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6名候选人举行了一场克制而平和的公开辩论，但没有出现明显胜出者。4名女性和2名男性候选人都已正式宣布，希望在2017年接替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阐述自己对这个在全球重大冲突中日益边缘化的国际组织的设想。
联合国领导层之争终于开始升温。经过过去几个月的试探之后，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一周后，安理会15个成员国将举行闭门会议，审议各位候选人的资格。到那时，竞争才会真正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前奏，联合国大会本周四举行了一场公开辩论，参加者是4名女性和2名男性候选人，他们都已正式宣布希望在2017年接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这场尝试原本是为了提升外界对这一遴选程序的关注度。迄今为止，这场竞选并未在公众中引发太大反响，候选人大多知名度有限，也未能打动成员国，而且目前没有明确领跑者。
联合国正处于危机时刻。这个组织面临财政困难，在全球重大冲突的谈判桌上也越来越缺席。不过，这场辩论本身形式僵硬，每名候选人只是分别回答问题，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交锋，也无助于激发更多关注。或许，对联合国当前困境最准确的概括，来自哥斯达黎加候选人雷韦卡·格林斯潘。她目前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负责人。当被问到如果当选，希望5年后拿出什么成果时，她表示，自己的衡量标准是再也没有人问她联合国在哪里。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次应当轮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任联合国秘书长——6名候选人中有5人来自这一地区——而且如果由女性出任，也将是这个拥有80多年历史的组织首次迎来女性秘书长，但结果仍未可知。未必一定会是女性，也未必一定会是拉美人。也不能排除最后时刻出现“黑马”并最终胜出的可能。此前，《纽约邮报》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希望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对于这一消息，受访消息人士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清楚这究竟是玩笑，还是确有几分可信度。
在总结陈词中，厄瓜多尔候选人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曾任部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概括了联合国面临的艰难处境。她表示，联合国正经历一场危机，必须重建信任，恢复与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沟通，找回对话能力，让联合国重新变得重要，能够预防冲突并保护人民。尽管如此，这场持续一个半小时、气氛温和的辩论，仍然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基本思路。几乎所有候选人都严格遵守发言顺序，彼此提及时也只是表示赞同对方的某些观点。
其中，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强调，自己有能力抵御大国压力。她的竞选前景并不轻松，因为她在美国，甚至在本国政府内部，都面临保留意见。在被问及如果出任秘书长，将如何看待加沙战争时，巴切莱特表示，始终需要道义权威。面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情况，必须发声；但同时也必须坚持寻找途径，让各方重新坐到一起，并找出一些策略，即便并不完美，也能说服他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为说明这种道义权威，她举了自己担任联合国妇女署负责人时的一段经历。“一位捐助方曾对我说，‘如果你那样做，我就撤回全部资金。’但我还是做了，因为那是必须做的事。中立、公正和独立已经融入我的基因。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193个会员国才会觉得秘书长代表的是所有国家，无论强国还是弱国。否则，这个职位就没有意义。”这位智利政治人物后来还曾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圭亚那前外长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克特则表示，尽管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没有行政权力，在政治上必须艰难平衡，但仍然始终有行动空间。她表示，秘书长带来的是中立性，行动时唯一的动机就是帮助脆弱人群和需要联合国援助的人。她会利用这种中立性、手中的资源以及联合国在实地的存在，收集一切必要信息，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安理会也许不会立刻行动，但也许会在下一周依据秘书长的建议采取行动。
全球重大冲突——伊朗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令全球经济窒息——则在格林斯潘谈及联合国本应如何采取不同行动时被提及。她说：“我们本应在很早的时候就与所有相关方接触，至少应当为那些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受苦的人争取空间。”
她还提到，自己曾参与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达成协议，使谷物贸易得以在2022年至2023年间继续进行。她说：“当安理会陷入僵局时，秘书长的工作才真正开始，因为这一职位的职责，正是打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塞内加尔前总统马基·萨勒是唯一来自非洲的候选人。他则强调，联合国负责人在推动全球共同繁荣方面也负有重要职责。他说：“这意味着，首先我们必须改革国际金融架构。仅靠公共融资，无法提供足够的应对方案。因此，我会寻求与会员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慈善界展开全球对话。
把这些行为体汇聚起来，我们就能帮助所有国家获得实现共同繁荣所需的条件，从而建设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世界。”在这场辩论之前，候选人们已经参加过多场长达3小时的问答会，接受193个会员国代表的提问。但最关键的阶段将从7月30日开始，届时安理会15个成员国——其中5个为常任理事国——将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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