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顾长河，今年四十二岁。在县里水利局熬了整整十八年，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当上局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人嘴笨，不会来事，更不会搞什么拉帮结派那一套。别人往上走靠关系、靠送礼、靠站队，我只会闷头干活。可偏偏就在上个月，一纸调令下来，让我接任县水利局局长。全局上下都懵了，连我自己都懵了。要说最让我心里没底的，还是老部长那句始终没说完的话。他那天来局里视察，看着我沉默了很久，突然拍着桌子站起来，眼圈都红了，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第一章
那天是周三，我记得特别清楚。早上六点半我就到了单位，比平时早了将近一个小时。门卫老周头正在院子里浇花，看见我推着自行车进来，手里的水管都歪了，水溅了一裤腿。
“顾局长，您这也太早了吧？”老周头赶紧放下水管，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我还以为看错人了。”
我笑了笑，说睡不着，就早点过来了。其实哪是睡不着，是压根儿就没怎么睡。调令下来三天了，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想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老周头跟在我后面，压低声音说：“顾局长，有句话我憋了三天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转过身看他。老周头在局里干了二十多年门卫，见过五任局长，是局里资格最老的几个人之一。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平时话不多，但心里门儿清。
“您说。”
“您这次上来，局里有人不高兴。”老周头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前天晚上我值班，听见办公楼里有动静，过去一看，是刘副局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寻思他加班呢，就没在意。可等我转了一圈回来，听见他在打电话，说什么‘他顾长河算什么东西’、‘这位置轮谁也轮不到他’之类的话。”
我心里一沉。刘永昌，局里的老资格副局长，今年五十五岁，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坐了十二年。按理说，老局长退下来之后，最有可能接任的就是他。可谁都没想到，最后上来的会是我。
“我知道了。”我点点头，“老周，谢谢您。”
老周头叹了口气：“顾局长，我这人没什么本事，但看人还算是准的。您是个好人，也是个能干事的人。可这年头，好人不好当啊。”
我没接话，推着自行车往车棚走。车棚里已经停了一辆黑色轿车，是办公室主任马国良的车。马国良今年四十八岁，在局里干了二十多年，是刘永昌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这么早来单位，恐怕不只是加班那么简单。
果然，我刚走到办公楼门口，就看见马国良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堆起笑脸。
“顾局长，您这么早就来了？我还说等会儿去您办公室汇报工作呢。”
“没事，你先忙你的。”我说。
马国良没走，反而凑近了一步，压低声音说：“顾局长，有个事儿我得提醒您一下。今天老部长要过来视察，时间定的是上午九点。这事儿前天就通知了，但我看您这几天一直在外面跑项目，就没专门跟您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部长要过来？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马国良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接着说：“是这样，老部长这次是私人性质的走访，不算正式视察。他说就是想回老单位看看，所以让我们别搞太大阵仗。但我寻思着，您刚上任，老部长就来了，这是好事儿，说明老领导关心咱们局，也关心您。”
我点点头，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快速盘算。老部长叫方怀远，今年七十一岁，退休快十年了。他当年在任的时候，是省里有名的水利专家，也是出了名的不讲情面。他带出来的学生遍布全省水利系统，好几个都坐上了厅级干部的位置。这样一个重量级的老领导突然要来，我作为新任局长，却直到当天早上才从办公室主任嘴里得知，这事儿怎么看都不寻常。
马国良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匆匆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快步走向办公楼另一侧，那是刘永昌办公室的方向。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往自己办公室走。办公室在三楼最东头，原来是老局长的屋子。老局长退休的时候，把钥匙交给我，说了句“小顾，这屋子以后就是你的了”，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以为他只是让我暂时保管。现在坐在这间屋子里，看着墙上挂着的水利工程分布图，桌子上摆着的各种文件和资料，我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这个担子真的落在我肩膀上了。
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开始翻看桌上的一摞文件。这些都是老局长临走前整理好的，有正在推进的项目进度，有历史遗留的问题，还有局里这几年的人员变动情况。老局长是个细心的人，每一项都标注得很清楚。
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愣住了。那是一张手写的便签，上面只有一行字：“长河，小心刘永昌和马国良，他们和红旗渠工程有关。”
红旗渠工程。这四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最深处。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工程科的科长，负责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推进工作。红旗渠是我们县北部三个乡镇的主要灌溉渠道，全长二十七公里，关系到两万多亩农田的灌溉和三万多人口的饮水问题。三年前，县里拨了一笔专项资金，要对红旗渠进行全面修缮和改造。工程由水利局牵头，刘永昌是项目总指挥，马国良负责具体的招标和采购工作。我那时候被派去负责另外一个项目，红旗渠的事儿没怎么参与。
可就在工程快要完工的时候，出事了。那年夏天雨大，一场暴雨下来，红旗渠中段有一段将近三百米的渠道发生了塌方。塌方不算太严重，但关键是，塌方的地方正好是工程刚修过的部分。按照道理，新修的渠道不应该这么容易就出问题。当时这事儿闹得挺大，县里专门成立了调查组，最后结论是地质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但没往深处想。毕竟我不是项目负责人，手里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后来红旗渠重新修好了，这事儿也就慢慢被人淡忘了。
现在老局长留下这么一句话，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件事。
我正想着，有人敲门。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他叫周诚，是局里工程科的副科长，也是我当年在技术站带过的徒弟。
“师傅。”周诚还是习惯这么叫我，“我刚才听马主任说老部长今天要来，您知道这事儿吗？”
“刚知道。”我说。
周诚关上门，走到我办公桌前，压低声音说：“师傅，有件事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老部长这次来，是刘副局长请来的。”
我抬起头看他。
“我老婆的姐姐在省城一家酒店当经理。”周诚说，“前天刘副局长去省城，在她那儿请人吃饭，请的就是老部长的儿子。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老婆的姐姐说，刘副局长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好像被拒绝了什么。结果昨天老部长就打电话说要来视察，您说这事儿巧不巧？”
我没说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周诚继续说：“师傅，我觉得刘副局长这是要借老部长的势来压您。老部长在系统里威望高，他要是当着老部长的面给您上眼药，您就不好办了。”
我看着周诚，这个徒弟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为人耿直，业务能力强，就是有时候太直来直去，不太懂人情世故。他能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是真心为我担心。
“我知道了。”我说，“诚子，你去把红旗渠这三年来的维护记录和检测报告都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周诚愣了一下：“红旗渠？师傅，那事儿都过去三年了。”
“让你找你就找，别问那么多。”
周诚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各种信息搅在一起，像一团乱麻。刘永昌为什么要去省城找老部长的儿子？老部长突然要来视察，到底是什么目的？老局长留下的那句话，又藏着什么秘密？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今天上午就能揭晓一部分。
八点四十的时候，马国良过来敲门，说老部长的车已经到县城了，预计九点十分到局里。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下楼迎接。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正好碰见刘永昌从另一个方向过来。
这是我们俩在我上任之后第一次面对面碰见。刘永昌比我矮半个头，身材偏胖，长着一张圆脸，见谁都是笑呵呵的。可我知道，这人的笑从来到不了眼睛。
“顾局长。”刘永昌主动打招呼，脸上堆着笑，“老部长马上就到了，咱们一起下去迎迎？”
“好。”我说。
两个人并排下楼，气氛有点微妙。走了几级台阶，刘永昌忽然说：“顾局长，红旗渠那个项目，我听说你最近在调资料？”
我心里一惊。周诚去找资料才不到一个小时，消息就传到刘永昌耳朵里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刚上任，想熟悉一下以前的项目。”
“应该的，应该的。”刘永昌笑着点头，“不过红旗渠那个项目，当年闹了点小风波，现在翻出来反而惹麻烦。顾局长年轻有为，还是多关注眼前的事情比较好，那些陈年旧账翻不得。”
这话听着是关心，实际上是警告。我没接茬，继续往下走。
楼下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各科室的负责人基本都到了，排成一排等着迎接老部长。马国良在人群中穿梭，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忙得不亦乐乎。我注意到，他安排站位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刘永昌往中间推，反倒把我这个局长挤到了边上。
我没说什么，就那么站着。
九点零八分，一辆灰色的老款轿车缓缓驶进院子。车门打开，老部长方怀远从车里下来了。
他比我想象中要老一些。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很深，但身板挺得笔直，走路不需要人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看过太多世事的眼睛，锐利而深邃，好像能看穿人心。
“方部长。”刘永昌第一个迎上去，双手握住老部长的手，“您老人家辛苦了，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老部长拍了拍刘永昌的手，目光却越过他，扫向站在后面的人群。
“你们新局长呢？”老部长问。
刘永昌的笑容僵了一下，然后马上侧过身，指了指我：“这位就是顾长河，顾局长。”
我走上前，向老部长微微鞠了一躬：“方部长您好，我是顾长河。”
老部长看着我，没有说话。他就那么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看得我心里直发毛。周围的人也都不说话了，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然后老部长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
他松开刘永昌的手，径直走到我面前，伸出双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瘦，但很有力，像一把铁钳子。
“你就是顾长河？”老部长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我，方部长。”
老部长握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就那么握着我的手站了将近半分钟，然后忽然松开，转头对身后的人说：“走，先去会议室，我有话要说。”
所有人都愣住了。
老部长这态度，太反常了。他对待我和对待刘永昌的态度天差地别，这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刘永昌的脸色明显难看了几分，但他很快就恢复了笑容，跟在我和老部长身后往会议室走。
会议室在三楼，是局里最大的一间会议室，能坐四十多个人。老部长进去之后，在上首的位置坐下，然后示意我坐在他身边。刘永昌犹豫了一下，在对面坐下了。其他的人依次落座，会议室里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老部长没有马上说话，而是慢慢地环视了一圈会议室。这间会议室他应该很熟悉，墙上的牌匾、角落里的绿植、桌椅的摆放方式，都还是他在任时的样子。
“这屋子没怎么变。”老部长说了一句，然后转头看我，“你是哪一年进局里的？”
“2005 年，方部长。”我说，“那年我刚大学毕业，考进了水利局。”
“2005 年。”老部长重复了一遍这个年份，眼神有些恍惚，“那你进局里的时候，我还在。”
“是的，您当时是分管水利的副县长。”
