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掌云南教育十余年，王永全的“审批权”是如何失控的？|云南教育|云南省|审批权|政府|教育厅|王永全

2026年7月24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的一则通报，让云南教育界为之一震：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永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个在云南教育系统深耕了三十多年的“老教育人”，最终没有守住自己的关口。

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先来看看王永全的履历。1968年4月出生，1990年7月参加工作，在云南教育系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从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处长，到民办教育处处长，再到2021年4月升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任省委教育工委委员。

这一路走来，他手里的权力，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有多大。

高等教育处管什么？简单说，全省高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办学水平评估、重大项目立项，都得经过这里。一个高校想新增一个热门专业，得审批；想申请重点学科建设资金，得审批；想争取各类教育项目，也得审批。

民办教育处管什么？全省民办学校的办学资质审核、经费扶持政策、规范办学监督，都在这个处的职权范围内。云南民办教育发展迅速，学校数量多、类型杂，谁想获得办学许可、谁想拿到政府补贴，都绕不过这一关。

等他升任副厅长之后，分管的领域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等多个方向都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

可以说，从高校到民办学校，从学科建设到学位授权，从经费拨付到项目审批，王永全手中的“审批权”几乎覆盖了云南教育资源的方方面面。

审批权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套审批权，究竟是怎么失控的？

第一阶段：从“认真把关”到“习惯签字”

王永全在教育厅工作多年，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早期的他，未必不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干部。但随着在一个系统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业务的熟悉渐渐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自信。审批材料递上来，翻一翻、签个字，程序走了，事情办了。日复一日的流程化工作，让“把关”逐渐变味成了“走过场”。

第二阶段：从“公事公办”到“人情往来”

在云南教育系统三十多年，王永全积累的人脉可想而知。高校校长认识他，民办学校老板认识他，下面各个处室的同事更是老熟人。教育圈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人”。起初可能只是正常的工作交往，但时间久了，人情掺杂进来，办事就多了几分“考量”：这个学校是老关系了，得照顾一下；那个民办学校的老板之前帮过忙，这次审批快点给过。

当“熟人好办事”成为潜规则，审批权的公正性就已经打了折扣。

第三阶段：从“利益交换”到“严重违纪违法”

纪委监委通报中明确提到，王永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意味着，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作风问题或轻微违纪，而是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在高等教育领域，重点学科名额、硕博点申报、重大科研项目立项，每一个都是“香饽饽”。在民办教育领域，办学资质审批、政府补贴发放、招生计划核准，每一件都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发展。当这些审批事项成为利益输送的筹码，权力就彻底失控了。

教育审批权失控，伤害的是谁？

有人可能会觉得，教育厅领导批个项目、定个学科，离普通老百姓很远。但真相恰恰相反。

一个高校能不能上重点学科，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声誉，最终影响的是学生的培养质量。一个民办学校能不能获得办学资质、拿到政府扶持资金，直接影响它的办学条件和收费标准，最终影响的还是学生和家长。

教育领域的每一分腐败，最终都会转嫁到普通家庭身上。

云南是边疆省份，还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需要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如果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出了问题，如果办学审批可以靠关系、经费拨付可以有倾斜，那么最吃亏的永远是没有“门路”的普通百姓。

为什么教育系统反腐必须持续深入？

王永全不是云南教育系统第一个落马的，也未必是最后一个。近年来，从云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罗嘉福（已退休）主动投案，到民族教育处原处长董一凡主动投案，再到云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饶卫被查，一批教育系统的“蛀虫”正在被清理。

这说明什么？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对教育领域的监督力度在持续加大，也说明教育系统并非某些人想象中的“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