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极其闷热。那年南方多地发了洪水，收音机里每天都在播报着汛情。但在我们那个偏远的北方小山村，干旱却像一把无形的火，烤焦了地里的庄稼，也烤焦了我父亲的心。
那是我参加高考的年份。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想改变命运，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为了供我上学，母亲卖过血，父亲在砖窑厂搬过砖，我唯一的姐姐初中没毕业就去南方打工了。我背负着全家人的喘息声在题海里熬，终于在那年七月，估出了一个让我和班主任都激动不已的分数——632分。
这个分数，去上海交通大学毫无悬念。填报志愿那天，班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林深，你小子要飞出这穷山沟了。”
按照往年的惯例，八月初，录取通知书就会陆续寄到。那时候村里不通邮，所有的信件、报纸，邮递员都会统一送到村委会，由村支书代收，然后再由他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喊人去拿。
进入八月后，我每天都竖起耳朵听村里的大喇叭。只要喇叭一响，哪怕是通知哪家去交提留款，我的心都会跟着猛跳几下。可是，眼看着村里考上大专的张家老二、考上中专的李家闺女都拿到了通知书，甚至连隔壁村几个分数远不如我的人都摆了升学宴，我的通知书却始终没有踪影。
到了八月中旬，天气依旧燥热，我的心却一点点凉了下去。
父亲开始整夜整夜地抽旱烟，劣质烟草的味道在低矮的土坯房里散不开，呛得人直掉眼泪。母亲偷偷哭了好几次，每次见我进来，又赶紧用粗糙的手背抹去眼泪，强笑着说：“兴许是上海太远了，路上耽搁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村支书刘万福来了我家。刘万福在村里当了十几年支书，说是村干部，其实更像是村里的“土皇帝”。
他家盖着全村唯一的小洋楼，儿子刘波和我同届，也参加了那年的高考。不过刘波的心思从来不在书本上，成天跟镇上的小混混打台球，成绩烂得一塌糊涂。
那天傍晚，刘万福背着手踱进我家院子。父亲一见他，赶紧掐了烟，从屋里搬出唯一一把没有缺腿的木椅子，用袖子擦了又擦，请他坐下。
“大生啊，林深的通知书还没到？”刘万福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接过父亲递来的白开水，却并没有喝。
父亲搓着手，佝偻着背，声音里带着哀求：“支书，您天天在村委会，帮俺们留意着点。林深考得好，老师说肯定能上好大学的。”
刘万福摇了摇头，语重心长地说：“现在这高考啊，邪门得很。分数高不一定管用，要是档案出了岔子，或者人家大城市的名额满了，落榜也是常有的事。大生，不是我说你，家里都穷成这样了，还供个高中生，你也是心气太高。依我看，林深是个好劳力，不如早点让他跟着村里的包工队去城里干活，一天也能挣个十几块，不比念书差。”
我站在屋檐下，死死地咬着嘴唇，指甲掐进了肉里。我不相信我会落榜，我不相信我十二年的苦读会换来一场空。可是，看着刘万福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刘万福走后，父亲沉默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他翻出了家里那个破旧的蛇皮袋，对我说：“深儿，这命，咱得认。明天我带你去镇上买两套耐磨的衣裳，后天，你就跟着你表舅去广东进厂吧。”
那是1998年8月23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距离开学的日子只剩下不到十天，我已经彻底绝望，连眼泪都流干了。
那天上午，父亲带着我去了镇上的大集。他把家里仅剩的几斤黄豆卖了，换了十几块钱，给我买了两套粗布迷彩服，又买了一个帆布包。买完东西，正值中午，日头毒得很。父亲心疼我，带我走到集市拐角的一个凉茶摊，花两毛钱给我买了一碗大碗茶，自己却在一旁干咽唾沫。
就在这时，镇上的邮递员老杨骑着他那辆标志性的二八大杠绿色自行车，停在了凉茶摊前。
老杨负责我们这几个村的邮路，常年在乡下跑，和十里八乡的人都很熟。他满头大汗地坐下，端起老板递来的凉茶一饮而尽，一抹嘴，眼角瞥见了站在一旁的父亲和我。
“哎呦，这不是大生吗！”老杨扯着大嗓门喊了起来，随后半开玩笑地瞪着我父亲，“我说你这老汉，你家出了这么大的喜事，你怎么连一颗喜糖都没给我老杨吃过！”
父亲愣住了，手里装着迷彩服的塑料袋掉在地上，沾了一层灰。他结结巴巴地问：“杨、杨兄弟，你这话……啥意思？俺家有啥喜事？”
老杨也愣了一下，看着我们父子俩灰败的脸色，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他放下茶碗，皱起眉头说：“装什么糊涂？你家林深考上上海的大学了啊！那么厚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印着大红字，‘上海交通大学’！我送了半辈子信，那是咱们这片今年最高级的通知书了！”
轰的一声，我感觉自己的脑子要炸开了，耳边全是嗡嗡的轰鸣声。父亲猛地一步跨过去，双手死死抓住老杨的胳膊，力气大得让老杨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你再说一遍！啥时候的事？信呢？”父亲的双眼瞬间红了，眼珠子里布满了血丝，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
老杨被父亲的反应吓到了，赶紧说：“就大前天啊！大前天下午我送报纸，亲手把林深的通知书交给了你们村支书刘万福。我还特意嘱咐他，这是顶重要的大事，千万别耽搁。怎么，他没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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