老部长点点头，又问：“你在局里这些年，都干过哪些岗位？”
我简单说了一遍自己的工作经历。从技术员到工程科副科长，再到工程科科长，后来又去基层水利站待了三年，去年调回来当副局长，今年又接任了局长。十八年的经历，说起来也就几分钟。
老部长听得很认真，不时点点头。等我说完，他忽然问了一句：“红旗渠那个项目，你参与了多少？”
这句话一出，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变了。我注意到刘永昌端着茶杯的手明显抖了一下，马国良的脸色也变了。
“我没怎么参与。”我说，“当时我被派到南片负责饮水工程，红旗渠那边主要是刘副局长和马主任在负责。”
老部长没有再问了，而是把目光转向刘永昌：“永昌，红旗渠那个项目，我记得当时是你主抓的吧？”
刘永昌赶紧放下茶杯，笑着说：“对对对，当时是我负责的。那会儿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加班加点干了大半年，总算按时完工了。中间出了点小插曲，好在最后处理得还算妥当。”
“小插曲？”老部长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几分，“你说塌方三百米叫小插曲？”
刘永昌的笑容凝固了。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
第二章
老部长说完那句话之后，会议室里安静了足足有十秒钟。刘永昌的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方部长，您听我解释。”刘永昌稳住心神，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当年红旗渠塌方，调查组已经给了结论，是地质原因导致的意外事故。我们也及时进行了修复，后续三年没有再出任何问题。”
老部长没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他。那种目光比任何质问都让人难受，就好像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只是在等你什么时候说真话。
“方部长，我……”刘永昌还想说什么，但被老部长抬手打断了。
“我今天来，不是来翻旧账的。”老部长说，语气缓和了一些，“红旗渠的事，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我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件事。”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老部长站起身，走到会议室那张巨大的水利工程分布图前面。这张图有将近三米宽，上面标注着全县所有的水库、渠道、泵站和饮水工程。老部长伸出手，在图上慢慢划过，最后停在了红旗渠的位置。
“我十八岁进水利系统，干了一辈子。”老部长没有回头，背对着所有人说话，“我修过水库，挖过渠道，打过深井，搞过饮水工程。这辈子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说着，他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身上。
“顾长河调到这个局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我就注意到他了。”老部长的声音变得缓慢而深沉，“这人干活卖力，不争不抢，遇到难事也不往后退。我见过太多能说会道的人，嘴上功夫了得，真干起活来就不行了。可这人不说话，闷头做事。”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老部长当年确实在局里待过，但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交集。他那时候是副县长，我不过是个普通科员，连单独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几次。他怎么会记得我？
“后来我退了，回了省城，但这个局里的事儿，我一直关注着。”老部长继续说，“每次回县里，都会找几个老同事问问情况。提到顾长河的时候，大家都在夸。说这人心眼实，干工作踏踏实实，从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刘永昌的脸色更难看了。他能有今天的位置，靠的就是能说会道、左右逢源。老部长这番话，句句都是在打他的脸。
“三年前老局长跟我提过一个想法。”老部长的声音低沉下来，“他说自己快退了，想推荐一个接任的人。我问他推荐谁，他说了两个条件。第一，这个人必须懂业务，水利这一行外行领导内行是要出大事的。第二，这个人心要正，要能守住底线，不被那些歪门邪道拉下水。”
说到这儿，老部长顿住了。会议室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所有人都竖着耳朵等着他的下文。
“我当时问他，这样的人你找到了吗？”老部长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他跟我说，找到了，就是顾长河。”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老局长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他推荐我的时候，我完全不知情。
“可那时候顾长河还太年轻，资历不够，所以我跟老局长商量，先让他去基层再锻炼几年，等他真正成长起来了，再把他提上来。”老部长的声音忽然变得严厉起来，“这三年来，局长的位置一直空着，多少人盯着这个位置，多少人想坐上来、想把自己的人塞进来。可都被我按住了。为什么？”
没有人说话。整个会议室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叫声。
老部长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突然伸手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力道大得茶杯都跳了起来。
“这个空缺三年的位置，就是为你留的！”
老部长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所有的人都看着我，目光里带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有惊讶的，有嫉妒的，有若有所思的，也有不甘心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眼眶也有些发酸。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这样看重我，这样信任我。
老部长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只手很瘦，却重得让我几乎坐不住。
“顾长河，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来吗？”
我摇了摇头。
“因为我不放心。”老部长说，“我不放心这个局，不放心那些烂掉的根子，也不放心你。我怕你一开始就被压住了，怕你熬不出头，怕你扛不住这个担子。”
说着，他转过身，目光在刘永昌和马国良身上扫过。那目光冷得像冬天的风，让两人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
“这个局里有些事，我在任的时候就没查清楚。现在我退了，管不了了，但有人能管。”老部长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顾长河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就是这个局的当家人。谁要是敢在背后搞小动作，谁要是想给他使绊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说完这番话，老部长没有再多停留，直接往门口走去。走到门边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对我说：“下午来一趟我住的地方，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然后他就走了。
会议室里的人面面相觑，过了好一会儿才陆续散去。刘永昌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很复杂，有不甘，有怨恨，但更多的是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
“顾局长。”他叫了我一声，声音干巴巴的，“老部长器重你，是你的福气。不过有句话我得提醒你，这个局里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说完他就走了。
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面前那杯已经凉透的茶，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老部长的话。“这个空缺三年的位置，就是为你留的。”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
三年前老局长就开始为我的上任铺路了。可我自己却浑然不知，还在基层的水利站里埋头苦干。这三年里，有多少人为我费了心血？老局长、老部长，他们顶着多大的压力，才让这个位置一直空着，才让我有机会坐上来？
还有刘永昌。他在副局长的位置上熬了十二年，眼看就要转正了，却被人截了胡，心里能不恨吗？换成是我，恐怕也很难心平气和。
可我隐隐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老局长留下的那张便签，老部长刚才说的那些话，还有红旗渠那个项目的种种疑点，都在指向一个我还没完全看清的真相。
下午去见老部长之前，我得先把红旗渠的资料看完。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周诚已经把红旗渠三年来的维护记录和检测报告都在桌上摆好了，厚厚一摞，少说有四五十份文件。周诚站在一旁，表情很复杂。
“师傅，这些资料我整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周诚抽出其中一份检测报告，摊在我面前。那是红旗渠塌方段修复之后的工程质量检测报告，落款是三年前的十月。
“您看这里。”周诚指着报告上的一行数据，“渠道底板的混凝土标号和设计图纸上要求的不一样。设计图纸要求的是 C30，但检测报告上写的是 C25。差了整整一个标号。”
我心头一紧。混凝土标号直接关系到渠道的强度和耐久性，用一个低标号的混凝土替换高标号的，成本能省下不少钱，但质量会大打折扣。红旗渠塌方，很可能就是混凝土标号不足导致的。
“还有这儿。”周诚又翻出另一份文件，是一份材料采购清单，“您看这批钢筋的规格。设计要求是直径 16 毫米的螺纹钢，但清单上写的却是 14 毫米。直径小了整整两毫米，承载力完全不一样。”
我深吸一口气。这些证据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三年前的红旗渠工程，有人在材料上动了手脚，从中贪污了工程款。塌方不是意外，而是人祸。
“这些报告和清单，还有多少人看过？”
“没什么人。”周诚说，“这些文件一直锁在档案室最里面的柜子里，钥匙只有老局长和马主任有。今天我去要，马主任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给我。”
“他犹豫了？”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对，我问他要红旗渠的档案，他先是说那些资料不好找，让我过几天再来。我说是老局长临走前交代的，说新局长上任要全面了解历史项目，他才去拿了钥匙。”
老局长临走前交代的。这句话是老局长教周诚说的。我心里一阵感动，老局长退休了还在为我铺路，这份恩情怎么还？
“诚子，这些资料你先拿回去，复印一套放在安全的地方。原件还回去，别让人看出端倪。”
周诚点点头，抱起文件要走，我又叫住了他。
“还有，这件事先别声张。你知我知，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周诚走了之后，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发呆。红旗渠的猫腻，老局长知道，老部长也知道，但他们都没有挑明。为什么？是因为证据不够充分，还是因为背后牵扯的人太多？
下午三点，我按照老部长给的地址，找到了他住的地方。那是县城东边一栋老式的三层小楼，门口种着两棵桂花树，虽然还没到开花的季节，但已经能闻到淡淡的清香。
老部长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这次是他一个人回来的，暂时住在老同事家里。我敲门进去的时候，老部长正坐在客厅里喝茶。茶几上放着两个杯子，显然是早就等着我了。
“坐吧。”老部长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我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很苦，是那种老茶客才喝得惯的浓茶。
“上午的事儿，是不是觉得挺突然的？”老部长问。
“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没想到您和老局长为我做了这么多。”
老部长摆了摆手：“别把我想得太好。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顾长河一个人，是为了这个局，是为了全县几十万老百姓的用水安全。”
他放下茶杯，看着我，目光炯炯：“你知道红旗渠当年为什么塌方吗？”
“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资料。”我说，把上午发现的混凝土标号和钢筋规格的问题简单说了一遍。
老部长听完，点了点头：“你看得很准。但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我的心里一沉。
“红旗渠那个项目，总额是三千七百万。”老部长的声音压得很低，“其中至少有五百万被人拿走了。手段也不只是偷换材料这一种。虚报工程量、伪造验收资料、内外勾结哄抬材料价格，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
“查得出来吗？”我问。
老部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我：“你知道为什么这三年我一直按着局长的位置不让人坐，非要等到你上来吗？”
“您刚才在会上说了。”
