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理论知识体系已成为学界的核心议题，相关探索持续推进，成果颇丰。站在新的时代方位与学术语境下，我们愈发意识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当代文艺实践中激活传统理论的生命力、在多元创新的文艺创作现场中提炼本土经验，正是筑牢中国文艺理论根基、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质的核心路径。本期我们聚焦这个议题，从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理论话语的自主建构、实践场域的经验升维等方面展开探讨，为加快形成兼具学理深度、实践活力与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知识体系，提供多元的思考视角与实践参照。
李振伟/策划
本期导读
● 谭昶：面向未来，建构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 李昊阳 段运冬：中国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与瓶颈突围
面向未来，建构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 谭昶
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建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为新时代的文艺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
路径综述
进入新时代，在“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背景下，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愈发凸显其重要性。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这一任务不仅关乎文艺理论的自我革新与发展，更关乎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众多学者和艺术家纷纷投身于这一伟大实践，从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在多样性创作与实践探索中，分别提出自己对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富有创见的设想。
王一川教授提出的“文心美学”体系，是一个以中国古典文心传统为基础，融合现代美学理念的创新尝试。他强调在“学科身份”上区分外来学科中国化和中国学科现代化，既保持了开放性，又坚守了自主性；在“学科辩证”上，他倡导中国自主而不自我封闭、传统而不复古、理论而不脱离实践、体系而不僵化，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思考框架；在“学科路径”上，他关注引创型、传创型、移创型、融创型等多条路径，旨在通过多元融合，实现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
谭旭东教授则更侧重于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指向。他认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对准中国实践，融合古今中外理论，并勇于创新变革。他通过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三大“传统”的梳理，揭示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文艺理论建构中的互动关系，并指出要全面辩证看待外国文艺理论，加快建构自主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这一观点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以及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
谭好哲教授则强调建构中国自主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实现主体性和原创性。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结合新条件进行新创生，提出了“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建构思路。这一思路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又体现了对全球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与担当。
综合三位学者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当下建构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共识，这个共识也是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比较有效的路径。即：首先，深入挖掘我国的文艺理论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进行现代性转化，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其次，接续“五四”传统和新中国历代学人的努力，对西方文艺理论进行中国本土化融合；而最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当下的火热实践和现实语境，运用新观念、新方法甚至新媒介进行新的文艺理论再造，推动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
理论新赛道
面向未来，在文艺理论创新与重构的新赛道上，中国文艺理论界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进入新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元化、交叉融合的新趋势，包括文化研究、伦理研究、生态研究、阐释学研究以及数字人文研究等诸多新兴方向。这些新趋势不仅拓宽了文艺理论的研究视野，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人文研究的迅猛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深刻揭示了数字技术和媒介对文艺理论研究的深远影响。算法技术不仅渗透到了文艺创作之中，更对文艺作品的阐释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构。在这一背景下，文艺理论的研究方法、路径及成果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数字人文成为连接传统文艺理论与现代科技的桥梁。
