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文化在忻城】征文获奖作品（九）：王阳明思想在忻城的传承与转化：基于白虎山摩崖石刻的实证研究|嘉靖|忻城|摩崖石刻|白虎山|阳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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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忻城发布）

编者按

忻城白虎山18方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在广西活动的重要见证，也是研究八寨历史和明代农民运动的真实记载，具有重要历史、艺术与研究价值。

为推进阳明文化普及与传承创新，忻城县委宣传部、县社科联开展“阳明文化在忻城”主题征文活动，征稿涉及王阳明思想对忻城影响的各领域研究成果。7月14日起，忻城发布公众号开设“阳明文化在忻城”专栏，将陆续选登获奖作品，期待深化阳明文化认知，为忻城文化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王阳明思想在忻城的传承与转化：基于白虎山摩崖石刻的

实证研究

□蓝飞燕

（广西忻城人，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写作范例指南》编委）

摘要：忻城白虎山现存明代摩崖石刻18方，其中6方位于今忻城县境内，是王阳明嘉靖七年（1528）平定八寨、经略边疆的亲笔遗存。这些石刻不仅是研究王阳明广西活动的核心实物材料，更是其思想在忻城地域传承转化的历史起点。本文以石刻文本为核心史料，结合地方志、土司文献及当代田野调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法治、统战、廉政八个维度，系统考察王阳明思想在忻城五百年的传承脉络与当代转化。研究发现，阳明思想对忻城的影响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跨越明清至今的持续过程，具有滞后性、间接性和当代性特征。在当下，阳明思想正通过文旅融合、干部教育、基层治理等路径，实现从历史资源到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王阳明；忻城；白虎山摩崖石刻；土司制度；知行合一

一、引言：石头会记得

忻城土司衙署里有一块青石，磨得极平整，上面刻着四个字：“知行合一”。看守衙署的老莫说，打他爷爷的爷爷那辈，这石头就在这儿。老百姓断家务事，干部下乡做工作，路过的人总要摸一摸。没人正儿八经讲大道理，就是觉得——老祖宗刻下的东西，得照着做。每年“三月三”，学生春游来听一遍故事，回去作文里便有了“心”，有了“魂”。字认得久了，也就认得了深浅。五百年了，石头还是那块石头，心却一代一代传着。石阶磨得发亮，石阶会记得。

忻城，桂中腹地的千年古县，既是莫氏土司治下“ 土官世守”的典型样本，也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晚年经略广西的“过化之地”。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以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军务，次年平定思田之乱后，挥师进剿盘踞忻城八寨地区的“梗顽”，并亲赴周安实地勘察，奏请移筑南丹卫城。这段历史不仅载于《明史》《王文成公全书》等传世文献，更镌刻在白虎山的崖壁之上——现存18方明清石刻中，有5方直接提及“新建伯尚书王”“阳明王子”，13方为参与其事的将领、文士所题，成为王阳明在广西活动最集中、最珍贵的实物见证。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王阳明的研究多聚焦其哲学体系或江西事功，对其在广西尤其是忻城的实践关注不足。地方文化研究则往往局限于文物考据或旅游推介，缺乏将阳明思想与地方社会变迁进行系统性勾连的深度探讨。2022年，“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阳明文化委员会研究交流基地”在忻城揭牌；2024年，忻城县政协提案加强白虎山石刻保护并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动态表明，阳明文化正成为忻城文旅融合与地方认同构建的新焦点。

本文试图回答：王阳明的思想体系如何通过具体的历史实践在忻城落地生根？其思想在五百年的土司治理与当代发展中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白虎山石刻作为物质性遗存，又如何承载并传递这一思想传统？

二、王阳明在忻城的历史活动与遗迹考实

（一）八寨之役与南丹卫移筑计划

八寨地处柳州、庆远、宾州三府交界，地势险峻，“积千百成徒，流劫州县乡村”，成为明中期西南边疆的长期痼疾。嘉靖七年（1528）四月，王阳明采纳“以夷制夷”策略，调遣已归降的田州土目卢苏、思恩土目王受所部数千人，对八寨发起突袭，“止用三千卒，遂尔收功一月间”[1]（卷四）。其《平八寨》诗云：“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1]（卷二），清晰地体现了剿抚并用、重在教化的治理思想。

