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安宁之翼”安乐死机构的白色房间里，空气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
何秀兰躺在床上，刚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完字。
护士准备注射药物，门突然被撞开。
一个满头大汗的年轻护士冲进来，手上举着一份文件，声音发颤：“何女士，您先看看这个。”
何秀兰接过文件，封面上印着省人民医院的红章。
最上方一行加粗的黑字：“关于何秀兰病理切片复核结果的紧急通知”。
她的手开始抖，脑子里闪过无数画面。
三天前，她还在国内医院听着周涛医生宣判死刑。
而现在……
01
何秀兰这辈子都记得那天上午。阳光很好，学校的桂花树开了，香味飘满整个校园。
她刚上完两节课，回到办公室坐下，教导主任老刘就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沓体检报告单。
“何老师，你的结果出来了，肝部那项有点异常，建议去大医院复查一下。”老刘把单子递给她，语气轻描淡写。
何秀兰接过单子，看了一眼。
肝脏占位，建议进一步检查。
她没当回事。
平时身体挺好的，感冒都很少，怎么可能有什么大问题。
她把单子往抽屉里一塞，继续批改作业。
放学后，她给丈夫蒋宏打电话，说可能要晚点回去，要去医院拿点药。蒋宏在电话那头说：“别搞太晚，晚上有朋友来家里吃饭。”
何秀兰挂了电话，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是不想回家。家里那张脸，她已经看了二十年，越看越陌生。
儿子蒋一鸣上个月又跟蒋宏大吵了一架，摔门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何秀兰打过几次电话，蒋一鸣总是说忙，匆匆挂断。
她翻出体检单，看了又看，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查清楚。
省人民医院的肝胆科在三楼。
何秀兰挂了号，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医生。
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胸牌上写着“周涛”。
他看了看她的体检单，又让她做了个增强CT。
“结果三天后出来，到时候来拿。”周涛说完，就低头写病历了。
何秀兰走出医院时天已经黑了。
路灯亮起来，拉出长长的影子。
她站在医院门口，掏出手机，看到蒋宏发来的消息：“怎么还没回来？菜买了没有？”
她深吸一口气，回复：“马上回来。”
那天晚上，蒋宏的几个朋友来家里喝酒。
何秀兰一个人在厨房忙活，炒菜、端菜、倒茶，像个透明人。
客厅里传来蒋宏的笑声，还有他那些吹牛的话。
“我老婆在学校当老师，稳定，做菜也好吃。”蒋宏在外面炫耀着。
何秀兰听了，手上的动作顿了顿。她看着锅里的油，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二十年了，她在这个家里就像个保姆，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
她擦了擦手，走出厨房，说了句“菜齐了，你们慢慢吃”，就回了卧室。
门外的笑声越来越模糊。何秀兰坐在床边，翻开手机日历，给自己订了个三天后的闹钟。那是要去医院拿结果的日子。
三天后，她请了半天假，独自去了省人民医院。周涛医生看到她，表情有些凝重，让她坐下来。办公室很安静，只有空调嗡嗡响。
“何老师，结果是出来了，情况不太好。”周涛把报告单推到她面前，“肝部有恶性肿瘤，晚期。估计……三个月左右。”
何秀兰愣住了。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就那么坐着。
“你家里人来了吗？”周涛问。
“没有。”何秀兰说，“我一个人来的。”
“这种事儿还是告诉家里人的好。”周涛语气里带着点同情。
何秀兰点了点头，拿起报告单，站起身。走出办公室时，她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手机响了，是蒋宏发来的消息：“下班没？晚上吃什么？”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最后回了两个字：“随便。”
02
何秀兰没跟任何人说。
那几天，她照常上班，照常回家做饭，照常听蒋宏发牢骚。
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只是她晚上睡不着了。
