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二战期间与日本结下血仇的国家，中国之外，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苏联或美国。然而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报复力度、审判尺度乃至战场手段，都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澳军并未按常规接收日军。他们选择继续用炮火说话，这也让澳大利亚成为战后近乎唯一在军事层面拒绝立即受降的同盟国。
澳大利亚与日本之间的恩怨，源头要追溯到1941年年底的南洋战场。日军1941年12月发起进攻后，仅用较短时间就击溃了英国在东南亚驻扎的军队，并成功俘虏了13万人，其中就有15000名澳大利亚军人。1942年2月15日，驻新加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率7万英军向不到3万日军无条件投降，这一战后总共约13万英军、印军、澳军成为日军俘虏。
被俘的澳军官兵原本相信国际公约会保障他们的最基本待遇，然而现实完全推翻了这种期待。日军把他们视为免费苦力，拉去修建臭名昭著的泰缅铁路，吃不饱、睡不好、伤病无人管。日本人的战俘营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国际公约，缺衣少食都已经是正常操作，这些战俘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不得不去没日没夜地做苦力，还有一些不幸的战俘，会被日本兵拉出去做射击靶子，或者是人体实验的材料。到战争结束时，一万多名澳大利亚战俘中，活下来的人不到一半。
安汶岛上的遭遇更为惨烈。当时澳大利亚派了一支队伍支援驻守在安汶岛的荷兰军队，在与日军激烈战斗后被迫投降，日军根本没有将澳大利亚俘虏当成人来对待，他们被日军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致死，活下来的人不到四分之一。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拉哈大屠杀＂的暴行，数百名放下武器的澳军士兵集体遇难。
真正让日本人至今不愿在史书中详细提及的，是新几内亚战役。这场旷日持久的丛林厮杀，是日军在整个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新几内亚战役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澳盟军于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在新几内亚及其附近岛屿对日军实施的进攻战役。
日军原本打算把新几内亚打造成防御拉包尔的外围屏障，前后向岛上倾注了约二十万兵力。麦克阿瑟采用＂蛙跳战术＂切断日军补给，导致日军不得不在没有后援补给的情况下和澳军作战。制海权与制空权尽失之后，岛上的日军实际上成了一支被彻底孤立的军队。
澳军指挥官吸取了此前正面强攻代价惨重的教训，选择了一种更为冷静的打法。围而不打，让热带丛林、疟疾与饥饿代替枪炮完成绞杀。最终20万日军活下来的只有5%，至今找到的日军尸首就只有2万具左右，还有大概15万日本兵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20万日本大军在新几内亚战役死亡19万，绝对是二战史上日军最大最惨烈的一次失败。
补给彻底断绝之后，岛上的场景变得极为骇人。没投降的不得不靠吃战友尸体来维持生命，1944年12月日本第18军司令部甚至曾经发布过＂禁止食用战友尸体，违者严惩＂的布告。这一条军令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当时日军处境的极端。
真正体现＂拒绝投降＂含义的，是1945年8月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天皇8月15日已经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新几内亚岛上的澳军并没有停手。曾有日本军队成功投降过，可是当举着白旗的日本人走出战壕时，还没来得及走近澳大利亚人，澳军的重炮与机枪直接开火，打得那些日本兵猝不及防，损伤惨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地面部队总司令暨澳大利亚军队最高指挥官布莱梅将军立即下令该战区内的日军向澳军投降，解除武装，然而因战区辽阔、岛屿众多，澳军部队直到9月中旬才完成该地区的受降和盟军战俘的解救。
如果说战场上的清算已经足够严酷，那么战后的司法追责则更能看出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态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前，各同盟国均向法庭提交了本国认定的甲级战犯名单。美国的名单上有30人，侧重于参与袭击珍珠港的战犯；澳大利亚的名单上有100人，包括了自裕仁天皇为首的皇族成员，以及很多财阀；英国提交了11人的名单，主要是陆海军将领；中国的名单上是32人，其中16人被起诉。
在处置日本天皇一事上，澳大利亚是全球唯一坚持要求将裕仁作为战犯审判的国家。在起诉日本天皇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无视美国和英国采取的政治实用主义，持强硬立场，一直要求作为国家首脑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日本天皇不能被免于起诉，直到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让盟国进行表决，同意天皇免于起诉，这件事情才得以解决。
受1942年起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日军暴行的证据的刺激，澳大利亚对日本战犯的调查始于1943年，早于任何其他的盟国，这些调查是1943年6月到1946年1月期间在威廉·韦伯爵士领导下进行的。韦伯本人后来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这也是澳大利亚坚持强硬立场换来的一项外交成果。
审判点从荷属东印度一直延伸到中国香港，是当时同盟国里覆盖面最广的司法行动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对战犯的处决数字在盟国里位居前列。据统计，澳大利亚判决并处决的乙丙级战犯超过140人。在澳大利亚组织的四百多次审判中，只要丙级以及丙级以上的战犯，大部分被处以绞刑。为了让后世不忘这段仇恨，在如今的澳大利亚太平洋战争纪念馆中，还有象征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被投影在一楼入口的地面上，任何只要进入馆内的人，就要从旭日旗上踏过去。
回到当下，这对昔日的死敌如今却走得越来越近。2022年1月，双方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为日本自卫队进入澳大利亚训练、部署提供了法律基础。2025年8月5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方案被选定作为澳大利亚海军未来通用护卫舰的首选平台。这也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主战装备出口。在2026年4月份，日本签署了价值70亿美元的军舰供应合约，这是东京自2014年解除对澳军售禁令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军售交易。
2026年5月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堪培拉正式访问，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堪培拉举行会晤，并发表了关于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高市早苗还宣称，日澳两国＂已经建立起类似准同盟的关系＂。从新几内亚岛上互相不肯放过的对手，到印太地区的＂准同盟＂，八十年间的这场巨大逆转，离不开美国自冷战以来对亚太战略格局的一手撮合。
对亚太国家来说，这样的走近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一笔勾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曾指出，日澳防务合作不断升级，并非日本所宣称的＂维护地区稳定＂之举，而是日本逐步冲破战后束缚、企图重塑亚太军事格局的重要步骤，面对日本不断输出军力、扩张自身军事影响力的行径，地区国家应保持警惕，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当年的战争记忆并非可以随意被现实利益冲淡，那些死在新几内亚丛林里的日本士兵、以及被日军虐杀的澳大利亚战俘，共同构成了一段血写的历史。今天堪培拉与东京的握手言欢，并不能改写1945年9月的那份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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