“那是对外人说的。”老部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真正的原因，是我需要一个人，一个信得过的人去查这件事。刘永昌和马国良都牵涉其中，想查就得绕过他们。可局里上下全是他们提上来的人，怎么查？”
我明白了。这三年局长位置空着，表面上是在等我成长，实际上是因为老部长需要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退了之后，好多事情做不了，只能靠你们这些还在位置上的人。”老部长的声音透出一丝疲惫，“可顾长河我得提醒你一件事。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一开始都是一腔热血要查这个查那个，查到一半就查不下去了。要么被威胁，要么被收买，要么被调走。你要是害怕了，现在就可以告诉我，我另想办法。”
我看着老部长的眼睛，那双老迈却依然锐利的眼睛。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也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方部长，我不怕。”我说，“我知道这件事难，但总得有人去做。”
老部长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那是他来到县里之后第一次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整个人好像年轻了十岁。
“好。”他说，“我没看错你。”
老部长从身边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信封没有封口，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几页纸，还有一些票据的复印件。
“这些是我的老下属这几年收集到的一些证据。”老部长说，“不多，但足够你顺着往下查。关键是，一定要小心。刘永昌背后的关系网，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我收起信封，郑重地点了点头。
从老部长那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傍晚了。西边的天空烧着一片绚烂的晚霞，把整条街都染成了橘红色。我骑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脑子里回想着老部长说的每一句话。
路过红旗渠分水闸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停下车，走到渠边。水渠里的水不深，但流得很急，在落日的余晖中泛着粼粼的波光。三年前，就是这条水渠的中段发生了塌方。如果当时塌方再严重一些，下游三万人口的饮水都会出问题。
那些人明明知道后果，却还是为了钱做下了这种事。他们拿走的钱，每一分都可能关系到老百姓的吃水和灌溉。
我站在渠边，把老部长给我的信封又拿出来看了一遍。里面有一张票据复印件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水泥采购的发票，开票单位是一家叫“永固建材”的公司。发票上的金额和数量都没什么问题，但开票日期让我心头一紧——那批水泥在供货的时候，永固建材的工商注册还没有办下来。
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假发票。
而批准采购的人，正是刘永昌。
第三章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老部长给我的那些资料，翻来覆去地看。每一页纸都像一个拼图碎片，单独看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可一旦拼在一起，就显出了一个让人心惊的轮廓。
永固建材不是唯一有问题的。我顺着那张假发票的线索往下追，发现红旗渠工程的材料供应商一共有七家，其中至少有三家存在类似的问题。有一家钢材供应商，注册地址是县城一个废弃的仓库。有一家砂石供应商，工商信息显示已经注销三年了，但在工程期间却开出了将近一百万的发票。
更让我心惊的是，所有的采购申请都经过了刘永昌的签字批准。
一百万的砂石，七十万的水泥，还有将近一百五十万的钢材。光这三家的问题供应商，涉及金额就超过三百万。如果再加上虚报工程量和伪造验收资料的部分，老部长说的五百万恐怕还是保守估计。
我把资料收好，放进公文包里，然后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各种念头翻来覆去，一会儿是刘永昌那张永远在笑的脸，一会儿是老部长拍桌子说“这个空缺三年的位置就是为你留的”，一会儿又是红旗渠塌方时的场景。
虽然当时我不在现场，但后来看过现场照片。三百米渠道全部塌陷，混凝土碎块和泥土混在一起，浑浊的水从缺口处涌出来，淹了旁边几十亩农田。好在发现得及时，抢修也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如果不是运气好，后果不堪设想。
那些人在做假材料、偷工减料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下游的老百姓？有没有想过万一出了事，会害死多少人？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委屈，愤怒，还有一点害怕。我不过是一个小县城的水利技术员，凭着一股子蛮劲干了十几年，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卷入这样的事情。
可我更知道，这件事如果我不去查，就没人会去查了。老局长退了，老部长也退了，他们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剩下的事情，只能靠我。
第二天一早，我到单位的时候，发现办公楼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走廊里几个人凑在一起说着什么，看见我过来，立刻散开了。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复杂，有一种让我说不清楚的感觉。好像大家都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走进办公室，刚坐下，周诚就急匆匆地进来了。
“师傅。”他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出事了。”
“什么事？”
“昨天晚上，档案室的门被人撬了。”
我猛地站起来：“什么？”
“今天早上老周头发现的。档案室的门锁被撬坏了，但里面的东西没怎么翻动，看起来像是刚动手就被惊动了。老周头已经报了警，警察一会儿就过来。”
我的心一沉。档案室的门，怎么偏偏是昨天晚上被撬？
我昨天上午刚让周诚去取了红旗渠的资料，结果晚上就有人撬档案室。这绝对不是巧合。
“报警了吗？”
“报了。”周诚说，“但我觉得撬门的人可能不是想偷东西。档案室里有价值的只有文件，文件最怕丢，但也最好销毁。如果那人是冲着红旗渠的资料来的，他可能是想毁掉那些资料。”
我点了点头。周诚的分析有道理。档案室里那些纸质文件是最要命的证据，一把火就能烧得干干净净。如果那些资料毁了，我手里就只剩下老部长给我的那些复印件，远远不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红旗渠的资料现在还在你那儿吗？”
“复印件在我那儿，原件昨天下午我还回去了。”周诚说，“我按您说的，把原件放回了原来的位置。”
我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又紧张起来。原件还在档案室，如果那个人没有被惊动，会不会已经把原件拿走了？
“走，去看看。”
我和周诚快步走到二楼的档案室。门口已经围了几个人，老周头正一脸焦急地站在门边，跟一个穿制服的民警说着什么。门锁确实被撬坏了，锁芯歪到了一边，门上还有明显的撬痕。
“顾局长。”老周头看见我，赶紧走过来，“我早上五点半巡查的时候发现的。门锁被撬了，但奇怪的是，里面的东西好像没怎么乱。”
我走进档案室，里面确实不算太乱。柜门都关着，地上的文件也只有几份，看起来像是匆忙中掉落的。我径直走到存放红旗渠资料的那个柜子前，拉开柜门。
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红旗渠的资料还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看来昨晚那个人的目标确实是这些资料，但还没来得及打开这个柜子就被惊动了。
“顾局长，您看要不要查一下楼道的监控？”老周头在一旁问。
我正要说话，马国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接上了话茬：“老周，你忘了？楼道的监控上个月就坏了，一直没修。”
我心里冷笑一声。监控上个月就坏了？这事儿我这个新任局长都不知道，马国良倒是很清楚。
“监控坏了，那就没法查了。”我淡淡地说，“好在没丢什么东西，老周，你回头把门锁换一下，以后晚上多巡查几次。”
走出档案室的时候，我注意到走廊尽头刘永昌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里面有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刘永昌对于档案室被撬的事情一个字都没问过我。
这不正常。
回到办公室，我对周诚说：“诚子，这段时间你多留个心眼。尤其是那些资料的复印件，一定要放好，不能有任何闪失。”
“师傅，您放心，我放在我岳父家的保险柜里，谁也拿不走。”周诚说，然后犹豫了一下，问了一句：“师傅，您说昨晚撬门的人，会不会就是……”
他话没说完，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局里知道档案室里有红旗渠资料的人，除了我和周诚，就只有刘永昌和马国良。
“现在没有证据，不能乱猜。”我说，“但这件事提醒了我们，有人在怕。怕我们查出真相。”
周诚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那扇虚掩的门在脑子里来回过了好几遍。刘永昌就在那扇门后面，他知道我在查红旗渠的事，他也知道我已经拿到了那些资料。他会怎么做？
接下来的一周，局里异常的平静。档案室被撬的事情被当成普通的盗窃未遂处理，警察来了两次，问了几个人，最后不了了之。刘永昌见了面还是笑呵呵的，马国良汇报工作也一如既往的殷勤。一切看起来都和以前一样，但我知道，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汹涌。
转折出现在第九天。
那天上午，县纪委突然给局里发了一份通知，说是收到群众举报，反映水利局在红旗渠项目中存在违规问题，要求局里配合提供相关的工程档案和财务资料。
通知是打印的，盖了章，看着挺正式。但让我起疑的是，通知上要求把所有的资料都交给刘永昌汇总，由他统一报送到纪委。
我把那份通知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总觉得哪里不对。纪委要查案子，怎么会让被调查对象经手证据材料？这不是等于让嫌疑人自己销毁证据吗？
我给纪委打了个电话，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我是水利局新任局长顾长河，想核实一下那份通知的事情。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对方说：“顾局长，我们这边没有发出这样的通知。”
我的心一沉。假的。
“您确定吗？”我又确认了一遍。
“确定。我们如果要调取材料，会直接派人去取，不会让被调查单位经手。而且红旗渠那个项目，我们目前没有立案调查。”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里，手心全是汗。
有人伪造纪委通知，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把红旗渠的资料调出来，然后销毁。
我拿起那份假通知，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公章。公章做得很像，不是专业人员根本分辨不出来。但有一个细节露出了马脚——通知上的发文日期是昨天的，但送达日期却是上周的。一个明显的时间逻辑漏洞。
这个人伪造通知的时候很匆忙，顾大不顾小。
我把假通知锁进抽屉里，然后拨通了老部长的电话。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包括档案室被撬和假纪委通知的事情，都跟他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们开始慌了。”老部长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你查的方向是对的，查得越深，他们就越沉不住气。人一慌就会出错，一出错就会露出更大的马脚。”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按兵不动。”老部长的声音很稳，“你现在手里的证据，还不足以把他们彻底打垮。贸然出手，只会打草惊蛇。你要做的，是找到那条线——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中间经过谁的手。只有把这条线理清楚了，才能真正把他们钉死。”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发呆。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几片落叶在秋风中打着旋儿。
老部长说得对，我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证据。可从哪里下手呢？
正想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我没想到的人——刘永昌。
他手里端着一杯茶，脸上挂着笑，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顾局长，有时间吗？咱俩聊聊。”
第四章
刘永昌端着茶杯走进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把桌上的文件翻了过来，盖住了那些敏感的材料。这个小动作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沙发上坐下来，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
“顾局长，咱们俩共事也有十几年了吧？”刘永昌开口了，语气像是拉家常，“我记得你刚进局里那会儿，还是个小伙子，瘦得跟竹竿似的。一转眼，你都是局长了。”
我没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说实话，你当局长，我一开始确实想不通。”刘永昌放下茶杯，看着我的眼睛，“我在副局长的位置上熬了十二年，论资历、论经验、论人脉，我哪样不比你强？可最后上来的却是你。换成你是我，你会怎么想？”