当前，全球AI技术领域的竞争一日千里，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美国凭借其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在AI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而中国则依托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快速迭代的应用技术，取得了显著成就，并逐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两国在社会科学理论话语权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碰撞与交锋，在全球影响力方面也展开竞争。
面对这一形势，加快建构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大力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我表达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拥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往往能够主导国际议题、定义国际标准、制定国际规则，并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不仅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历史责任，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文艺理论界应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借鉴外来文化精华，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应紧跟科技潮流，积极探索文艺理论与数字技术、媒介融合的新路径，推动文艺理论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文艺理论界将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更加自信地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美术界的思考
以建构中国化时代化美术自主知识体系为例，在当前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征途中，我们仍面临一系列亟待攻克的难点。
回顾历史，新中国美术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油画民族化、国画改造、改革开放后美术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以及新时代美术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等关键阶段。这些探索不仅催生了中国美术创作的繁荣景象，也为美术理论体系的完善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在美术理论指导艺术家们的具体实践中，挑战与困难依然存在。一方面，部分艺术家在借鉴西方理论时，容易陷入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框架的误区，忽视了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独特价值，导致“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审美”的现象时有发生，作品显得生硬僵化且不适应本土文化审美。另一方面，有些艺术家在面对浩瀚博大的中国文化传统时，未能及时树立自身的主体性，“一入侯门深似海”，过度沉溺和臣服于传统文艺理论，则可能陷入食古不化、故步自封的困境，也会脱离时代潮流。此外，艺术市场的过度商业化及追求短期效益的压力，也对艺术家们“十年磨一剑”的心理定力、“其命惟新”的自我变法，以及“我不画我看见的，我画我知道的（毕加索）”的个性化表达构成了严峻挑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鼓励广大美术家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当前，中国美术界正致力于建构中国化时代化的美术体系，以更多优秀作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随着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深入实施，主题性美术创作佳作频出，为新时代美术创作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在创作实践中，不少优秀青年艺术家在围绕主题创作与兼顾现实表达之间难以找到平衡点。例如，某些作品中出现的“败笔”往往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纯粹性，成为美术史的遗憾。同时，在创作风格和技法的选择上，艺术家们也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拉扯。如何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实现创新与发展，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成为当前美术创作领域亟待解决的痛点和难点。
针对以上问题，当下美术界进行理论体系建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理论研究需紧密结合现代语境，强调实践导向，深入探讨中国美术的现代性演进和独特风貌，提炼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语言和理论框架。其次，积极拓宽国际视野，将中国美术放在世界文明中进行比较研究，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技术，推动中国美术的国际化发展。再次，改革美术教育体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的美术人才，为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最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为文艺理论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综上所述，中国美术界在建构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时，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民族特色与国际视野相统一、教育改革与学科交叉相促进、开放包容与创新发展相协调，以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
