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七岁，刚从大学教授岗位退休两年。站在洒满阳光的书房里，看着满架的书籍和摞整齐的荣誉证书，总会想起一九八五年那个燥热的盛夏。
如果不是继母朱美英扛着一根黑黢黢的烧火棍，硬生生替我抢回那张录取通知书，我的人生，大概率会永远困在贫瘠的山村泥土里。
我十岁那年，生母病逝，父亲在外打工常年不归，家里只剩我和空荡荡的土坯房。两年后，朱美英改嫁过来。
村里人都说她性子泼辣、不懂温柔，可只有我知道，这个眉眼硬朗、手脚勤快的女人，是往后护我一生的贵人。
她进门时带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儿子，却从未偏心过半分。家里有一口吃的，先紧着我读书，农活再累，也从不让我耽误课业。
一九八五年，我高考结束，估分成绩远超本科线。整个夏天，我天天守在村口的邮递路旁，盼着那张改变命运的通知书。
那时山村闭塞，没有快递，所有信件都先统一送到村委会，再由村干部逐户通知派送。我天天等、夜夜盼，同届考生的通知书陆续到手，唯独我的迟迟没有音讯。
我心里又慌又急，跑到村委会打听，村主任曹建军却总是推三阻四，说信件还未送达，让我再等等。
我老实怯懦，只能默默回家苦等，可一连十余天，依旧毫无消息。那段时间，我整日失魂落魄，夜里偷偷抹泪，生怕自己十年寒窗的苦读，最终落得一场空。
继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多方打听，才从邻村熟人嘴里得知真相：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早就到了村委会。
村主任的女儿和我同届高考，分数远不如我，没能考上本科。他见我家境贫寒、无权无势，便动了歪心思，悄悄扣下我的通知书，打算让女儿顶替我的学籍去读书。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我彻底懵了。出身农村的我，读书是唯一的出路，那张薄薄的纸，承载着我跳出农门的全部希望。
我又怕又怒，却毫无办法，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户，根本不敢和村主任抗衡。我躲在屋里哭，觉得命运不公，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一向沉稳的继母彻底动了怒。那天午后，她没多说一句气话，转身走到灶房，扛起一根常年烧火、磨得发亮的粗木烧火棍，回头只对我说了一句：“萍萍，在家等着，娘去把你的通知书拿回来。”
我慌忙拉住她，怕她冲动闹事吃亏。可她甩开我的手，眼神坚定又凌厉：“我女儿凭本事考的学，谁也没资格霸占！今天就算闹破天，娘也给你讨回公道！”
说完，她大步朝着村委会走去，背影挺拔，没有半分退缩。
彼时的村委会不少人在乘凉闲谈，曹建军正悠哉地抽着旱烟。看见我继母扛着烧火棍闯进来，他当即脸色一沉，厉声呵斥：“朱美英，你想干什么？聚众闹事吗？”
继母没有半分怯意，将烧火棍重重往地上一戳，尘土飞扬，声音洪亮坚定：“我不干什么，就要我闺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早就到你手里了，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曹建军依旧抵死不认，嘴硬地推脱，还扬言要治我继母寻衅滋事的罪。周围围观的村民不敢出声，没人愿意得罪手握实权的村主任。
可继母半点不让，字字铿锵，将他扣通知书、想让女儿顶替上学的心思当众揭穿。
她告诉所有人，读书是孩子一辈子的大事，寒门学子寒窗苦读十余载，不能被私心权贵随意践踏。
若是今日这事无人管，往后村里谁家的孩子还敢好好读书？谁的努力能被公平对待？一番话有理有据，句句戳中要害，围观村民纷纷低声附和。
眼见舆论偏向我方，曹建军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再也撑不住嚣张气焰。
继母握着烧火棍寸步不让，扬言若是再不交出通知书，就去镇上、县里上访，就算拼上一切，也要讨回公道。她的泼辣不是蛮横，是护着孩子的孤勇，是底层人捍卫公平的倔强。
僵持半个时辰后，曹建军彻底没了底气，自知理亏，终究从抽屉里翻出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张薄薄的红纸，被他私自扣压多日，边角都有些褶皱。继母一把抢过通知书，仔细核对信息，确认无误后，紧紧攥在手里，转头拉着我昂首离开。
回家的路上，阳光落在她的身上，我看着她额角的汗珠和紧绷的侧脸，泪水再也忍不住滚落。我知道，为了这张通知书，她赌上了自己的名声，赌上了家里往后在村里的处境。
那年秋天，我拿着失而复得的通知书，踏入了大学校门。我深知这份机会来之不易，始终刻苦求学，一路读研、读博，毕业后留校任教，深耕学术数十年，最终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安稳体面地过完了半生。
这些年，我早已彻底走出山村，过上了从前不敢想象的生活。而那个自私狭隘的村主任，后来因多处以权谋私、欺压村民，被人举报查证，撤去职务，晚景落魄凄凉。善恶终有回报，从来都是世间常理。
如今我已然退休，衣食无忧、岁月安稳。我把继母接到身边悉心赡养，待她如亲生母亲。
无数个闲暇的午后，我都会和她提起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常常感慨，若是当年没有她的果敢与挺身而出，我这辈子，或许永远困在山村，囿于柴米油盐，难有半点光亮。
世人总说继母多薄情，可我的继母，用一根朴素的烧火棍，为我劈开了命运的荆棘，撑起了我的整个人生。这份恩情，重于山海，穷尽一生，我都报答不尽。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唯有这份双向奔赴的亲情，始终温暖绵长，岁岁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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