关灯后，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就一句话：三个月。
她查了很多资料。肝癌晚期，治愈率极低，化疗过程很痛苦，头发会掉光，人瘦得脱形。到最后，钱花光了，人也走了。
何秀兰想起自己的母亲。
母亲是乳腺癌走的，那年她才十七岁。
母亲最后那段时间受的罪，她记得清清楚楚。
输营养液、插管、打止痛针，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最后一次见母亲时，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小兰，妈不在了以后，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何秀兰那时候就想，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受一辈子的苦，最后还是要走。
现在轮到她自己了。
她不想让蒋宏知道。
她太了解那个人了。
蒋宏是那种听到坏消息会慌神的人，然后就会把所有事都推给她处理。
到了最后还要被她照顾情绪，她觉得累。
有天晚上，何秀兰在网上搜“安乐死”三个字，搜出来很多信息。
瑞士是唯一一个对外国人开放安乐死的国家。
流程挺复杂的：提交申请、通过心理评估、七十二小时冷静期、最后签字注射。
总费用大概二十万欧元。
何秀兰看了看自己的银行卡余额，十几万存款，远远不够。
她马上想到了父母留下的那套老房子。
那房子在城南，五十多平，不大，但地段好，能卖个好价钱。
第二天周末，何秀兰一个人回了老房子。钥匙插进锁孔，生锈的门发出吱呀一声。屋里还是老样子，家具蒙了层灰，空气里有股发霉的味道。
她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墙上挂着的父亲的照片。
父亲蒋明德是个老实人，在厂里当了一辈子技术员，退休后没享几年福就走了。
走的那年，何秀兰刚结婚。
“爸，对不起了。”何秀兰对着照片说，“房子我要卖了，你女儿遇到了难处。”
她开始收拾东西。
柜子里、抽屉里、床底下，都是父亲留下的旧物件。
她在最里面的那个木箱子里翻出了一沓东西：几本发黄的日记、一张老照片，还有一本病历。
照片是半张的，上面有个年轻女人，眉眼很好看。
背面用钢笔写着两个字：“小芸”。
字迹有些模糊了，但还是能看清。
何秀兰翻来覆去看了看，不认识这个人。
她随手夹进日记本里。
病历本上写着父亲的名字，记录的是他1998年住院的情况。
何秀兰翻了翻，发现住院原因写的是“肝左叶占位”。
她说得不对。
父亲明明说是车祸撞伤住院的，还跟她提过好几次。
怎么病历上写的是肝病？
她想了想，觉得可能是自己记错了。父亲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说差也有可能的。她把病历和照片都塞进了自己的包里，准备带回现在的家。
手机响了，是中介打来的。说是有人来看房子，问什么时候方便。何秀兰看了看四周，最后说了句：“明天吧。”
她锁好门，站在楼道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老旧的木门。这一走，就再也不是她的家了。
回程的公交车上，何秀兰收到儿子的微信。
蒋一鸣问她：“妈，最近还好吧？”她看着那行字，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忍住了，回复：“好着呢，你别担心。”
蒋一鸣又问她什么时候有空，说想回来吃顿饭。
何秀兰说好，周末回来，妈给你做红烧排骨。
发完这条消息，她关掉手机，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街景一闪而过。
03
房子很快找到了买家。对方是一对年轻夫妻，没孩子，看了一遍就决定签合同。中介打电话来催何秀兰去办手续，她请了半天假，去了房管局。
签字的那一刻，何秀兰犹豫了。她握着笔，看着那份合同，手指微微发颤。
“何老师，怎么了？”中介问。
何秀兰笑了笑，说没事，低头签了字。房款打了过来，刚好二十万欧元。她当天就往瑞士那边转了账，预约了安乐死的名额。
回家路上，她去了趟超市，买了条鱼和几样菜。晚上蒋宏回来，看到她做了一桌子菜，愣了一下：“今天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就是想做顿好的。”何秀兰说。
蒋宏坐下来，夹了块鱼放进嘴里，说：“不错，味道还行。”
何秀兰没怎么吃，就坐在对面看着蒋宏吃。