平定八寨后，王阳明亲赴周安考察，认为“周安堡正当八寨之中，四方贼巢道路之所”，奏请将南丹卫从宾州迁至此处，“创筑一城，度可以居数千之众”[1]（卷五）。尽管该计划因其旋即病逝而未竟全功，但副总兵张祐、南宁府同知陈志敬等已奉命开工，并在白虎山留下多方纪事石刻。陈志敬题刻记载：“戊子之冬十月，奉新建伯尚书阳明王公委至周安督筑南丹卫”[2]；孙纲跋文亦言：“奉新建伯尚书王委筑城垣”[2]。这些石刻直接印证了王阳明对忻城边疆经营的深度参与。

（二）白虎山摩崖石刻的文本与价值

白虎山石刻群分布于东麓“回春岩”与西麓“卧仙岩”（又称罗隐岩）之间，岩壁多为石灰岩质。据广西文物保护部门2012年划定，位于今忻城县境内的石刻共6方，其余12方位于今马山县境。忻城境内6方石刻中，4方清晰可辨，2方因风化部分漫漶。最早者为嘉靖七年（1528）闰月十八日张祐题刻，最晚至清代。

这些石刻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纪事类，记录南丹卫移筑事宜；二是颂功类，如陈焕诗“阳明王子已仙游，留得芳勋勒石头”[2]；三是感怀类，如“莲花峰人”（即陈志敬）于嘉靖十八年（1539）重游故地所题“伊谁功德阳明子，提笔临崖叹未休”[2]。这些石刻不仅具有补史、证史价值，更构成一个连续的“记忆之场”，使王阳明的功绩与思想在地方社会被不断追忆与重构。

值得注意的还有周安万应寺壁画。寺中一幅清代壁画描绘官员审案场景，当地民众将其与王阳明“良知教化盗贼”的典故相联系。尽管壁画年代晚于明代，但这种民间附会恰恰反映了阳明形象在忻城的符号化与世俗化传播。

（三）王阳明与莫氏土司的潜在关联

忻城莫氏土司自明弘治九年（1496）获世袭知县衔，统治历明清两朝四百余年。嘉靖年间在位的土官为莫廷臣及其子莫应朝[3]（卷八）。王阳明平定八寨时，莫氏土司是否直接参与史料未见明确记载，但《明史》载万历年间八寨再乱时，忻城土官莫镇威曾“协剿”并获赏[4]（卷三一八）。

可以推断，王阳明在忻城的军事布局与治理理念，必然对当时及后世土司政权产生间接影响。莫氏土司后期族谱中虽未直接记录王阳明言论，但其家训中“忠君守土”“抚民以安”等表述[5]，与王阳明“致良知”“保境安民”的边疆治理理念在精神上存在契合之处。石刻所表达的“改土归流”“设县设流官”理念，虽未在忻城立即实施，却构成了长期的压力与参照。

三、王阳明思想的核心内涵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体现

王阳明思想体系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支柱。在广西任上，这些哲学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边疆治理方略：

心即理强调本心即天理，外在事功皆需向内求索。在平定思田、八寨过程中，王阳明并未单纯依赖武力，而是注重“攻心为上”。他招抚卢苏、王受，并委以征剿八寨之任，正是基于对“夷情”的深刻体察与对“人心”的把握，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卷五）。

知行合一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在广西的实践完美诠释此点。他不仅提出移筑南丹卫、推行“十家牌法”等方略，更迅速部署张祐、陈志敬等落实筑城。其军事行动也体现“知行合一”的战术智慧，运用心理战、情报战取胜。

致良知唤醒人内心固有的道德判断力。王阳明在南宁创办敷文书院，并赴各地讲学，正是为了在边疆“致良知”，通过教育改变民风。其审盗故事虽未必发生于忻城，但其中蕴含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教化逻辑，与他在广西推行社学、倡导礼教的努力一脉相承。

这些思想在忻城的实践中，集中表现为“剿抚并用、文武兼施” 的治理模式。军事上以最小代价平定叛乱，政治上寻求长治久安之策，文化上推行儒家教化，从而在边疆地区构建起一套符合“良知”的政治伦理秩序。