他这番话倒是坦诚。我没有反驳，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换成我是你，我也会想不通。”
“但我后来想明白了。”刘永昌靠进沙发里，叹了口气，“老部长力挺你，老局长也力挺你，说明你在他们眼里的分量比我重。我刘永昌这辈子能到今天，靠的是自己一步步爬上来，没靠过谁。输了就是输了，我认。”
他说得很真诚，真诚得让我有些意外。但我心里清楚，这个人能说会道是出了名的，他的真诚很可能只是另一副面具。
“刘副局长，你来找我，不只是为了说这些吧？”我问。
刘永昌笑了笑，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放在茶几上：“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一声，我要调走了。”
我愣住了。
“市水利局上周给我发了调令，让我去市里的防汛办当副主任。”刘永昌的语气很平静，“级别没变，还是副处，但离家远了，也不如县里舒服。不过总比在这儿碍你的眼强，是不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目光里有试探，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恭喜你。”我说，“防汛办责任重大，说明组织上信任你。”
刘永昌摆了摆手：“冠冕堂皇的话就不用说了。顾局长，我今天来，是想在临走之前跟你说几句实话。”
他往前欠了欠身子，压低了声音：“红旗渠的事情，你别查了。”
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你什么意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查到最后，对谁都没好处。”刘永昌收起了笑容，脸上露出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严肃表情，“你以为红旗渠只有我一个人牵涉其中？我告诉你，背后的人你惹不起。别说你一个小小的县水利局局长，就是老部长当年在位置上，也没能查下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部长也没能查下去？这件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
“你当然明白。”刘永昌冷笑一声，“你让周诚去调红旗渠的资料，又去见了老部长，还在查那些供应商的底细，你以为我不知道？顾长河，你太嫩了。你以为坐在这个位置上，就能为所欲为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刘副局长，我问你一个问题。红旗渠塌方，如果当时抢修不及时，下游三万人的饮水和两万亩农田的灌溉都会出问题。这件事，你想过没有？”
刘永昌的表情僵了一下。
“那些钱你拿走了，花了，可能早就花完了。可万一当时真的出了大事，死了人，你晚上还睡得着觉吗？”
刘永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沉默了很久之后，他站起身，走到门口，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
“顾长河，你以为自己是好人，你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可这个世道，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
他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茶几上那个他留下的文件夹发呆。
文件夹里是一份调令的复印件，上面盖着市水利局的公章。刘永昌真的要被调走了，调令是真的。
可他走之前为什么要来跟我说那些话？是真的好心提醒，还是另有所图？
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给市水利局人事科打个电话，核实一下刘永昌调动的事情。
电话接通后，我表明了身份，问对方刘永昌调任防汛办副主任的事情是不是属实。
“是的，顾局长。”对方说，“调令上周就发了。”
“那防汛办那边，是谁提的调人建议？”
对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了一个名字：“方建明。”
方建明。
我握着话筒的手微微颤抖。方建明，是老部长的儿子。
老部长让自己的儿子把刘永昌调走了？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老部长把刘永昌调走，是为了给我扫清障碍，还是另有打算？如果是扫清障碍，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如果是另有打算，那是什么打算？
我忽然想起刘永昌刚才说的一句话——“老部长当年在位置上，也没能查下去”。如果老部长当年查过红旗渠的案子却没查下去，那他到底知不知道背后的主使是谁？如果他不想让我查下去，为什么又要给我那些资料？
一个更加让我不安的念头冒了出来：如果老部长给我那些资料，不是让我去查案，而是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然后适可而止呢？
我甩了甩头，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不会的，方部长一辈子光明磊落，不可能是那种人。
可心里那个疙瘩，却怎么都解不开。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周诚进来跟我说了一个新发现。
“师傅，我查了那三家问题供应商的工商信息，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把一份打印出来的工商登记信息表放在我面前，“永固建材的注册法人叫马小军，是马国良的侄子。”
这倒是在我意料之中。马国良和刘永昌是穿一条裤子的，他把自己亲戚拉进来当供应商，再正常不过。
“还有更劲爆的。”周诚指着另一份材料，“恒达钢材的实际控制人，是刘永昌的小舅子。”
“这个我也猜到了。”
“但您一定猜不到这一家。”周诚翻到最后一份材料，指着上面的名字，“瑞丰砂石的大股东，叫方建国。”
方建国。我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脑子里忽然劈过一道闪电。
方建国，老部长方怀远的二儿子。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
第五章
方建国。老部长的二儿子。
我坐在椅子上，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周诚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你确定没有搞错？”我问周诚。
“工商登记信息不会错。”周诚说，“而且我专门去核实了，方建国确实是老部长的二儿子。他目前在省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瑞丰砂石是他三年前在县里注册的公司，专门为红旗渠项目成立的。项目结束后，这家公司就注销了。”
我闭上眼睛。很多之前想不通的事情，在这一刻豁然开朗了。
老部长为什么在任的时候没能查下去？不是查不下去，而是不能查。查下去，就会查到自己儿子头上。他不查，不是包庇，是保全。
这三年来，他死死按住局长的位置，不让任何人坐上来。表面上是在等我成长，实际上是因为他需要一个人来查这件事——一个和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人。他要借我的手，把他儿子参与的事情挖出来。
我忽然觉得胸口闷得厉害。
老部长那天拍着桌子说“这个空缺三年的位置就是为你留的”，我当时满心感动，觉得自己遇到了伯乐。可现在想想，那份感动里掺杂了太多复杂的味道。他用三年时间布了一盘棋，我是他棋局里的一颗子。
但这颗子，他是用来杀自己的儿子的。
我拿起电话，想打给老部长。号码拨了一半，我又放下了。怎么问？问他为什么要利用我？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真相？
他有什么理由告诉我真相呢？如果我知道了瑞丰砂石和方建国的关系，我还会那么信任他吗？还会义无反顾地去查红旗渠的事情吗？
也许会，但心境完全不同了。
“师傅。”周诚小心翼翼地开口，“您打算怎么办？”
我揉了揉太阳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我纠结老部长动机的时候，而是要查清红旗渠工程到底有多少人牵涉其中，涉及多少资金，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继续查。”我说，“不管查到谁，都查下去。”
周诚点了点头，表情很复杂。
“还有，这件事先不要跟任何人说。老部长那边也不要提，咱们该怎么查还怎么查。”
周诚走了之后，我拿起那张写有方建国名字的工商登记表，又看了一遍。
方建国的瑞丰砂石在红旗渠项目中提供了将近一百万的砂石料。砂石这种材料，不同产地、不同品质之间价格差异很大。如果方建国以次充好，从中牟利，那这笔钱就不是小数目。
但问题是，方建国是老部长的儿子。查到他头上，老部长会怎么做？会护犊子，还是会大义灭亲？
我忽然想到刘永昌那句话——“有些事情查到最后，对谁都没好处”。他说得没错，查到最后，伤的不只是刘永昌和马国良，还有老部长和他背后的整个家庭。
可如果因为涉及老部长的儿子就不查了，那我和那些贪污的人有什么区别？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妻子李秀兰已经做好了饭。她是个中学老师，性格温和，从来不问我在单位的事。可那天吃饭的时候，她看了我好几眼，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
“你这几天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我扒了口饭，含糊地说：“没事，就是刚上任，事情多。”
“你别瞒我。”李秀兰放下筷子，“你当了局长，我知道你压力大。但我看你这些天不光是有压力，你心里装着什么事，跟我说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把红旗渠的事情告诉她。不是不信任她，是不想把她卷进来。这件事牵扯太多，知道得越少越安全。
“真没事。”我说，“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麻烦，我能应付。”
李秀兰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追问，只是说了一句：“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在家里等你。”
我心里一暖，握住她的手。这么多年，不管我在外面遇到多大的风浪，回到家里看到她，心就能定下来。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说。
吃完饭，我去了书房，把老部长给我的那个信封又拿了出来。重新翻看那些材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
那份水泥采购的假发票上，除了刘永昌的签字，还有一个人的签名——项目监理工程师王守成。
见到王守成是个周六的下午。他住在县城西郊的一个老旧小区里，楼下几个老人凑在一起下棋，几棵柿子树上挂着沉甸甸的青柿子。小区没有电梯，我爬了五层楼，敲响了他家的门。
开门的正是王守成本人。他比我印象中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了一大半，背也有些驼了。看见我的时候，他明显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了一个复杂的笑容。
“顾局长，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我说，“退休之后过得怎么样？”
“凑合吧。”王守成把我让进屋里。
客厅不大，陈设也很简单，一张老式沙发，一个玻璃茶几，墙角放着一台旧电视。茶几上摆着一壶茶和几个杯子，看来刚才有人在。
“嫂子不在家？”我问。
王守成的表情黯淡下来：“去年走了，心脏病。”
“节哀。”我说。
王守成给我倒了杯茶，然后在我对面坐下。他没有问我来的目的，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等着我开口。
“老王，我今天来，是想问你红旗渠的事情。”我开门见山。
王守成端茶的手抖了一下，茶水洒出来一点，滴在茶几上。他放下茶杯，擦了擦茶几，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
“红旗渠。”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声音沧桑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三个字，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了。”
“你心里有愧？”我问。
王守成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有愧疚，有恐惧，也有一丝不甘。
“有愧。”他说，“但不是你想的那种。”
他站起身，走到卧室里，过了一会儿拿着一个旧文件夹出来。文件夹的封皮已经磨损得不像样了，里面的纸张也泛了黄，但每一页都保存得很平整，看得出来主人很珍惜。
“这是我当年偷偷留下来的。”王守成把文件夹递给我，“红旗渠所有的监理记录原件，包括我提出的整改意见、被驳回的申请，还有最后被篡改的验收报告。”
我的手有些颤抖，接过文件夹，翻开第一页。
那是一份手写的监理日志，日期是三年前的四月份。上面用钢笔工工整整地记着：“四月八日，巡查至红旗渠中段第三标段，发现渠道底板混凝土浇筑存在明显问题。现场检测，混凝土标号低于设计要求。已向项目指挥部提交整改通知单。”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整改通知单被退回，刘永昌批示：继续施工。”
我继续往后翻。这样的记录不止一条。从四月到六月，王守成一共提交了七次整改通知，每一次都被刘永昌驳回了。最后一次是六月中旬，王守成的记录写着：“再次提交整改通知，刘永昌威胁称如再阻挠施工，将撤换监理。”
七次。王守成提了七次整改意见，全被刘永昌压了下来。他不是同流合污，他是被迫的。
“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上级举报？”我问他。
王守成苦笑一声：“举报？我拿什么举报？所有的监理记录都被他们收走了，连我给局里打过的报告都不见了。要不是我偷偷留了一份底，今天连这点东西都拿不出来。”
