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李雨心
“今年是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发现40周年，我又想起了当时的考古发掘给全国考古界带来的震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巍在7月24日的“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上回忆道，“还没有哪个发现像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让人如此关注，因为它太神秘、太奇特了。”
站在发现40周年的时间点上，王巍回看1986年的发掘，称之为“中国百年考古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那时候夏商王朝一枝独秀，引领着周围地区。三星堆的问世，无论是从内涵还是青铜器制作工艺上来看，都区别于夏商文明。它所表达的精神世界实在是太丰富了。”也是三星堆，让人们意识到即使在夏商王朝建立之后，仍旧有带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明存在。“各个区域的文明与夏商王朝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我想，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的发现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
活动现场
新时代中国考古典范
“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考古”
“在我44年的考古生涯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星堆考古。”王巍回忆道。
“1986年的时候，在当时条件不很充分的情况下，当时的工作做到了最好。2020年，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的指引下，祭祀区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发掘，”王巍说，“共有40余家多学科单位团队加入进来，之后的研究工作，更是动员了全国乃至国外团队的学术力量，堪称新时代中国考古的典范。”
那么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提供了怎样的学术实证？在王巍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何以文明”，即中华文明的形成时间与过程；另一点就是“何以中国”，也就是各地域文明如何在交流和相互影响中，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现场，王巍以《汇聚与辐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为题，展开论述。
“扩散、交流、对比、辐射”，王巍以四个词来表达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在距今6000年左右，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龙的信仰遗迹都邑中轴线的理念开始向周边扩散，跨区域互动日趋紧密，中原核心地位初步显现。豫西、晋南、渭河流域等地区的彩陶纹样，距今6000年左右的湖北黄美焦墩遗址出现的“卵石摆塑龙”等，都佐证了这一观点。而在5500—5000年前后，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具有很大相似的玉礼器在北起辽西，南到江淮之间出现，意味着各地区的权贵阶级之间在原始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方面有着一定的共同性，较大范围文化趋同已经出现。
距今4300年左右，中原吸收周边先进文化因素，强势崛起。而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中华文明进入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王国文明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三星堆的出现，与同时期其他地域文明一起，构建起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此外，三星堆也以强大的影响力，进行了“文化输出”。在越南出土的玉璋、有领玉璧，王巍认为其来源应该就是三星堆。
王巍
40年完善成都平原文化发展序列
“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有很多期待”
多年以来，王巍切切地关注着三星堆最新的考古发现，例如青铜器是在哪里铸造的，象牙究竟是外来的还是本地的，“还有谜题还在等待被揭示，我们考古学界对三星堆也有很多期待”。而已经公布的三星堆最新研究成果，例如，三星堆红玉髓珠有7颗来自燕山造山带，3颗来自中亚造山带；又或者，顶尊跪坐人像中的青铜尊为其他地方铸造后，运往三星堆进行改造，而青铜人像为本地铸造等等，王巍在采访中指出，这更强化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古蜀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显然来自商王朝，但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这些工匠为了表现古蜀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对青铜冶炼技术进行了创新发展，让中国的青铜文明更加丰富。”古蜀工匠“既有吸收又有大胆创新”的创造力，造就了王巍认为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青铜铸制造技术”。
四十年前，三星堆的偶然发现让沉寂千年的古蜀文明初露真容，彼时社会各界对其文化归属知之甚少。四十年来，在四川考古工作者的持续努力下，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得以厘清：距今5000年左右的桂圆桥文化，见证了来自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人群携彩陶与旱作农业技术南下，与本地传统融合的过程；来到宝墩文化阶段，长江中游稻作技术的传入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复杂化，为三星堆与金沙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本土基础。
从“震惊世界”的“未解之谜”到如今的科学认知，这一转变凸显了40年来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王巍看来，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全球范围的对比考察已经证明：三星堆文化本质上还是古蜀人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接纳了其他地域文化后的独特创造。
（本文图据活动主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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