未来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文学艺术创作不仅要追求艺术上的精湛与完美，更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深度与精神内涵；不仅要精准描绘时代风貌、深情表达人民心声，更要深刻把握历史趋势，传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理想的追求。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两个一百年”发展作出战略规划，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求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与之同频共振、相向而行。在当前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文艺界大有可为。当然，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和实践。同时，也要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中国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繁荣和发展的新时代。
（作者就职于广东省文联）
中国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与瓶颈突围
□ 李昊阳 段运冬
从艺术学自身理论建设来看，国内学术界自觉地建构“艺术的理论”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此前，主要的用力是在美学、文学的理论，或者统一称之为文艺理论，一些知名的艺术学学者，诸如王朝闻编撰了《美学概论》、钟惦棐转向电影美学的研究等。40余年来，中国艺术学的知识建构，与社会语境的不断变化，发生着紧密的共振与互动。从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到20世纪90年代艺术学科对亚学科的分科推进（比如美术理论、美术心理学、电影语言学、电影观众学等），到艺术学理论合理性的知识逻辑阐释，再到今天“三大体系”的建构，尤其是在学科设置不断变化的强力推动下，从学科知识的理论维度和历史维度，产生了大量的成果，中国艺术学知识的建构取得飞速发展。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中国艺术学界存在的集体无意识，始终从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学科视野，从艺术知识的外围观看艺术现象，忽略了艺术学知识建构与艺术演进的实际问题。为此，如何回到艺术学科自身的问题、回到艺术文化自身的特点，在艺术学的核心问题建构上，我们仍需突破理论体系建构的瓶颈。
媒介性问题与解决方案
文艺理论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就是对媒介的依赖。文学理论是基于文字媒介对人类以文字为介质的表达进行的理论建构。艺术理论则是依傍艺术媒介对人类以艺术媒介为介质的表达进行的理论建构。这样文艺理论内部既有差异，又与相近的美学等学科有区别。为此，媒介问题，或者文艺理论的媒介问题是新的文艺理论建构不得不面临的瓶颈问题。
由于现有学术写作的呈现方式是文字，所以在传统的文学理论、文艺理论、美学理论的讨论过程中，知识质感的差异性就不太明显。但是，如果回到摄影、电影、美术，这就不一样，每一种媒介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与表达对象、表达功能一道，在长期的实验与对话中，形成了单一媒介专属的表达感觉，进而成为基于媒介特有的艺术学知识。显然，媒介进入艺术学知识的建构，还未能整体有效地展开。中国文艺理论不能去媒介化，否则只会是知识生产者的自我想象，最终导致艺术学知识的不适与萎缩。
媒介问题对文艺理论的影响，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解构与重组态势。传统的媒介边界不断消解，混合媒介的兴起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媒介的属性。这种思考不再局限于将媒介视为简单的技术性“过渡”，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它正重塑我们的感知方式、认知模式和社会关系。
现今的媒介问题，在算法治理、数据主体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范式的冲击下，中国艺术理论的建构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对主体性认知的重构上：一方面，技术赋能为艺术创作主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边界；另一方面，算法化生存又酝酿了艺术创作面临的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压力之下，传统美学理论框架中的审美经验模式正经历嬗变。数字技术的介入使艺术概念与感知体验之间的古典关系被重新定义，这促使我们必须回归媒介本体的知觉逻辑，重新思考艺术创作与接受的基本范畴。
当然，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辩证地把握两个关键维度：技术决定论和传统理论藩篱。深入传统艺术理论（画论、乐论等）关注的媒介认识，把握数字技术对艺术本质与形态的革命性影响，在传统与现代、技术与人文的辩证统一中，开辟新时代艺术理论的创造性发展空间。这既是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创新性机遇，也是对全球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的重构。
生产性问题与解决方案
传统的文艺理论关注的是“作者—受众—世界—文本”，文艺作品的生产嵌入理论的体系化建构较少。但是文艺不仅仅是以文本为核心的观念、语言，还包括基于作品创作、传播、管理等生产活动。文艺生产活动带来的生产性知识、艺术学体系的建构，需要进行有效的吸入、整合、创制。
生产性问题既非产业实操的代名词，也并非对传统艺术学理论（包括文本、作家、观念、社会等维度）的反叛，而是一种嵌入资本核心逻辑的、基于产业营运的艺术系统性知识，包含艺术的生产体制、艺术观念、文本语言、语境嵌入等等。近期现象级的《哪吒之魔童闹海》《黑神话：悟空》等文化产品，就是一个例子。它们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影响力，兼具文化生产路径依赖与重构理论话语的主体性自觉，成为建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的典范案例。这些案例亟须在方法论层面探索、扩展，并通过系统性学理研究和实践加以验证。