四、多维渗透：王阳明思想对忻城历史发展的具体影响

王阳明思想对忻城的影响，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跨越明清至今的持续过程。这一过程呈现三个特征：滞后性（治理规划在明代未能完全实施，真正影响体现在清代以降）、间接性（通过庆远府区域网络、土司制度互动、儒学教育传播等中介实现）、当代性（21世纪以来忻城主动“认领”阳明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以下从八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政治影响：从“军事镇慑”到“文治教化”的治理转型

王阳明在忻城的直接政治遗产，是将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思路从单纯的军事镇压转向注重制度建设与文化整合。南丹卫移筑计划虽未实现，但其“立卫控扼”的思想被后续官员继承。万历年间，八寨被分为三镇，设土巡检戍守，可视为王阳明“分而治之”思路的延续[6]。对莫氏土司而言，王阳明的成功示范强化了其“忠君守土”“保境安民”的政治认同，促使其更加注重与中原王朝的合作，这为忻城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经济影响：“屯田安民”与地方经济秩序重建

王阳明在《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中提出“设县治以镇抚之，立屯田以赡给之”的经济安抚策略[1]（卷五）。移筑南丹卫的核心目的之一，即利用卫所屯田制度，从根本上消除动乱的经济根源。尽管卫所未成，但“屯田”思想在忻城后续开发中仍有体现。明代后期至清代，忻城境内水利兴修、桥梁道路建设增多，农业与商贸有所发展，这与王阳明带来的安定局面及重视民生经济的理念不无关系[3]（卷五）。

当代忻城的乡村振兴实践与这一历史逻辑形成跨时空呼应。古蓬镇周安村及周边依托滂江河谷，发展甘蔗、桑蚕、百香果等特色农业，形成“以产兴村”模式，与“屯田自给”的地理选择高度重合。脱贫攻坚期间，忻城将“八寨”深处的贫困群众搬迁至古蓬等交通便利区域，这一“移民实边”策略与阳明移筑南丹卫的规划思路相似。

（三）文化影响：儒家文明的边疆传播与地方认同塑造

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也是教育家。他在广西创办敷文书院，极大地推动了儒学在边疆的传播。敷文书院虽位于南宁，其影响波及庆远府全境。据《庆远府志》记载，明代庆远府学、宜山县学多次修缮，教官聘任、生员选拔均受阳明学派影响[7]（卷六）。忻城作为庆远府属县，其教育变迁与这一区域儒学复兴密切相关。

白虎山石刻本身即儒家士大夫文化在忻城落地的重要标志。将领文士们镌石纪功、题诗咏怀，将中原的碑刻文化带入桂中山区。此后，忻城土司莫氏逐渐重视文教，土司衙署建筑群中设有学堂，土司子弟读书应试，标志着儒家文化在土司阶层中被接受和内化。莫氏族规要求子弟“耕读传家”[5]，既习儒家经典，亦参与地方政务，这种“学－用”结合的传统与阳明“知行合一”存在深层契合。

（四）军事影响：“以贼攻贼”的边疆军事智慧

王阳明平定八寨，主要依靠归降的卢苏、王受部“狼兵”，这是其“以夷制夷”“以贼攻贼”军事思想的典型实践。这种策略充分利用了地方武装熟悉地形、了解敌情的优势，以最小成本达成战略目标，对明代后期广西的军事部署产生了深远影响。忻城土司兵后来多次被征调“协剿”周边动乱[3]（卷十一），可视为这一军事协作模式的延续。

王阳明“速战奇袭”“据其腹心”的军事思想，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庆远府的防务布局。据《庆远府志》记载，清代忻城营汛设置强调“扼要控险”[7]（卷九），与阳明“据其腹心”战略思维相通。当代忻城县应急管理局借鉴阳明“事上练”思想，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强调在突发灾害中快速决策、就地取材，体现军事智慧向公共治理的转化。

（五）教育影响：社学推广与“蒙以养正”的启蒙理念

王阳明高度重视基础教育，认为“蒙以养正”是关键。他在江西、广西等地大力兴办社学，颁布《社学教条》[1]（卷二）。虽然直接史料未记载其在忻城办社学，但其教育理念通过官员系统与文化交流传入忻城是大概率事件。莫氏土司于嘉靖后期始建宗祠、设私塾，清代更建“思练社学”“古蓬义学”[3]（卷八），与这一区域儒学复兴密切相关。

