廷还没有给谥号。
温葆深做过侍郎，又有讲官身份。照晚清官场习惯，他家人盼这个身后名，并不奇怪。
左宗棠也坐不住了。
光绪九年十二月，他代递温葆深遗折，请朝廷给谥。折子进京，左宗棠大概以为这是一件该办、能办、也必须办的事。
他看的是师生情分。
朝廷看的却是规矩。
同治年间已有定例：“易名之典，出自特恩，不准臣下奏请。”
“易名”，就是赐谥。
这句话的意思很硬：谥号是皇帝特恩，不是臣下开口要来的。朝廷愿意给，是恩；臣子替人要，就像把恩典变成了手续。
左宗棠偏偏伸手去推了这道门。
他一生料事明白，打仗算粮道，治边算人心，对列强也敢硬顶。可在这件事上，他把人情看得太重，把宫廷礼制看得太轻。
谕旨很快下来。
“左宗棠代递温葆深遗折，辄请予谥，且措辞失体，著交部议处。”
一句“辄请”，分量很重。
不是说温葆深一定不配，也不是说左宗棠不念旧情，而是说他不该替朝廷开这个口子。
左宗棠这一出头，反倒把温葆深的事摆到了最尴尬的位置。
给，像是朝廷让步。
不给，才显得规矩还在。
于是温葆深没能得到那个谥号，左宗棠也被点名申斥。
这就是他把恩师心愿办砸的地方。
他不是不懂人情。
恰恰是太懂人情，才忘了晚清官场里还有另一套东西：恩出自上，名定于君。一个臣子功劳再大，也不能替皇帝把“特恩”说成“应办”。
左宗棠吃亏，就吃在这一步。
可这件事也把他照得很清楚。
他不是为了自己求官，不是为了子孙求荫，也不是在朝局里押宝。他只是看见旧日恩师身后寂寞，忍不住提笔替他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没办成事。
还惹了祸。
而温葆深留下的，只是一道未成的请谥折，和一个老学生晚年替他出头却碰了壁的背影。
福州病榻前，左宗棠大概不会再看见那张道光十五年的会试卷了。纸上的朱批早已旧了，少年人的名字却还压在他心里。
那一回，温葆深没有送他进殿试。
这一回，左宗棠也没有替温葆深讨来谥号。
一场知遇，最后停在两件未竟之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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