蒋宏吃得满嘴油，一边吃一边刷手机，嘴里还念叨着：“最近公司业绩不好，可能要降薪。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啊？”
何秀兰听着，没接话。她给他又夹了块鱼。
“对了，你那套老房子是不是卖掉了？”蒋宏忽然问，头都没抬，“钱到账了吧？”
何秀兰心里咯噔一下。她没跟他说过卖房子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中介那儿有我电话，打电话来问过。”蒋宏说，“那房子值不少钱吧？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何秀兰沉默了一会儿，说：“学校要组织去国外培训，得自己出费用。”
“培训？什么培训要去国外？”蒋宏抬起头，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就是教师交流学习。”何秀兰说，“时间不长，半个月。”
蒋宏哦了一声，没再问了。何秀兰悄悄松了口气，但心里还是觉得不太舒服。蒋宏平时不太过问她的事，今天怎么忽然关心起来？
晚上，何秀兰躺在床上，手机亮了，是蒋一鸣发来的消息：“妈，周末我有空，我回来吃排骨。”
何秀兰回了个“好”，然后翻出父亲那张老照片，又看了看背后的“小芸”二字。她想了半天，还是没想明白这人是谁。她把照片放下，关灯睡觉。
黑暗中，她听见身边蒋宏的呼吸声。平稳，绵长。二十年的夫妻，睡在一张床上，却像隔着条河。
她不知道的是，蒋宏也没睡着。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盯着天花板，嘴角抿成一条线。
第二天早上，何秀兰去找了闺蜜魏丽。魏丽是她大学同学，也是初中语文老师，两人从二十多岁就一起共事，关系很好。
“我下周要出趟远门。”何秀兰说。
“去哪啊？”魏丽正在批改作业，头都没抬。
“去国外，参加教育交流培训。”
“哦，行，那你的课我帮你带。”魏丽说。
何秀兰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她拉着魏丽的手，说了句：“你以后要好好的。”
魏丽抬起头，看了看她：“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何秀兰笑了笑，松开了手：“没什么，就是舍不得你们。”她觉得这话说得太明显，又补了一句，“怕你们太想我。”
魏丽白了她一眼：“少来，赶紧走，回来给我带点好吃的。”
何秀兰笑了笑，转身走了。走出校门时，她回头看了一眼这栋待了二十年的教学楼。桂花还在开，香味很浓。她深吸了一口气，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掏出手机，给蒋一鸣发了条消息：“妈下周出差，周末的排骨提前做，行吗？”
蒋一鸣回：“行，那我周五晚上回来。”
周五晚上，蒋一鸣回家了。
何秀兰做了红烧排骨、糖醋鱼、炒青菜，满满一桌子菜。
蒋一鸣坐在对面，狼吞虎咽，头都不抬。
何秀兰看着他，觉得鼻子有点酸。
蒋一鸣忽然抬起头，问：“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何秀兰愣了一下，说：“是嘛？可能最近忙吧。”
蒋一鸣没再问了，低头继续吃。
何秀兰看着他年轻的脸，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
那时候他总是在她怀里，喊着“妈妈妈妈”。
现在她已经够不到他的肩膀了。
第二天早上，何秀兰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去机场。蒋宏送她到门口，说了句“路上小心”。何秀兰看着他，忽然想说什么，但还是没说出口。
她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家里的窗户。蒋宏站在阳台上，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她看不懂。
她转身走了。
车上，何秀兰拿出父亲的病历本，又翻了翻。
1998年的住院记录，写得挺详细：入院时间、症状、诊断结果、手术记录。
她发现父亲做的是肝切手术，切掉了一小块肝组织。
术后恢复良好，没有排异反应。
排异反应？何秀兰皱了皱眉头。肝切手术怎么会有排异反应？那不是肝移植才有的吗？
她仔细看了看手术记录，发现上面写的是“肝移植术”，不是“肝切术”。
何秀兰愣住了。父亲什么时候做过肝移植？他明明跟她说的是车祸伤，怎么变成肝移植了？
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病历上写得很清楚：肝移植术。供体和受体都是同一家医院，手术很成功。
