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摇摆的战争》，沙青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奇遇时刻，2026年4月出版，304页，59.00元
“朝鲜问题”
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拉开甲午战争的序幕。
数百年来，以清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以华夷观念为思想基础，以朝贡、册封制度为运作机制，构建了一套层级分明的宗藩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朝鲜居于最为核心的位置：作为清国最重要的藩属国，朝鲜定期入京朝贡，接受清廷册封，在礼制与外交层面承认清国的宗主地位（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 : 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講談社，2008）。然而，这一秩序从未在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对“宗主权”的实质内涵加以精确界定——宗藩关系究竟意味着清国对朝鲜内政拥有干预权，抑或仅仅是一种礼仪性的上下从属，始终处于模糊地带。按照与那霸润的话来说，这种“自觉的暧昧秩序”反而支撑了东亚地区长久的和平时期：
原本欧洲通过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宗教战争，使得各自的主权国家原理觉醒了。但法国大革命（1789）以后又是为准备国民战争而陷入国际纷争的“近世”时期，而东亚日、朝、清三国——尽管发生了壬辰、丁酉倭乱（丰臣秀吉出兵朝鲜，1592-1598）的混乱，但仍然骄傲于自己保持着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当然，这是以限制远航（锁国、海禁政策）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的淡化为前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自觉的暧昧秩序”。支撑近世东亚和平外交的，第一是国际关系中的模糊性的活用。琉球王国和朝鲜王朝作为国家的独立性，与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相比明显不明确，但无论是通过萨摩藩统治琉球的德川日本，还是接受琉球、朝鲜两方朝贡的清朝中国，都没有将其视为问题。日清之间连正式的国交都没有。日朝关系中，日本方面将通信使的来航理解为“朝贡”（朝鲜的臣服），朝鲜方面则理解为“巡视”（对日本的监视）等，相互间的认识也有出入，这种围绕国界线的所在和国家间的上下关系，容许多种解释并存的外交秩序，预防了国际纷争的发生。（《荒れ野の六十年 : 東アジア世界の歴史地政学》，勉誠出版，2020）。
事实上，这样的“自觉的暧昧秩序”即便是鸦片战争以来也在东亚内部被相关方努力地维持着。1872年，即便日本强行设立琉球藩，但并未禁止琉球藩对清朝的朝贡 (1875年下达停止朝贡的命令)。对于朝鲜“属国自主”这一修辞形容，中国方面认为是“属国”，朝鲜方面则认为是“自主”，两国关于朝鲜政府相对于中国独立性并不存在共识。但日本显然更积极地运用西方的国际法改造东亚秩序（冈本隆司：《属国与自主之间 : 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黄荣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879年，日本为了宣示对琉球的排他性主权，设立了冲绳县，同时对朝鲜施加各种压力，包括缔结《江华条约》(《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要求朝鲜脱离清朝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另一方面，清朝也派遣袁世凯前往汉城，朝鲜的内政“自主”也开始转向“属国”化，册封体制间认知的差异也导致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前揭与那霸润）。这一认知差异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
在沙青青《甲午：摇摆的战争》一书中，作者通过“摇摆的战争”这一颇具画面感的概念描绘了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解体的过程。“摇摆”二字，既是清廷在战和之间进退失据的真实写照，也凸显了过往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偶然性与复杂性。作者跳出单纯的战场叙事，将视野拓展至战争的政治、外交与情报维度。他以大量日本内阁档案、间谍报告等日方史料为支撑，系统还原了日本如何通过近十年的间谍布局摸透清军底牌，又以精妙的外交手腕分化列强、在国际舆论上步步占据主动。然而，反观清朝这边，则是一位在列强之间疲于奔命的李鸿章，一个对日本几乎无知、最高层始终在“和”与“战”间拉锯的朝堂，以及一个纵然装备看似不弱，却在战略先手上满盘皆输的北洋舰队。
“谍影重重”
1887年2月，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完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明确了日军进攻清国的战略方针：
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自不待论，此乃最佳手段。而欲奏其功，则须于进攻北京之同时，阻击来援京畿之敌兵，以此为紧要者。
其具体方案为：
在北方，日本海军取得制海权后，掩护、运送六个师团在山海关一带登陆，以永平府（今唐山市、秦皇岛市及辽西南部地区）方面为主攻方向。攻占唐山后，以一个师团的兵力“做佯攻天津之样态，牵制天津兵北上”。另以四个师团的兵力从通州、燕山等方向围攻北京。同时，剩余的一个是师团将占领并坚守山海关后阻击关外清军回援。而在南方，在海军掩护下，以两个师团的兵力深入扬子江，先攻占吴淞口，切断上海与长江沿岸各地的交通。然后，水陆并进，以镇江、南京、安庆、武昌等地为攻略目标，以牵制南方清军无法北上为要。
之所以日军的作战计划如此细致，是因为其在华的情报工作已经铺垫十数年。通过1886年，在汉口成立的“乐善堂”以及1890年在上海英租界成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等商业组织，以经营或培训贸易人才为掩护，日军逐步建立了在华情报网，其触角从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等地，并进一步向广大农村延伸。这些间谍人员或以商人、医生、学生身份作掩护，或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四处搜集情报。间谍根津一曾将“乐善堂”各地搜集的情报系统整理，编纂成三大册两千多页的 《清国通商综览》 ，涵盖政治、经济、地理、交通等方方面面，堪称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为日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间谍宗方小太郎作为元老级人物，长期在汉口、上海活动，以各种公开身份作掩护刺探情报，还直接参与了对日本间谍的培训。日本海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更是亲自来华“考察”，不仅实地勘察清军炮台与地形，还受到李鸿章殷勤接待，从而对清朝腐败与军力了如指掌，增强了发动战争的信心。