“我老伴就是那时候病倒的。”他的声音低沉下去，“我白天在工地上被威胁，晚上回家看着她愁眉苦脸的，心里憋屈得不行。后来她走了，我就彻底不想管这件事了。顾局长，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时不够硬气。我应该直接去省里举报的，可我怕啊，怕丢了工作，怕报复。结果工作没丢，人丢了。”
我看着王守成，心里一阵发酸。他也是受害者，一个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无奈屈服的普通人。罪魁祸首是刘永昌那些人，他们不仅偷了国家的钱，还毁了别人的良心。
“老王，这些材料能不能借给我？”我问。
王守成看着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说：“顾局长，您要这些材料，是想查到底吗？”
“是。”我说。
“查到底的话，会牵扯到很多人。”王守成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有些人您可能不想牵扯。”
“我知道。”我说，“方建国嘛。”
王守成眼里闪过一丝惊讶：“您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王守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文件夹推到我面前：“拿去吧。这些东西在我手里放了三年，除了让我更加愧疚之外，什么用都没有。放在您手里，也许能起点作用。”
我站起来，郑重地接过文件夹：“老王，谢谢你。”
王守成摆摆手：“别说谢。您能把这件事查清楚，我到了那边也能跟我老伴有个交代。”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叫住我：“顾局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你说。”
“小心方部长。”王守成的表情很复杂，“他不是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六章
离开王守成家之后，我骑着自行车在县城的小巷子里穿行了很久。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巷子里的路灯昏黄而稀疏，把车轱辘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王守成最后那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他又说了一遍方部长不简单。刘永昌说过类似的话，老部长自己也承认当年没能查下去。所有的人都在暗示同一件事——在这盘棋里，老部长的角色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方建国是老部长的儿子，瑞丰砂石从红旗渠项目里赚了将近一百万。老部长知道这件事，但他选择了压下来。为什么？是舐犊情深，还是有更深的原因？
我忽然很想去见老部长一面，当面问清楚。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老部长住的那栋小楼。桂花树还在，叶子在秋风中簌簌作响。我敲了门，等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
老部长站在门里，穿着一件灰色的老式夹克，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他比前几天看起来更加苍老了，眼窝深陷，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你来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进来吧。”
客厅里的茶几上放着一套茶具，还有几页散落的文件。老部长在我对面坐下，把那些文件收了起来。
“你知道方建国的事了？”他直接问。
我没有否认，点了点头。
老部长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再次开口，声音像是在跟很远的地方说话。
“建国是我二儿子，从小最让我头疼的一个。老大建明听话，考了公务员，进了水利系统，一步一步走得很稳。老三建军也还行，在大学里教书。只有建国，从小不安分，做生意赔了好几次，欠了一屁股债，最后都让我给他还。”
他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红旗渠项目启动的时候，建国在县城里新注册了一家公司，就是瑞丰砂石。他跟我说，爸，我这回正经做生意，给红旗渠供砂石料。我知道他在说谎。他哪是做生意的料？但我当时没有制止他。”
“为什么？”我问。
老部长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自嘲，也有无奈：“我那时候刚退下来，虽说还有些老面子，但权力已经不在手里了。我打了个电话给刘永昌，让他照顾一下建国。就这么一句话，建国拿下了红旗渠的砂石供应合同。我本来想着，砂石这种东西，只要质量没问题，让他赚点中介费也无妨。可谁知道，他们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连砂石质量都敢糊弄。”
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攥紧了。老部长亲口承认了，他当年帮自己儿子拿下了砂石供应合同。虽然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照顾一下”，可正是这个“照顾”，为后来所有的腐败打开了口子。
“红旗渠塌方之后，调查组来了。”老部长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我当时已经退了，但还能说得上话。县里有人找到我，说工程确实有问题，但主要责任不在建国，在刘永昌他们偷工减料。如果追查下去，所有人都会牵出来，包括建国。他们说，不如定性为意外事故，没人背责任，工程修好就行。”
“您同意了？”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老部长的嘴唇哆嗦了一下，过了很久，才挤出两个字：“同意了。”
这两个字像一块石头，砸在我的心上。老部长——那个一辈子标榜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良心的老水利人，那个我从小敬佩的人——他亲手把红旗渠的真相压了下去。
老部长把红旗渠的真相压了整整三年。这三年里，他无数次回过县里，见过老局长，见过局里的老同事们，每次都说顾长河是个好苗子。可他从来没提过方建国的事，从来没说过他知道塌方的真正原因。他只是默默地在幕后布局，等我坐到这个位置上。
他知道我一旦当了局长，迟早会翻出红旗渠的旧账。到时候，方建国的瑞丰砂石绝对藏不住，刘永昌他们的偷工减料也藏不住。他只是不确定，我会查到哪一步，是点到为止，还是一查到底。
我看着老部长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满是血丝，眼角有没擦干净的泪痕。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为我——或者说，为他自己——布了三年的局。
“您想让刘永昌扛下所有的责任，把方建国摘出来。”我说。
老部长沉默了很久，最终缓慢地点了一下头。
“一开始是这么想的。”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把刘永昌调走，是不想他继续碍你的事。我想着，你查到他这里，就差不多了。他贪得最多，手段最恶劣，所有的采购申请都是他签的字。你把他打掉，案子就结了。建国那边，我就是抹不开这个脸面，想让你高抬贵手。”
我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原来刘永昌被调走，不只是给我扫清障碍，更是老部长计划的一部分。他要在刘永昌失控之前，把他送到一个影响不到这件事的地方。等查到他头上的时候，所有证据都能坐实，他想辩解也无从辩解。
“可我这几天想了很多。”老部长的声音忽然变得坚定起来，“建国是我儿子，但他做错了事，就应该承担后果。我不能为了保他，让你为难，让那三万老百姓的饮水安全被当成儿戏。”
他从身边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和上次那个信封一样，也是牛皮纸的，但明显更厚一些。
“这里面是建国那家瑞丰砂石的全部财务记录。”老部长说，“他用了劣质砂石，从中赚了将近六十万的差价。这些记录能坐实他的问题。”
我接过信封，手有些抖。
“方部长……”
“别叫我部长了。”老部长摆了摆手，“我不配。”
他站起身，拄着拐杖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秋天的阳光洒在他身上，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
“走吧。”他说，“做你该做的事去。”
我站起来，看着他的背影，想说什么，却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最终，我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出去。
出门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老部长还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做一个好人有多难。老部长不是坏人，他有原则，有底线，有良心。可当他儿子的利益和他的良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还是犹豫了三年。三年时间里，每一次想起红旗渠，想起那三百米塌方的渠道，想起下游三万多张嘴，他的心一定也在煎熬。
可煎熬归煎熬，他还是把那六十万的真相压了下来。要不是我查到了方建国的名字，他今天会不会拿出这些材料？我不敢确定。
我想起我妻子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关键在于，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老部长最终选择了站在良心这一边。虽然这个选择来得很晚，但终究还是来了。
我骑上自行车，沿着县城的街道往回走。路过红旗渠分水闸的时候，我又停下来看了一眼。渠水一如既往地流淌着，上游的泥沙让水色有些浑浊，但这不能掩盖它灌溉了万亩良田、养育了几万百姓的事实。红旗渠是全县的命脉，任何侵蚀这条命脉的人，都应该付出代价。
回到办公室，我把两个信封里的材料全部摊在桌上。一个是老部长上周给我的，主要是刘永昌和马国良的问题证据。一个是今天刚拿到的，是方建国的财务记录。两份材料放在一起，红旗渠腐败案的全貌渐渐浮出水面。
涉案总金额确实超过了五百万。刘永昌利用职务之便，在材料采购中虚报价格、以次充好，个人获利超过两百万。马国良配合他操作供应商资质和验收文件，从中分得将近一百万。方建国的瑞丰砂石以劣质砂石冒充合格材料，赚了将近六十万的差价。另外还有三家供应商，也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问题。王守成提交了七次整改通知，全被压了下来。
这些人，没有一个能逃脱责任的。
我拿起手机，给县纪委书记老黄打了个电话。老黄是我在水利站工作时的老领导，为人耿直，是县里有名的铁面无私。调任纪委之后，他办了好几起案子，整肃了不少人。
“老黄，我有件事要向你汇报。”我说。
“说吧。”老黄的声音还是那么沉稳。
“红旗渠工程三年前的塌方，不是意外，是人为。我有完整的证据链，涉及金额超过五百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确定？”老黄的声音压得很低。
“确定。所有的材料都在我手里，包括工程监理的原始记录、供应商的造假证据、以及相关人员的财务流水。”
“涉案人员都有谁？”
我深吸一口气，一个一个报出了名字：“刘永昌、马国良、方建国，还有三家供应商。”
老黄又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方建国，那是老方部长的儿子。动这个案子，等于要跟老方部长翻脸。
“方部长的意思呢？”老黄问。
“材料就是他亲手交给我的。”我说，“包括他儿子的那部分。”
电话那头传来了深深的吸气声。
“我明白了。”老黄说，“你把材料准备好，明天一早我派人去取。这件事，我来办。”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压在胸口好多天的那块石头，终于松动了一些。
可我没能轻松太久。晚上回到家，门一开，我妻子李秀兰的脸色让我心里一紧。
“怎么了？”
李秀兰没说话，递给我一张纸条。纸条上用打印体写着几行字，没有署名，内容却让人脊背发凉。
“顾长河，适可而止。你再查下去，小心你的家人。你儿子在省城上班，你女儿在县里上学。我们随时都能找到他们。”
我的手猛地攥紧了纸条，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第七章
纸条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李秀兰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在门口的地上发现的。她打开看了一眼，当时腿就软了，差点没站住。
我把纸条反复看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眼睛上。写纸条的人很聪明，用的是最普通的打印纸，最常见的宋体字，根本无从追查来源。内容也很简短，不像是勒索，更像是警告——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警告。
“他们怎么敢！”我咬着牙，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李秀兰红了眼眶，但她没有哭出来。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发颤却努力保持着镇定：“长河，你跟我说实话，你在查的案子，到底有多危险？”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这件事我一直没告诉她，就是不想把她卷进来。可现在，那些人已经把威胁送到了我家门口。
“红旗渠三年前塌方，是有人在工程上动了手脚，贪污了工程款。”我尽量简练地把事情说了一遍，“我正在查这件事，已经把证据交给了县纪委。可能有人坐不住了，想吓唬我，让我停手。”
李秀兰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担心，有恐惧，但也有一份我熟悉的坚韧。
“那你还查不查了？”她问。
“查。”我说，“必须查到底。”