何秀兰脑子里一片混乱。父亲为什么要骗她？他把自己的肝捐给了谁？
她忽然想起那张老照片，“小芸”。那个女人是谁？跟父亲又是什么关系？
何秀兰看了看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到机场。她合上病历本，心里隐隐觉得，这趟出行，也许不只是为了安乐死那么简单。
04
飞机在苏黎世降落时，天快黑了。何秀兰拉着一只小行李箱，走出航站楼，冷风吹过来，她冻得直哆嗦。
“安宁之翼”的工作人员派了车来接她。
一个中年男人，会讲中文，话不多，一路沉默。
何秀兰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风景。
苏黎世的傍晚很美，湖面上漂着天鹅，灯光倒映在水里，像一幅画。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停在一栋白色的小楼前。
门上写着“安宁之翼”几个字，下面是德文和英文。
何秀兰下了车，深呼吸，空气很冷，带着湖水的味道。
工作人员领她进去。大厅很干净，装修简洁，几张沙发，茶几上放着鲜花。前台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看到何秀兰，微笑着站起来。
“何女士，欢迎您。我是这里的护士长，玛格丽特。”
何秀兰点了点头，在登记表上签了字。护士长递给她一份文件，里面是安乐死的流程说明和同意书。
“您可以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的护士。”护士长说，“另外，我们会有七十二小时的冷静期，这段时间您可以随时反悔。”
“好的。”何秀兰说。
护士长带她去了房间。一楼朝南，有扇大窗户，能看到外面的花园。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床头柜上放着一瓶鲜花。
“先休息一下，明天会安排您做心理评估。”护士长说完，转身离开了。
何秀兰把行李箱放下，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花园。
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照在草坪上。
她拿出手机，想给蒋一鸣发条消息，又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她只发了五个字：“到了，别担心。”
蒋一鸣很快回了：“好，早点休息。”
何秀兰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打开行李箱，翻出父亲的老照片和病历本。
她坐在床边，借着灯光又看了看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留着长发，笑起来很好看。
“你到底是谁？”何秀兰自言自语。
她想了想，还是没想明白。她把东西收起来，准备洗漱休息。
第二天早上，何秀兰被敲门声吵醒。她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三十岁左右，皮肤白，眼睛大，穿着一件白大褂，胸牌上写着“马慧颖”。
“何老师，早上好。我是这里的护士，今天负责您的心理评估。”马慧颖说，语气很温柔。
何秀兰愣了一下：“你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姓何？”
马慧颖笑了笑：“昨天护士长说今天要来一位中国患者，我猜是您。我在这里很少见到中国人。”
“您是中国人？”何秀兰问。
“算是吧。我在国内读的医学院，后来才移民过来的。”马慧颖说，语气有点含糊。
何秀兰没多想，跟着她去了评估室。
心理评估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马慧颖问了何秀兰很多问题：病情、家庭情况、为什么选择安乐死等等。
何秀兰回答得有些敷衍。她不想说太多，尤其是关于蒋宏和蒋一鸣的事。
马慧颖倒是很耐心，问完了所有问题，最后说了句：“何老师，您放心。七十二小时冷静期过后，我们会安排您进行下一步。”
“好的。”何秀兰说，正要站起来离开。
“何老师。”马慧颖忽然叫住她，“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你问吧。”
“您……在省城一中教过书吧？”
何秀兰愣了：“你怎么知道？”
马慧颖笑了笑，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我以前听我妈提过您。”
“你妈？”
“我妈叫马素云，以前是省城一中的校医。”马慧颖说，“她去世前，跟我说过，有个叫何秀兰的老师，人挺好的。”