当代忻城教育对阳明思想的吸纳，主要体现在校本课程开发。据忻城县教育局《关于推进阳明文化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多所中小学开设“阳明文化”选修课，将“知行合一”作为教学方法论，强调“做中学”“实践育人”[8]。每年“三月三”，学生春游来白虎山听一遍故事，回去作文里便有了“心”，有了“魂”。

（六）法治与基层治理影响：“十家牌法”与乡约实践

王阳明在南赣推行“十家牌法”，以连坐互保方式强化基层控制，同时编撰《南赣乡约》，倡导邻里互助、息讼罢争[1]（卷一）。这套“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模式，虽未必在忻城完整复制，但其精神内核——通过组织化手段实现社会管控，并通过道德教化促进基层和谐——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忻城县在基层治理中借鉴阳明“知行合一”理念，推行“一线工作法”——干部下沉村屯，在解决具体问题中提升能力。据《来宾日报》报道，这一做法“以阳明事上练思想为借鉴，强调在干中学、学中干”[9]。县司法局将阳明“致良知”理念融入“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强调村干部不仅需知晓法律条文，更需培育“良知”判断，在调解纠纷时兼顾法理与情理。

（七）统战影响：“化梗顽”与民族交融的早期实践

王阳明对广西少数民族采取“抚剿兼施”策略，其终极目标是“化梗顽”，即通过教化促进民族交融与国家认同。他招抚卢苏、王受并委以重任，即是对地方首领的团结与利用。这种策略影响了明廷后续的土司政策，也为忻城莫氏土司与周边土司通过婚姻、盟约维持和平关系，提供了宏观政治环境[6]。

王阳明“化梗顽”的治理智慧，在当代被用于指导民族地区工作。2023年，忻城举办“阳明文化与民族团结”研讨会，探讨“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认同”的历史经验[10]。石刻中的“化梗顽”，被重新诠释为“促进民族交融”。

（八）廉政影响：“致良知”与土司官员的道德约束

王阳明心学强调“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为官员廉洁自律提供了内在道德哲学基础。他本人官至高位而清廉自守，其人格魅力对后世官员包括土司首领具有示范作用。虽然土司制度下腐败难以根除，但儒家廉政文化通过王阳明等清官廉吏的榜样作用，对土司统治阶层产生了一定的道德约束力。

当代忻城将“致良知”思想纳入纪委监委干部培训。忻城县纪委监委将王阳明“破心中贼”论述纳入干部培训教材，结合八寨之役中“速战”与“少杀”的决策，讨论“成本理性”与“生命伦理”的平衡，组织干部赴白虎山石刻现场开展“重走阳明路”廉政主题活动[11]。

五、石刻记忆的历代重构与当代转化

（一）明清时期的遗忘与边缘化

王阳明去世后，其学在明代后期受到压制，广西阳明遗迹亦渐被遗忘。白虎山石刻因地处偏远，少有人至，进入“自然保护”状态。清代方志对八寨之役记载简略，石刻未获系统著录。这一遗忘与行政区划变迁相关：周安堡在清代属马山县，忻城与周安的行政关联减弱，石刻不再属于“本地”记忆。

（二）民国至改革开放后的重新发现

20世纪3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开展边疆调查，白虎山石刻首次进入学术视野。20世纪60年代，广西文物工作队对石刻进行初步测绘。这一时期，石刻还被赋予了新的政治意义：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部在调查八寨地区时，将石刻中的“化梗顽”重新解读为“土司压迫少数民族的象征”，农民运动组织者借此动员群众，使石刻从“朝廷纪功碑”变为“农民运动合法性资源”。

真正的“重识”发生在21世纪：2006年，白虎山摩崖石刻列入广西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局划定保护范围；2021年，忻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完成境内6方石刻的全面拓片与数字化保护[13]。

（三）当代文旅融合中的意义重构

进入新时代，王阳明思想在忻城实现了从历史资源到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

文旅融合的引爆点。白虎山摩崖石刻经过2021年专项保护修缮，已成为忻城文旅的核心IP之一。忻城县将阳明文化与土司文化、红色文化、壮族文化整合，推出研学旅行线路。2015年以来，忻城县将境内6方石刻、莫土司衙署、盘鹤岭森林公园整合为“阳明过化之地”文旅线路[14]。2024年春节假期，忻城接待游客26.66万人次，旅游消费1.8亿元[15]。

