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的一天清晨，黄河支流雾汽蒸腾，位山工地的汽笛划破寂静。“老李，铲车往前，再深一尺！”负责放线的技术员抬头吆喝。隆隆机声中，一条崭新的水道自位山向西北延伸，这便是后来被地方上称作“京杭运河”的“位临运河”。它从纸上的红线变成沟槽，只用了短短数月，却彻底改写了聊城段运河格局，更让“京杭运河”和“小运河”两个名号发生了错位。
追溯到700多年前，元至元二十九年，朝廷为解决漕粮北运的卡点，动用十余万军民开凿会通河，自今临清折向南通东平湖，再折向济宁，衔接泗河、淮河，史籍称之“山东北运河”。彼时，它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环，船队昼夜不息，南粮北上，北盐南下，千帆竞发。因比旁侧卫河、马颊河体量小些，当地漕民口中叫它“小运河”。这个俗名一旦成形，竟在民间延续了数百年。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西部仍倚重这条古运道。1958年，国家把黄河位山枢纽列入二五计划重点水利工程。引黄闸、沉沙池、五级干渠同时上马，旨在变黄河之水为良田之源。第一、二期工程进展顺利，工棚灯火彻夜，3万多建设者立下“人拉肩扛也要让黄河进山东”的军令状。到1959年10月，第三期工程启动，重头戏是切断黄河故槽、开挖位临运河。这条新河串联原有小运河、徒骇河、马颊河，一头连黄河，一头接卫运河，全长110公里，设计底宽40米、深4.5米。图纸描绘的是“航灌兼顾”的蓝图：驳船可行，灌溉可及，排洪亦能分险。
然而，天公不作美。1960年至1962年，鲁西连遭涝水，配套泵站和支干渠尚未完善，田里一片渍涝，盐碱抬头。更要命的是，黄河上游水沙不稳，中央决策炸坝泄洪，位山枢纽被迫停运。位临运河尚未贯通就陷入停滞，最后9公里挖到一半戛然而止，荒草与淤泥很快占据河槽。百里工地上，民工们无奈撤离，“京杭通航”成了悬念，地方却把这段半成品习惯性地叫成“新京杭运河”。
就在新河沉睡的岁月里，老“小运河”依旧默默承担着排渍任务。此时的名字区别更形象：新挖的大河叫“京杭”，旧日的会通河继续被喊作“小运河”，仿佛时代在老少更迭。1965年起，连年干旱逼得村镇打井到四五百米仍不见甘泉，耕地开裂。千夫所指下，山东省与黄委重新评估，决定“缓灌、强排、防盐、保粮”，位山工程有了“复活”机会。
1968年秋，6.5万名民工和基干民兵再次云集堂邑。刨土、筑堤、铺石一气呵成，1970年3月11日，四孔引黄闸拉开，黄浊江水奔腾而下，先泻进沉沙池，再经一干渠涌入位临河槽。输水成功那一刻，有人握拳高呼，也有人坐在堤头抽旱烟，脸上写满了劫后余生的释然。接下来两年，位临运河加密分水口、配平支渠，正式编号为“三干渠”。从此，位山黄河水灌溉阳谷、东昌府、冠县等156万亩田地，还顺流北上，经卫运河进入白洋淀，为天津解渴。
1993年出版的《聊城地区水利志》在“京杭运河”词条下写道：临清至黄河一段，世称“山东北运河”，又俗称“小运河”，以别于卫运河与新开京杭运河。史料旁证了名称错位的渊源—传统会通河早已“小”字当头，而1960年那条肩负灌溉、航运、引黄济津重任的新渠，则顶着“京杭”之名。
到了21世纪，位临运河成为鲁西北与京津冀间的重要输水通道。聊城人家夏季拉闸放水，清波直抵冀南麦田；冬天偶有客船北去，靠的是1960年那场大会战遗留的通航尺度。同样一张地图上，两条水线并行：东侧的“小运河”蜿蜒细瘦，宛若老者静坐；西侧的“京杭运河”笔挺粗阔，更像青年步履矫健。名称颠倒，却共同见证了漕运到灌溉、再到调水的时代转向。
很多人好奇，为何不干脆恢复元代老槽？技术人员给出答案：小运河淤高，河床比周边地面还高，强行加大流量只会溃堤；而新渠借徒骇、马颊两河低地，水位落差更合适，工程量反而省。换句话说，地形选择了新河，也顺势留下了名字的尴尬。
今天在聊城城东看那条老运河，清晨薄雾里依稀可见古驳岸的青砖，橹声早已停歇；而向西十里，新河水脉宽阔，泵站轰鸣，水随暗渠奔向华北平原。小与大、旧与新，两条运河隔城对望，成了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数百年里，它们记录了黄河决口、漕船风帆、稻菽千顷，也刻下了山东人一锨一镐垒出的水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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