李秀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她站起身，去厨房把做好的饭菜端出来，摆好碗筷，像往常一样招呼我吃饭。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鼻子有些发酸。她只是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一辈子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可自从我当了这个局长，她就跟着我一起卷进了这些事。
“秀兰。”我叫了她一声。
她回过头：“嗯？”
“明天一早，你去学校请几天假，去省城住几天，陪陪儿子。”
李秀兰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摆着碗筷：“我不去。我走了，谁给你做饭？”
“听话。”我说，“孩子在省城一个人住，你也顺便去看看他。等这边的事处理完，我就去接你回来。”
李秀兰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低着头默默地吃饭。我知道她心里在纠结。她不想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但她更不想成为我的软肋。
吃完饭，我给省城的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传来儿子顾铭带着困意的声音：“爸？”
“睡了？这么早？”我看了看墙上的钟，才八点多。
“没有，在看书。”顾铭打了个哈欠，“最近在准备考试，有点累。”
顾铭今年二十三岁，在省城一家设计院工作。他在电话里跟我聊了几句近况，我听着听着，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他说这件事。说他爸爸查了个案子，有人威胁要伤害他？我做不到。从小我就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可今天我却因为他而犹豫了。这是一个父亲最没有出息的想法，哪怕只为这个犹豫存在了几秒钟。
“这几天你自己小心一些。”我最后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尽量少出门，晚上早点回家。”
“怎么了？”顾铭的声音警觉起来。
“没事，就是提醒你一下。”
挂了电话之后，我又给女儿顾晓的班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顾晓今年十七岁，在县一中上高三，平时住校。我跟班主任说，最近家里有些事情，让她这几天尽量不要离开学校，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联系。
把这些安排妥当之后，我拨通了老黄的手机，把纸条的事情跟他说了。
老黄听完之后，声音比平时沉了三分：“你打算怎么办？”
“案子继续查。”我说，“但我得先确保家里人的安全。”
“这样。”老黄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快速做出了安排，“从明天开始，我安排两个人到你女儿学校那边守着。你自己也注意点，有什么异常随时跟我联系。”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县城很小，从我家阳台上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大片大片的黑暗。我在心里反复想着，写那张纸条的人到底是谁。
刘永昌已经调到市里了，以他的性格，应该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马国良倒是有可能，他知道自己被逼到了墙角，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但也可能是那几家问题供应商，他们知道一旦被查出来，不光要退赃，还可能坐牢。几百万的案子，坐牢可不是小事。
不管是谁写的这张纸条，都说明了一件事——他们怕了，而且快被逼到绝路了。越是这个时候，他们越可能铤而走险。
第二天一早，我把红旗渠的全部材料整理好，用档案袋封了，在上面标注了“机密”两个字。八点半，县纪委的人准时到了。来的是老黄的副手，一个姓孙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干。
“顾局长，黄书记让我来的。”小孙说，“他让我嘱咐您，材料交给我们之后，您这边就不要再参与后续调查了。剩下的交给我们纪委来办。”
我把档案袋交给他，说了一声谢谢。看着小孙的车开出了局里的院子，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才算彻底落了地。
可还没等我松一口气，一个急促的电话打了进来。
“顾局长，我是老周。”电话里传来门卫老周头焦急的声音，“刚才我在门口打扫卫生，看见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在马路对面站着，一直往咱们局里看。我看着他们不像是来办事的，就上前问了一下。那两个人二话不说就走了，可他们开的车我记住了，是一辆黑色的越野车，车牌是省 A 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省城的车，跑到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来，还专门盯着水利局的门看。这绝对不是巧合。
“报没报警？”
“还没有。我寻思先跟您说一下。”
“你先报警，让派出所的同志过来一趟。然后你把车牌号告诉我，我来查。”
挂了电话，我立刻给老黄又打了个电话，把老周说的情况告诉了他。老黄让我别慌，他会安排人跟派出所对接。
二十分钟之后，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一趟，问了老周几句话，记录了一下情况就走了。他们前脚刚走，我就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顾局长。”电话那头的声音经过处理，听着像是机器发出来的，“最后一次提醒你，别查了。”
然后电话就挂了。
周诚在一旁看着我，脸都白了：“师傅，他们这是……”
“他们慌了。”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越是这样，越说明我们查对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的那根弦已经绷到了最紧。
下午，省城的儿子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今天单位门口也有人在晃悠，是个不认识的中年男人，在大门口站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往楼上看。同事问他找谁，他说找错了人，扭头就走。
“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顾铭的声音里有压抑的不安。
“铭子。”我深吸一口气，“你听爸爸的话，这几天请假，不要上班，不要一个人出门。住你舅舅家去，那边人多。”
“爸——”
“听话！”
我吼出来的那一瞬间，自己都吓了一跳。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我知道了。”顾铭最后说了一句，挂掉了电话。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们在同时对我两边的家人施压。这是预谋好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知难而退。
可我偏偏是个倔脾气。你可以打我，骂我，都可以。但你动我的家人，那就彻底越过了我的底线。我不会退。从这一刻开始，我不仅要让红旗渠腐败案大白于天下，还要把这些躲在暗处写恐吓信的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让他们付出代价。
当天晚上，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去了一趟县刑警队，把这几天收到的威胁电话、纸条和今天在门口蹲点的情况，完整地报了一次案。刑警队的人记录了详细情况，说会立案调查。
第二件，我去了王守成家里，从他那拿到了另一份我之前没注意到的资料——红旗渠工程的所有供应商名录和联系方式。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我打开门，看见客厅灯还亮着。李秀兰坐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电视开着，但她并没有在看。听见开门的声音，她转过头来，对我笑了笑。
“饿了吧？我给你热饭去。”
“你怎么还不睡？”我问。
“等你回来。”
就这四个字，让我眼睛一酸。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来，第一次把红旗渠案子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跟她讲了一遍。从老部长拍桌子说的那句话，到方建国的瑞丰砂石，再到今天的威胁恐吓。
李秀兰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很暖，也很稳。
“长河，咱们结婚快二十年了吧？”她说。
“快了。”
“这二十年，你没让我怕过。这次也一样，我不怕。”
我紧紧握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把该做的事做完。”她说，“家里有我。”
那一夜，我睡了这些天来最踏实的一觉。
第八章
接下来的一周，事情的发展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
县纪委在收到我的材料之后，迅速启动了调查程序。老黄亲自挂帅，带着几个人分头行动，一边调取红旗渠项目的全部财务档案，一边约谈相关人员。第一个被约谈的是马国良。
但这次约谈的结果让老黄起了疑心。马国良在纪委待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出来了，表情很平静，甚至带一点得意的神色。
老黄当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凝滞和不快：“有人泄了风声。”
“什么意思？”
“我们找马国良之前，他好像已经知道我们要问什么了。”老黄说，“问什么答什么，回答得滴水不漏，活像背过稿子。几个关键点上，他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刘永昌，说自己只是执行领导安排，对材料质量问题不知情。可问题是，我们还没问他材料质量的问题，他自己就提出来了。”
我的心一沉。纪委内部有人给马国良通风报信？
“那刘永昌呢？”我问。
“刘永昌的问题更复杂。他在市里，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要查他，得市纪委配合。”老黄顿了顿，“我已经给市纪委发了协查函，暂时还没收到回复。”
电话那头有人叫了老黄一声，他匆匆说了句“改天再聊”就挂了电话。老黄这边进展受阻，我没有干等。第三天，我自己开车去了一趟省城，凭着老部长给我的那份材料，找到了瑞丰砂石当年的财务人员，一个五十多岁的退休会计，姓徐。
徐会计住在省城一个老小区里，一楼，门口种着几盆半死不活的月季。他见我之前犹豫了好一阵，是看了老部长那封亲笔信的复印件才同意的。
“方部长的信？”我拿着手机把信的照片放大给他看的时候，他的手都在抖，“真的是方部长的信。”
“是他亲手写的。”我说。
徐会计把我让进屋里，给我倒了杯水，然后从卧室里抱出一个落满灰的纸箱子。箱子里的东西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那是瑞丰砂石全部的内部账本，记录着每一笔真实的收支明细，和报给税务局的完全是两套账。
“这些东西我一直留着。”徐会计叹了口气，“当年方建国让我做假账，我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留一份真的在这，万一哪天查起来，我也能把自己摘出去。”
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但对我而言，这些内部账本的价值不可估量。内部账本上和外部发票的差异，大到足够定性为商业诈骗。而最关键的是，这些账本上详细记录了回扣的去向——除了方建国自己拿的六十万差价之外，他先后分四次给了刘永昌“感谢费”，共计二十五万。
“您能给我一份复印件吗？”我问。
徐会计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把这些材料复印了一份，当天晚上就在省城找了一家打印店，扫描成电子版存进了加密 U 盘里。做完这一切，我才有空去儿子顾铭暂住的地方看他。顾铭住在他舅舅家，离他单位不远，是一个九十年代的老小区。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窝在沙发上看书，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爸。”他站起来，表情有些复杂。
我走过去抱了抱他。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个头比我高半个头，肩膀已经不算窄了，但在我抱他的时候，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微微僵硬了一下然后放松下来。
“怕不怕？”我问。
顾铭摇了摇头，然后又说：“有一点。不是怕自己，是怕你们。”
“我和你妈都没事。”我拍了拍他的后背，“再过几天，事情就结束了。”
这句话不只是说给他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其实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必须给他一个安心的理由。
从省城回到县里的第二天，我约刘永昌见了一面。这还是他调走之后，我们第一次正式碰面。他约在了一家偏僻的茶楼。包间在三楼，窗户对着后巷，安静得连鸟叫都听得一清二楚。
刘永昌比走的时候瘦了一圈，眼袋很重，看起来这段时间没怎么睡好。他见到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堆起笑脸，只是疲惫地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让我坐。
“我知道你手里有什么。”刘永昌开门见山，“我也知道纪委在查我。”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顾长河，说句实话，你是怎么拿到方建国的内部账本的？那些东西连我都没见过。”
“那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你打算怎么办。”
刘永昌端起茶喝了一口，手有些抖。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放下茶杯，从随身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