何秀兰想起来了。
学校确实有个姓马的女校医，但很久以前就离职了，听说是因为身体不好。
她跟那人没什么交集，只记得有次去医务室拿药，对方挺热情的。
“我跟您妈也不熟。”何秀兰说。
“嗯，我知道。”马慧颖说，“我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您。”
何秀兰点了点头，没再多说，起身离开了评估室。
马慧颖一个人坐在评估室，看着何秀兰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她低下头，打开手机，翻出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个年轻女人，跟何秀兰父亲留下的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说了句：“妈，我找到她了。”
05
冷静期第二天，何秀兰在花园里坐了一整个下午。
苏黎世的秋天早晚温差大，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她坐在长椅上，看着远处的湖面，脑子里很乱。
父亲那张照片、那本病历、还有马慧颖说的话……她总觉得这些事之间有什么联系，但就是理不清。
她掏出手机，给魏丽打了个电话。那边很快就接了，魏丽的声音有点喘：“何秀兰，你总算记得给我打电话了！国外怎么样？”
“还行。”何秀兰说，顿了顿，“魏丽，有个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我爸以前……做过肝移植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魏丽的声音有些不确定：“肝移植？你爸不是车祸走的吗？”
“我知道。但我翻到他的病历，上面写的是肝移植。”
魏丽沉默了一会儿，说：“秀兰，你爸的事我真不太清楚。他走那会儿我刚工作，还是你告诉我的。”
何秀兰觉得心里有个疙瘩解不开，又说：“算了，没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你这趟到底去国外干什么？”魏丽忽然问，“真的是培训吗？我怎么觉得你不对劲？”
何秀兰笑了笑：“就是培训，你别瞎想。”
挂了电话，何秀兰靠在长椅上，看着天空。天很蓝，云很白，一切都很好。她心里却乱得要命。
晚上，何秀兰回到房间，又翻出那本病历。她看了好几遍，还是想不通。她准备把病历收起来，忽然发现病历本里有张纸掉了出来。
是一张手术同意书。上面清楚写着：肝移植手术，供体为蒋明德（父亲），受体为XXX，患者年龄二十五岁。
何秀兰愣住了。
她看了看日期：1998年8月。
如果父亲捐肝的对象是二十五岁，那就不可能是她这个当时已经二十三岁的女儿。
那个年纪的患者，应该是跟她差不多同龄的年轻人。
那会是谁？
何秀兰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想起那张老照片，“小芸”。那个女人年纪，如果还活着，应该也五十多岁了。
她忽然想到一个可能性：如果当年父亲把肝捐给了那个“小芸”呢？她们是什么关系？父亲为什么要瞒着她？
何秀兰决定去找马慧颖问清楚。她走到护士站，正好看到马慧颖在值班。
“小马，我能问你个事吗？”
马慧颖抬起头，有些犹豫地说：“何老师，您说。”
“昨天你说你妈认识我，她有没有跟你提过我爸？”
马慧颖的脸色变了变。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何老师，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既然您问起来了，那我就直说了。”
“你爸当年做的肝移植，我妈就是那个受体。”
何秀兰脑子里嗡了一声：“你说什么？”
“我妈叫马素云，你爸的肝就是捐给她了。”马慧颖声音发抖，“那年我还小，不太记事，后来我妈跟我说过很多次，说她这一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你爸。”
“他们……是什么关系？”何秀兰问。
“你妈和我妈是表姐妹。”马慧颖说，“你妈病逝前，托你爸照顾我妈。你爸答应了。”
何秀兰整个人都愣住了。她妈是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她多大？她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妈跟我说过，你爸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她，还给她捐了肝。”马慧颖说，“你爸是个好人，他一直没告诉你这些事，就是不想让你多想。”
