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北行政委员会设立，林枫任主席，副主席都有谁？|东北行政委员会|彭真|林枫|民盟中央

时间拨回到1946年春。4月28日，吉黑人民自卫军冲进了春寒尚未散尽的哈尔滨，礼炮声中，苏军将城市管理权移交给中共东北局，宁静才慢慢降临。随后而来的，是一场抢时夺秒的建政竞赛。要想真正立足东北，只靠枪杆子不够，还得有一套能说话、能办事、能服众的行政班子。8月，来自吉黑、辽西、松江、嫩江、兴安五省的代表齐聚哈尔滨第一中学校礼堂，会议桌上摆着一摞厚厚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多轮酝酿投票，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告成立。

林枫坐上主席席并不意外。1937年他随抗联余部抵达苏联，后任东北局副书记，熟稔边区工作，被视为“把游击队变政府”的关键一环。更关键的一点，林枫和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配合多年，形成“前方打仗、后方管事”的默契。林枫接过印信的那一刻，哈尔滨街头刚升起的五星红旗，还带着仓促缝补的针脚。

环顾主席台，两侧五位副手各有来历，既代表不同政治力量，也覆盖了军政、经济、民族事务等多条战线。

张学思排在第一。海城人，出身张氏家族。青年时代在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摸过枪，1937年随东北军奔赴前线，后在延安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底，中央让冀中第二纵队北上，他奉命兼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和生父张作霖的旧东北相比，新辽宁在他手里首先推行“减租、减息”，一年多解决数十万农民的土地纠纷。1946年被推举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他常说：“家乡人吃饱，比什么都痛快。”1949年新中国筹建海军，他又调到安东海军学校，后来成为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1970年病逝，年仅54岁。

紧随其后的高崇民，是从中国民主同盟“并肩”而来的代表人物。1895年生于辽宁开原，早年留学日本，主修政治经济。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参加民盟，与张澜、黄炎培一起奔走呼号。东北易帜后，他主动北上支援地方建设，提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八字方针，对恢复战后民生作出不少主意。当选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他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筹备，直到1966年才告别公职，享年67岁。

第三位常委陈先舟，表面看是一名老交通官员，骨子里却是“电报线上抓敌情”的行家。1904年生于辽宁桓仁，1935年即加入党组织，长期在邮电战线活动。抗战期，他利用电报系统搜集日伪情报，给冀热辽游击战争送去关键情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邮电通信恢复异常复杂，他坐镇总局，从电话线到铁路信号逐段抢修，为三路主力会师提供了通信命脉。1954年，他转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69年病逝。

一排男性身影中，有一位身着素色长衫的女干部，格外醒目。她就是韩幽桐，黑龙江宁安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她正在北平女子师大就读，听到消息后回家乡办夜校。战时，她随丈夫张友渔闯关东，在苏联边境的宁安、绥芬河一带办识字班、开慰问团。1946年出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执委，并兼任松江省教育厅厅长。她的第一项指令，是把伪满课本全部停用，用自己手写的《新公民识字课本》替换，小小册子在三个月内印刷十万册，辗转黑龙江各地。建国后，她先后在中央教育部、宁夏高院任职，1985年病逝，享年77岁。

最后要提到的是特木尔巴根。这位蒙古族首领出生于1910年，早在1929年就发起成立东蒙古革命青年团。外界对他了解不多，其实在苏联红军入境时，他已与乌兰夫等人密切联络，协助苏军安抚兴安四盟。1946年，他受命担任兴安省政府主席，同时进入东北行政委员会常务会议。为了争取蒙、满、汉各族团结，他提出“骑马办公，追着牧民办公”的巡牧制，几个月内走遍草场近万里，是东北行委最忙碌的副主席之一。1954年后，他回内蒙古自治区出任高级法院院长，1970年病逝。

至此，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六驾马车”浮出水面：林枫领军，张学思、高崇民、陈先舟、韩幽桐、特木尔巴根辅佐。放在当年，这个班底的组合颇具匠心——既有红军出身的林枫、张学思，也有党外人士高崇民，还有来自交通、教育、民族事务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各条战线互补，既要打仗，又要种田办学修电报，治理思路颇为厚实。

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寿命并不长。1949年底，随着全国政权架构调整，行委职权并入东北人民政府，成员各有新的分工。但从粮食征购，到复原铁路，再到工人参政，行委三年时间为“共和国长子”奠定了制度底座，这一点被后来的史家多次提到。

翻检档案可以发现，1946年至1948年的会议纪要里，“统一战线”和“恢复生产”是最常出现的词。张学思屡次强调“要让沈阳机器响起来”，高崇民坚持“让各党派说话”，而陈先舟拉着工程师连夜抢修电话线路，韩幽桐到处跑学校整顿师资，特木尔巴根则在草原用蒙文手稿宣讲新政。行政委员会的日常由此显得既喧嚣又富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