“这是永固建材和恒达钢材的真实进货单。瑞丰砂石给方建国分成的明细我也有。还有一份，是马国良当时伪造验收报告时用的假章照片。”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我问。
刘永昌苦笑了一下：“你说呢？”
“主动交代可以争取从宽处理，这是你唯一的出路。”我替他说了出来。
“纪委会对我从宽吗？”
“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不交代，等纪委自己查出来，谁也帮不了你。”
刘永昌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过了很久，他睁开眼睛，眼神里那种精明和狡黠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
“我在这个系统里待了三十年。”他说，“从小科员干到副局长，别人看我风光，可我自己知道，这三十年的每一天都是踩着钢丝过来的。上头有人，你得讨好。下面有人，你得压住。左右全是眼睛，时时刻刻都得防着。这三十年，我除了往上爬，什么都没干成。”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红旗渠那个项目，我知道迟早要出事。可当时我被那些钱迷了眼，两百万啊，我一辈子都挣不到那么多钱。结果呢？钱花完了，剩下的是提心吊胆的一千多天。”
我看着刘永昌，心里说不上是同情还是厌恶。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有他自己的贪婪，也有环境对他的异化。他不是天生的坏人，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把别人往火坑里推。那三百米塌方的渠道，那被压下去的七次整改报告，都是他干的。
“我会把这些材料交给纪委。”我说，“你自己也去纪委把情况说清楚。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建议。”
刘永昌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走出茶楼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十月的晚风带着凉意，吹得路边的法国梧桐哗哗作响。我站在茶楼门口，看着街对面亮起来的霓虹灯，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个案子，从老部长拍桌子说“这个空缺三年的位置就是为你留的”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里，我经历了惊讶、感动、怀疑、愤怒、恐惧、坚定……各种情绪像潮水一样轮番涌过，把我冲刷得筋疲力尽。
但我终于快了。快到头了。
两天之后，刘永昌按照承诺，亲自去县纪委交代了问题。同一天，老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市纪委已经批了协查函，刘永昌和马国良被同时立案调查。
又隔了一天，方建国在省城也被带走了。
红旗渠腐败案，所有的主要涉案人员，全部归案。
消息传开之后，整个水利局都震动了。那些平时跟刘永昌、马国良走得近的人，个个噤若寒蝉。而像我徒弟周诚这样的普通干部，则是在办公室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这里面有一件我始料未及的事，让我一时间有些茫然无措。方建国被带走的当天晚上，我从办公室出来，发现老部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一个人坐在水利局门口的台阶上，身旁放着他的拐杖。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看起来孤单极了。
我快步走上前，有些惊讶地喊了一声：“方部长？”
他抬起头，眼圈红红的，但表情很平静。“建国被带走的时候，我在场。”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老部长的声音很低，“那个眼神跟他五岁那年一模一样。他五岁的时候打碎了家里的花瓶，怕我骂他，也是这样回头看我。那次我骂了他一顿，今天也是，是我亲手把他送了进去。”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我，声音颤抖得厉害。
“这是给你的。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三年前打那个电话。”
我接过信封，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顾长河同志：红旗渠一案，我教子无方，以权谋私，愧对组织，愧对百姓。今手书为证，请组织审查我退休期间的一切行为。方怀远。”
我的手抖了一下，抬起头去看老部长，他已经拄着拐杖从台阶上站起来了。路灯从侧面照过来，把他满是皱纹的脸分成明暗两半。
“方部长……”我站了起来。
“别叫部长了。我明天就去纪委，把我做过的事，一件一件说清楚。”他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你不欠我的。你好好干，这个局以后就交给你了。”
说完，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夜色之中。
第九章
老部长去纪委那天，是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三。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我没有去纪委，是老黄后来告诉我的。他说老部长是拄着拐杖自己走进去的，一身灰色的旧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了，但熨得很平整。他在纪委待了整整三个小时，把他三年前打电话为方建国争取砂石供应合同的事情，以及后来在调查组介入时以退休身份施压、要求定性为意外事故的事情，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
“他到后来一直在掉眼泪，嘴里反复念叨着说对不起顾长河。”老黄说，“他觉得自己骗了你这么久，让你心里苦。”
我问老黄，老部长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老黄说已经按规定向上级纪委做了汇报。老部长在任期间没有经济问题，退下来之后也没有再参与其他事情。红旗渠这个案子，他主要是干预了调查方向，没有直接贪污受贿。但包庇亲属、干预办案，纪律处分是免不了的。
“他主动来交代，态度很好，组织上会考虑从轻的。”老黄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我想去看老部长一面，但走到那栋小楼门前，发现门锁着。邻居说他去省城了，暂时住在建明家里。
方建明，老部长的大儿子，也是市防汛办的主任。他始终没有就此事联系过我，我也没有主动去联系他。这是老部长家里的事，我作为一个外人，能做的已经全部做完了。
十一月中旬，红旗渠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
刘永昌利用职务之便，在红旗渠项目中虚报材料价格、以次充好，个人非法所得二百四十七万元。马国良配合伪造验收文件、违规审核供应商资质，个人非法所得九十八万元。方建国以低于标准的劣质砂石冒充合格材料，赚取差价六十三万元，并向刘永昌行贿二十五万元。另外三家供应商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问题。王守成作为监理工程师，虽然多次提交了整改通知，但在整改未落实的情况下签发了验收合格报告，被认定负有监理失职责任。
案件移交司法机关之后，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刘永昌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马国良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方建国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守成因主动配合调查、提供关键证据，被免于刑事处罚，但被吊销了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
我最后一次见王守成，是在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他来找我，说他已经从老房子里搬走了，准备去南方他女儿那里住一段时间。
“顾局长，我这辈子欠您的。”他握着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
“你不欠我什么。”我说，“你欠的是红旗渠下游那三万老百姓。”
王守成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他松开我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他的背影走出院子，消失在了街角。
老部长的处理结果也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退休待遇降了一级。考虑到他主动交代问题、配合调查，且年事已高，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处分文件下来那天，我给老部长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听着，听我说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比我想的轻。”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方部长，您保重身体。”我说。
“不叫部长了，就叫我老方吧。”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苦涩的笑意，“我什么时候再去县里，咱们好好坐坐。”
“好。”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冬天的天空。天色灰蒙蒙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可我知道，再过几个月，它就会重新长出嫩绿的新叶。
红旗渠项目在案件查办结束之后，县里拨了一笔专项资金，对渠道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测和加固修缮。这一次，我亲自担任了项目负责人。每一个标段的材料进场，我都要亲自去看。每一份检测报告，我都要亲自过目，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施工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工地上待着。工人们都说，没见过哪个局长这么较真的。我说，不是较真，是不能再出事了。
在施工队伍里，有一个看起来有些面熟的人，但我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直到有一天，他主动来找我说话。
“顾局长，您可能不认识我。我姓方，方建国的哥哥。”
那个人，是老部长的大儿子方建明。
我没想到他会来工地干活。他是市防汛办的主任，正儿八经的正处级干部，怎么会在施工队里？
“我请了年假。”方建明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弟弟修的红旗渠出了问题，我这个当哥哥的来修好它。”
我怔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对他说：“渠道底板第三标段的混凝土浇筑，你盯紧一些。”
“您放心。”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修缮工程完工那天，我站在红旗渠的分水闸上，看着清澈的渠水流向远处的田野和村庄。冬天的风很冷，但我心里是暖的。这条渠，经过了这么多波折，终于重新干干净净地流淌了。
回到局里，已经是傍晚了。办公楼灯火通明，各科室都在加班。年底了，事多，大家都忙。我上了楼，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包裹。
包裹是从省城寄来的，寄件人写的是方怀远。
我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个木质的相框，相框里镶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穿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作服，站在一条刚修好的水渠前面。照片的右下角用钢笔写着几个字：1983 年，红旗渠一期工程竣工纪念。
照片正中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方怀远，三十三岁的方怀远。
相框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老部长颤巍巍的字迹：
“长河，红旗渠不是我修的，是你们这些后来者修的。我老了，不中用了。可你还年轻，这个局就交给你了。答应我，以后的水利工程，再也不要出红旗渠这样的事了。”
我把相框放在办公桌上，看着照片上那一张张年轻的脸，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这些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锹一锹地挖出了全县第一条水泥渠道。四十年之后，他们的儿孙在上面动了手脚。
老部长把这张照片寄给我，是想提醒我什么。也许是提醒我要守住底线，也许是提醒我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也许只是想给自己的一生做一个了结。
开春之后，省里来了一份通知，要求各县市水利部门开展历史工程质量“回头看”专项行动。我知道，这是老部长的儿子方建明在防汛办推动的。他用这种方式，替自己的弟弟、替自己父亲，向这个系统道了一个无声的歉。
在“回头看”专项行动中，全县一共有七个历史项目被纳入了复查范围。我带着工程科的人，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跑，一页档案一页档案地翻。复查结束之后，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列了清单，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制定了方案和时间表。