干部教育与廉政建设的文化资源。忻城县已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融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用于提升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廉政意识。县纪委监委将阳明心学纳入廉政教育课程，组织干部赴白虎山石刻现场开展“重走阳明路”廉政主题活动[11]。

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智慧源泉。“知行合一”思想与当代“一线工作法”高度契合，强调调查研究与实干落实。“心即理”倡导的内省自律，对培育“法律明白人”、推进移风易俗具有启发意义。

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的凝聚纽带。王阳明在忻城的活动，是中央王朝经略边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缩影。忻城县正以土司文化、阳明文化为载体，探索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16]。

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的平台构建。2022年“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阳明文化委员会研究交流基地”落户忻城，南宁学院等高校团队前来调研[17]，表明忻城正致力于打造阳明文化研究的高地。

六、田野观察：石刻面前的当代忻城

2024年7月，笔者赴忻城县古蓬镇考察。据忻城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位于忻城县境内的6方石刻保存状况良好，当地已建设防护棚、解说牌，并培训村民担任兼职讲解员。

站在白虎山石刻前，一位当地干部说：“王阳明当年在这里打仗、筑城、办学，我们小时候听老人讲，觉得那是很远的事。现在搞旅游，搞教育，又把他请回来了。”另一位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补充：“我们调解纠纷的时候，也会想到他说的‘良知’。法律是底线，但要让双方都服气，还得靠人心。”

不同群体对“影响”的理解各异：文旅部门强调经济价值，宣传部门强调民族团结，教育部门强调实践育人，司法部门强调法治调解。这种多元解读，共同构成王阳明思想在忻城的当代图景。正如王阳明在《平八寨》诗中所写：“须有恩威化梗顽”[1]（卷二）。今日忻城，正以新的“恩威”、新的“教化”，续写这一“过化”的新篇章。

七、结论与建议

忻城白虎山摩崖石刻，不仅是冰冷的石头，更是活着的历史。它见证了王阳明这位“真三不朽”圣人在生命最后岁月里，为桂中边疆的安宁与教化所付出的心血。五百年来，阳明思想如涓涓细流，渗入忻城的政治肌理、经济生活、文化基因与社会伦理之中，经历了从“军事镇慑”到“文治教化”，再到当代“文化赋能”的深刻转化。

本研究通过多维度的梳理表明，王阳明思想对忻城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这些影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与土司制度的互动、与地方社会的磨合，逐渐沉淀为忻城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间接性和当代性特征，在21世纪通过忻城主动的“认领”与转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忻城拥有莫氏土司衙署与白虎山摩崖石刻这两大文化瑰宝。前者是壮族土司制度的活化石，后者是阳明心学在边疆实践的纪念碑。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忻城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推动阳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知行合一”：既要深化学术研究，厘清历史脉络，更要将其融入文旅产业、干部教育、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让沉睡的石刻开口说话，让古老的智慧照亮现实。

为此，建议如下：

第一，以申报国保为契机，强化遗址保护与展示。将白虎山摩崖石刻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纳入县“十五五”规划，系统编制保护方案，建设集保护、展示、研学于一体的阳明文化遗址公园。

第二，深化文旅融合，打造“心学之旅”品牌。以白虎山石刻为核心，串联莫氏土司衙署、八寨遗址、万应寺等节点，推出“王阳明在忻城”主题研学线路，将忻城打造为桂中阳明文化研学旅游目的地。

第三，融入干部教育与廉政建设。将白虎山石刻现场设为全县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定期组织“重走阳明路、感悟致良知”现场教学，使阳明廉政思想成为干部教育的常态化内容。

第四，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合作。依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阳明文化委员会研究交流基地”，与浙江余姚、贵州修文等阳明文化重镇建立合作机制，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提升忻城在阳明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第五，推动阳明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编写《王阳明与忻城》乡土教材，纳入中小学德育课程。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融入阳明文化元素，以通俗化、艺术化的方式讲好“阳明故事”，让阳明思想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让阳明思想在新时代的忻城，继续绽放出“化梗顽为文明、致良知于天下”的璀璨光芒。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白虎山摩崖石刻调查报告[R]. 南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1985.

[3] 忻城县志编纂委员会. 忻城县志[M]. 罗福清, 主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

[4] （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