《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海报
艺术学理论生产性的缺失，致使偏向美学、文学及艺术抽象维度的传统理论被束之高阁而困守象牙塔，与鲜活的当代艺术现象渐生隔阂。大学里关于艺术学知识的教材，现今越来越受到冷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学的知识无法理解当下艺术现象。因此，唯有生产内化为艺术学知识，真正对接社会文化实践时，艺术创作方能深度嵌入社会结构，通过符号生产影响文化格局。这种互构要求我们必须同时保持对创新性艺术实践的敏锐性与理解力，通过建构起兼具解释力与学理普遍性的理论范式，在全球文化对话中从容彰显知识创造的当代价值。
《黑神话：悟空》游戏截图
历史性问题与解决方案
这里提出的历史性问题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中西各自艺术学的历史存量及表达，二是历史进程中中西艺术文本带来的文化交流话语对比性问题。前面一个问题，关注的是自我理论的延续问题，后面一个是跳出现有情形艺术学理论的认知迷雾，在一个更长历史时段重新趋近历史本相，还原知觉模式，建设面向未来的共同体式的艺术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统一”“综合”“人伦”的思维方式，这并非简单地与西方“分类”思维对立，而是代表了对艺术本质的整体性理解、对艺术表现功能的独特诠释，以及对艺术社会功能的系统性认识。这些深层的理论机制不仅为我们重建艺术学理论提供了历史基础，也为当代艺术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养料。
就历史的真实演进情况而言，东西之间的关系一直主宰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它们之间的互动与互嵌成为今天的全球状况。有意思的是，在这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丝绸、瓷器、茶叶、禅宗等来自中国的物质、思想，一直成为西方崇拜的物品，影响着西方艺术理论的发展。西方艺术理论，看上去有着强势的话语，其实离不开东方观念、物质的塑形。这样，历史性地建构中国艺术学理论就会带来时空观念的变化，带来范式上的变化。
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需要以历史性视野处理跨文明关系，探索面向人类共同体的文明传承与创新机制。它不仅需要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需要在对艺术理论的普遍追求中彰显中国特色。举一个例子，与西方传统美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强调“模仿论”和“美”与“真”的统一不同，中国传统美学更强调“表现说”和“美”与“善”的统一，这种差异本身就构成了理论创新的重要维度。
在历史性维度，当下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建构必须同时应对三重挑战：一是如何在现代知识框架下实现传统艺术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使其既保持文化精髓又获得现代表达；二是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统摄多元艺术实践的理论框架，既尊重艺术门类的特殊性，又把握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三是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话语。多维度的理论模块不再是简单的学科整合或话语转换，而是要在深入把握艺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的创造性突破和系统性重构。
价值性问题与解决方案
价值性问题关注的是艺术学知识为谁服务的问题，是艺术学知识建构的根本命题。价值问题从国内主流价值，到文化取向、到文明互鉴，均不可避免。由于中国艺术学理论对价值问题关注早、讨论多，笔者未作前置探讨，而是在现有讨论进程中跳出原有误区，在更开放且变化的世界中，重新讨论价值变化、转向乃至重建背景下艺术学理论的建构问题。
近年世界的变化，军事冲突使得文化边界更为清晰，专业领域内重要文献的释读促进了国家新文化建设的发展，帝国话语加剧国家主体性的负面转向，文明国家回归迷失前历史常态的艰难，全球知识界对技术时代人类生存意义的重建，乌托邦想象与未来人类发展新接口的寻找……所有这些，就是今天所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体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是国家崛起之历史进程与秩序的紊乱、心灵的不安、思想的失范相互映照。由此，意义的重建既构成秩序重构的根基，又成为精神慰藉的核心旨归。从艺术学理论建构的维度审视，当代世界正处于这样一个重新阐释艺术范式、重构意义图景的历史转折期。
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当代建构，是一场涉及文明基因解码与知识范式重构的深刻学术革命。然而，世界的变迁首先体现为意义生成的更新，这种意义的衍生必然催生话语体系的重构，而话语重构又亟须价值维度的规范化整合。由此，在这一变化的世界中，价值范式的转换势必重塑艺术学理论的建构逻辑。
40余年的学科化进程，既积淀了丰厚的理论成果，也暴露出一些结构性问题。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赓续自身美学精神，立足艺术生产，深耕媒介特性，还原历史本相，通过文明互鉴，从媒介性、生产性、历史性与价值性构成的四个维度来审视，不难发现中国艺术学正在经历从知识积累向范式创新的关键节点。当前的理论建构不仅需要打破工具理性主导的技术化认知模式，在媒介革命中重估艺术感知，还需要超越依附性思维的路径依赖，在文明对话中建立具有主体性的理论生产机制，从而实现以“大艺术观”整合多元形态，建构既能诠释传统意境又能解析数字逻辑的元理论架构，平衡“守正创新”“艺以载道”与“数字生存”，最终形成具有时代性的文明标识与话语范式。
（作者分别系西南大学美术学院讲师、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殷 铄、刘根源
初审 | 殷 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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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 | 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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