有一天，我忽然在工地的施工队里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方建明又来了。他没穿干部的衣服，戴着安全帽，穿着工作服，和工人们一起扛水泥、搬钢筋。他看见我，远远地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冲他挥了挥手。
阳光很好，渠水很清。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农田，麦苗已经返青了，绿油油的一片，一直铺到天边。这就是我们守护的东西——不是位置，不是权力，是这样一片可以踏实种田的土地，是这样一条可以放心喝水的水渠。
我收回了目光，往工地上走去。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
第十章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
红旗渠“回头看”的复查报告交上去之后，省里把我们的做法当成了典型，在全省水利系统推广。老黄开玩笑说，别人是出了事才查，你是查完事还要回头再看一遍，较真到骨子里了。我说，不是我较真，是老百姓的命较真。
这一年春天雨水多，红旗渠经过了全面修缮之后，经受住了几场大雨的考验。以前最容易出问题的中段，这回稳稳当当的，一点事没有。工程科的人去现场检测回来，各项数据全部达标。周诚把检测报告放在我桌上的时候，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
“师傅，这回是真的修好了。”
“这才哪到哪。”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踏实的，“工程是修好了，但制度上的漏洞还得补。你回头拟一个方案，以后所有的水利项目，从招标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要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理。监理的报告直接报送局党组，不经过项目负责人中转。”
周诚愣了一下：“这等于把权力分散了。”
“对。”我说，“就是要分散。一个人说了算的事情，迟早要出事。”
周诚点点头，转身出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些感慨。这个徒弟跟了我这么多年，业务能力没得说，人品也正。再过几年，等我在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他就是最合适的接班人。
四月份的时候，方建明来了一趟县里。
他是代表市防汛办来检查汛前准备工作的，顺道来水利局坐坐。我在办公室接待了他，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老部长送给我的那个木质相框，相框里还是那张 1983 年的老照片。
方建明拿起相框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放下。
“我爸最珍视的就是这张照片。”他说，“他送给你，说明他是真的把红旗渠托付给你了。”
“方部长他还好吧？”我问。
“还好。就是老了，腿脚不太方便。”方建明顿了顿，“他现在很少出门，每天在家看看书，写写字。有时候他会念叨你，说想回来看看，又怕给你添麻烦。”
“怎么会添麻烦。”我说，“你回去跟他说，红旗渠修好了，让他有空回来看看。我陪他去看。”
方建明看了我一眼，眼眶有些发红。他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那天晚上，我留方建明在家里吃了顿饭。李秀兰做了几个家常菜，一盘红烧肉，一盆酸菜鱼，还有两个素菜。方建明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嚼很久。
“嫂子手艺真好。”他对李秀兰说。
李秀兰笑了笑，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
吃完饭，方建明要走了。我送他到楼下，他忽然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让我有些意外的话。
“顾局长，你知道我爸为什么把那张照片送给你吗？”
“为什么？”
“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方建明说，“一样的倔，一样的较真，一样的不肯低头。他年轻时修的红旗渠保住了下游几万亩田，你替他重修的红旗渠又干干净净地流起来了。他觉得他这辈子做了不少错事，但他看中你这件事，是他最不后悔的决定。”
方建明说完这句话，转身上了车。车灯亮起，照亮了前面一小段路，然后缓缓驶出了小区。
我站在楼下，看着车尾灯消失在转角，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回到家，李秀兰正在收拾碗筷。她看我站在阳台上发呆，走过来问怎么了。我把方建明说的话跟她重复了一遍，李秀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围裙解下来放在椅背上，站到我旁边。
窗外是县城的夜色。万家灯火，星星点点的，安静而温暖。远处隐约能看见红旗渠的方向，那里有水流过，灌溉着春天刚播下的种子。
“长河。”李秀兰忽然叫了我一声。
“嗯？”
“这几个月你变了很多。你以前不爱说话，闷头干活，什么事都往心里藏。现在你会跟我说单位里的事，会说案子查得怎么样，会说红旗渠的工程进度。你知道吗，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我转过头看她。她今年也四十岁了，眼角有了细纹，头发里也藏了几根白的。可在我眼里，她还是十八年前那个扎着马尾辫、站在学校门口等我接她下班的姑娘。
“秀兰，这一路走来，最难的不是查案子，是让你担惊受怕了。”我说，“写纸条塞门缝那次，我当时真怕你撑不住。”
“我撑得住。”李秀兰握住我的手，“你忘了？我说了，我不怕。”
我们俩站在阳台上，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了很久。
五月份，省水利厅在县里开了一次现场会。全省水利系统来了将近两百号人，专门来看红旗渠的修缮工程和“回头看”做法。我作为局长，带着他们在工地上转了一整天，从渠道底板讲到边坡加固，从质量检测讲到制度完善。讲到嗓子冒烟，腿也站麻了。
现场会结束之后，厅里的一位老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话：“小顾，你们这个‘回头看’的做法，是真正对老百姓负责。红旗渠从这里流过去，流的不光是水，还有良心。”
他顿了顿，又说：“方部长当年没看错你。这个局，你守住了。”
我站在原地，听着这句话，心里五味杂陈。从我被调令砸中开始，到老部长拍案而起说“这个空缺三年的位置就是为你留的”，再到档案室被撬、收到威胁纸条、方建国涉案、案子全面查清、红旗渠重新修缮……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我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十八年加起来还要多、还要重。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当我的局长了。可我知道，这个位置不是让我来享受的，是让我来承担责任的。老部长把红旗渠托付给我，全县几十万老百姓把用水安全托付给我，我没有资格松懈。
那年六一儿童节，局里搞了一个亲子活动，邀请职工子女来单位参观。顾晓也来了，她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站在那群孩子中间，比谁都高半个头。我带她参观我的办公室，她一眼就看到了桌上那张老照片。
“爸，这是谁呀？”她指着照片上那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
“这是方爷爷。”我说，“他修了红旗渠。”
“就是您一直在修的那条渠吗？”顾晓歪着头看了一会儿照片，“方爷爷年轻的时候长得挺精神的。”
“是啊。”我笑了笑，没有告诉她更多。
有些事情，到了我们这辈人这里就可以了。下一辈不需要知道那些沉重的往事，他们只需要知道，红旗渠是一条好渠，是用来浇地、用来喝水的好渠。
那天下午，亲子活动结束之后，我带着顾晓去红旗渠边上走了一圈。渠水清澈见底，汩汩地流着，两岸的野花开得正旺。远处有农人在田里劳作，一头老黄牛慢悠悠地在田埂上吃草。
顾晓蹲在渠边，把手伸进水里，咯咯地笑：“爸，水好凉！”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开心的样子，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满足感。我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们能安安心心地长大，能用手捧起渠里的水，笑得无忧无虑吗？
从那天起，我每天上班经过红旗渠分水闸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渠里的水位。水位正常，渠水清澈，我就放心地继续往前开。这成了一种习惯，就像每天早上看天气预报一样自然。
夏天的时候，老三建军——老部长的三儿子，也就是在大学教书的那位，专程来了一趟县里。他说是路过，顺道看看，但我知道他是专程来的。他瘦高个，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跟老部长完全不一样。
“我二哥在里面让我给你带句话。”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表情很平静，“他说谢谢您。如果不是您查得那么彻底，他可能到现在还在外面东躲西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方建国因为我的举报被判了五年，他却反过来感谢我。
“他让我跟您说，他在里面挺好的，减了半年刑，再过两三年就能出来了。出来之后，他想来红旗渠看看，亲眼看看重修之后的渠是什么样子。”
“随时欢迎。”我说。
临走的时候，他忽然站住脚步，低声说：“我爸他住院了。”
“什么时候的事？严重吗？”我心里一紧。
“上个月。心脏的问题，老毛病了。不过医生说问题不大，住几天就能出院。”他犹豫了一下，声音轻得像另一个人在说话，“你要是有空，可以给他打个电话。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很想你。”
当天晚上，我拨通了老部长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一个苍老而熟悉的声音。
“谁呀？”
“方部长，是我，顾长河。”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长河。”老部长的声音有些发颤，“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子啊。”
“一直都记得。听说您住院了，打电话问问情况。”
“没事，老毛病了，住几天就好。你别担心。”老部长顿了顿，“红旗渠还好吗？”
“好。修缮之后经过了整个汛期的检验，一切正常。明年春天我们还打算沿渠种一批树，护坡用，也能美化环境。”
“好，好。”老部长连说了两个好字，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长河，我现在想想，我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三年前没把这个位置给别人。你比我强，你比我强太多了。”
我却摇了摇头，尽管他看不见。我说：“方部长，咱们不说这个了。等您身体好了，回来看看红旗渠。我陪您从头走到尾，二十几公里，走得动不？”
“走得动！”老部长的声音忽然洪亮起来，“你等着，等我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回去看红旗渠。”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子上，眼睛有些发酸。这个倔强的老头，扛了一辈子，最后放下了所有的面子和架子，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监狱。我不知道我到了他那个年纪，能不能做到这样。但我希望我永远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秋天来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文件——调令。调我去市水利局担任副局长。
我把调令看了三遍，然后锁进了抽屉里。第二天一早，我给市里回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
“感谢组织的信任和培养。我是红旗渠的儿子，这辈子就守着这条渠了。请组织原谅我的任性。此致，敬礼。顾长河。”
信寄出去之后，我站在红旗渠分水闸上，看着渠水从脚下流过。秋天的渠水比夏天要浅一些，但依然清澈见底。沿渠新栽的那些树苗已经开始扎根了，明年春天就会抽出新芽。
这时，手机响了。是李秀兰打来的。
“调令的事，你怎么想？”她问。看来县里已经有人传开了。
“我不走。”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但那叹息里没有遗憾，只有理解和平静。
“那就不走。”她说，“晚上想吃点什么？我去买菜。”
我说随便什么都行。挂了电话，我继续站在水闸上。夕阳西下，金色的光洒在水面上，碎成无数片跳动的光斑。远处炊烟袅袅，家家户户开始做晚饭了。
周诚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身后，咳嗽了一声。我回过头，看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师傅，这是下个月渠道维护的计划，您过目。”
我接过文件，就着夕阳的余光翻了几页，在最后一页签上了我的名字。
“诚子。”
“嗯？”
“以后红旗渠的日常维护，你来主抓。我在后面给你把关，但具体的工作，你得多上心了。”
周诚愣了一下，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您放心，我一定守好这条渠。”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也许再过几年，我也可以像老部长那样，把一切都交给下一代人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渠水长流，代代不息。这就是我们水利人最朴素的道理。
我站在红旗渠的分水闸上，水从脚下流过，流向远方。渠还是那条渠，但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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