何秀兰坐在护士站的长椅上，手在发抖。她翻出父亲那张老照片，问：“这张照片……是你妈吗？”
马慧颖接过来，看了一眼，眼里有泪光：“是我妈。”
何秀兰看着那张照片，觉得一切都能解释通了。
父亲为什么瞒着她，为什么一辈子不提自己的病情。
他照顾了小芸一辈子，最后还把肝捐给了她，却一句都不跟女儿说。
“你妈……现在还好吗？”何秀兰问。
“两年前走的。”马慧颖说，“肝癌。你爸捐的肝，让她多活了二十年。”
何秀兰不再说话。
她低着头，把照片收好，站起身，走回房间。
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有愧疚，她什么都不知道；也有遗憾，她永远都没机会跟父亲好好说声谢谢。
她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06
冷静期最后一天，何秀兰签了安乐死同意书。她握着笔，手很稳，没有发抖。签完字，她把笔放下，对工作人员说：“可以了。”
工作人员把文件收走了。何秀兰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等最后的通知。
太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手上。
她摊开手掌，看着自己的掌纹，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的那句话：“小兰，妈不在了以后，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妈，对不起。”何秀兰自言自语，“我可能做不到了。”
她掏出手机，给蒋一鸣发了条消息：“妈很好，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蒋一鸣没回。何秀兰看着手机屏幕，等了很久，最后还是把手机收了起来。
下午两点，护士来敲门。一个外国护士，金发蓝眼，说话温柔：“何女士，准备好了吗？”
何秀兰点了点头。她站起身，跟着护士走进那个白色的小房间。房间不大，中间放着一张床，旁边是注射设备。窗帘拉着，灯开着，一切都很安静。
何秀兰在床上躺下来，护士在旁边准备药物。她看着天花板，心里很平静。这几个月来的所有煎熬、恐惧、痛苦，终于要结束了。
“何女士，您确定吗？”护士用中文重复了一遍确认程序。
“确定。”何秀兰说。
护士拿起了注射器，靠近何秀兰的手臂。何秀兰闭上眼睛，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就是这时候，门突然被撞开了。
何秀兰睁开眼，看到马慧颖站在门口，头发散了，脸上全是汗。她手里举着一份文件，声音发颤：“何女士，不能打！”
护士愣住了，手上的注射器悬在半空。何秀兰坐起来，看着马慧颖。
“这是国内省人民医院发来的紧急通知！”马慧颖冲过来，把文件递给她，“您的病理切片复核了，三家医院都说不是癌症！是误诊！根本就没有癌细胞！”
何秀兰接过文件，手指在发抖。上面印着省人民医院的红章，最上方一行加粗的黑字：“关于何秀兰病理切片复核结果的紧急通知”。
她的手开始抖得厉害，怎么也拿不住那张纸。文件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抬起头，看到房间里所有人都看着她，马慧颖的眼睛里全是泪光。
“何老师，您没有癌症。”马慧颖又说了一遍，“您是被误诊的。”
何秀兰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话。
她忽然想起周涛医生给她看报告时的表情，想起蒋宏那些“关心”的语气，想起他问房子卖了多少钱时那迫切的眼神。
“周涛医生已经停职了。”马慧颖说，“警方调查发现，他的病历记录被人为篡改了，调换了您的病理切片。这件事，跟您丈夫有关。”
“他……”何秀兰声音沙哑，“他做了什么？”
“他行贿周涛，伪造了您的癌症诊断。”马慧颖说，“他想逼您卖掉房子，然后转移卖房款。他欠了两百万赌债。”
何秀兰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她忽然觉得好笑，又觉得悲凉。二十年的夫妻，到头来抵不上几百万赌债。
她低下头，看着地上那份文件，眼泪一滴一滴掉在纸面上。
护士已经把注射器放回了托盘。房间里安静得可怕。何秀兰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了窗帘。
窗外阳光很好，湖面波光粼粼。她深吸一口气，觉得这空气比刚才好闻多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