当然，清国并非未完全察觉这些猖狂的间谍活动，只不过有一些情报甚至是清军主动提供给日方的，其原因在于，李鸿章等人试图用北洋舰队的军威“吓阻”日方的觊觎之心。如1894年“赤城”舰长出羽重远少佐前往北洋海军旗舰“定远”，拜访了提督丁汝昌并收到其赠送的《校阅纵览》 （即演习阅兵的日程安排）。
丁汝昌
之后在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赤城”在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湾等地观摩了一系列演习并对舰队编队航行、炮术射击、鱼雷释放、岸炮工事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并汇总成了报告《军舰赤城清国海军大检阅观览记事》。一直到距离战争爆发仅几个月的时间内，李鸿章才下令严查日军对北洋的侦查：
驻津日领事及武随员二人，自五月初至今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并有改装剃发者，狡猜可恶，拟令出境，以杜诡谋。如再有影射、奸探，即行查捕。
而反观清国在日本的情报网，李则感叹道：
至东京，我无侦探，彼禁不禁（电报）无关轻重。华地彼多奸细，我若不禁，一举动无不泄漏，为害匪细。
开战之谜
关于日清开战过程，佐佐木雄一指出，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从一开始就企图向朝鲜扩张的明治日本有计划地、必然地挑起了日清战争（《帝国日本の外交1894-1922 : なぜ版図は拡大したのか》，東京大学出版会，2023）。也有人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为了打破日本国内政局，特别是条约改正问题的僵局而采取的强硬政策。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外相陆奥宗光、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欺骗了主张对清协调的伊藤首相，导致大规模出兵和开战。但是，近来桧山幸夫（《日清戦争の研究》，ゆまに書房，2023）、高桥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1995）、大泽博明（《明治日本と日清開戦 : 東アジア秩序構想の展開》，吉川弘文館，2021）等人的实证分析都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揭示了两个层面的新见解：一是分析开战过程会发现，其并非井然有序地走向战争，而是错综复杂的；二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外交的基调是对清协调。过去曾存在“双重外交论”的观点，即把希望与清开战的军方视为拉动了政府，这一观点如今也被否定。
根据以上的研究，导致日清全面战争的原因应求诸向朝鲜出兵之后的动向。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少主导日本对清、朝鲜政策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是主张对清协调的。特别是伊藤博文，在1885年缔结《天津条约》时的交涉中就曾表示：
维持东洋和平、期待开明，在于日清的和亲合作。欲达此合作之目的，紧要之处在于谋求朝鲜独立，双方互不干涉。
对此，李鸿章也表示赞同。只不过，将朝鲜视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日本外交方针，意味着削弱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从清国角度看，这很难说日本的姿态是想要充分协调的。所谓的《天津条约》缔结后清日之间的“协调”，是指清日双方对东亚秩序和朝鲜的定位抱有不同构想，都在寻找机会扩大本国的影响力，但当下就清国占优势地位的朝鲜现状维持达成的“共识”（小林和幸編，《明治史研究の最前線》，筑摩書房，2020；同《明治史講義》，筑摩書房，2018）。
然而讽刺的是，恰恰是寻求“协调”的伊藤主导了这次战争。1894年，朝鲜发生内乱，由于预计清国也将出兵，日本内阁也迅速决定增兵。不过，对首相伊藤博文及大多数阁僚而言，此次出兵决定本身并非以与清国军事冲突为目的。动乱爆发后，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就逃回了日本。当他再次回到朝鲜后，叛乱已趋于平息，朝鲜政局出乎意料地平静。因此，他主张除了已出动的军队外，暂缓派遣后续部队，以及暂缓军队登陆、进京。朝鲜和清国也要求日本撤兵。日本政府和军部就暂停了第二批派兵，已派出的军队也暂时驻扎在仁川。但在此情况下，日本也不能简单地撤兵。因为即使是日清同时撤兵，一旦朝鲜发生民乱，清国应朝鲜政府请求出兵，那么只会留下清国为保护朝鲜而出兵的实际成绩。对日本而言，目标是取得与派遣大军相称的成果。当时的《国民新闻》的社论便讽刺道：“如果只是为了搞阅兵典礼，大可不必把士兵派到朝鲜去。”
于是，日本提出了在两国合作镇压朝鲜内乱之外，进行共同改革朝鲜的内政的要求。在内阁会议上，外相陆奥宗光甚至加入了“坚持驻兵直至事态终结，以及若清国不同意则日本单独实行内政改革”这样的强硬措辞。所谓的“内政改革”，是指整顿与改良朝鲜的政治、法律、军事、财政、警察、交通等各种制度，通过实施朝鲜的自立、强化政策，削弱其与清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日本也试图迫使朝鲜通过聘用日本顾问、借款、技术引进等形式，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和权益。但李鸿章明确表示拒绝：
韩贼已平，我军不必进剿，倭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尤无权干预内政之权。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驻兵越久，国内政治、财政成本就越高，且通过通常外交谈判难以获得相应对价，这次内阁会议的决定失去了早期撤兵的可能性，由此逐步变更到了制造日清军事冲突的方向。当清国拒绝日本提案，表明希望撤兵的意向变得明确时，陆奥指示大鸟，与清国的冲突不可避免，要争取朝鲜国王、政府为己方所用。
对于已经处在政界第一人的伊藤博文，确实是没有必要为了提高国内政治地位而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但与之相对，外相陆奥对通过通常外交谈判能获得的利益期待值和评价较低，因此更容易倾向于强硬要求和行使武力。他对清、朝鲜问题的经验较浅，从政治地位而言，也常处于必须取得成功的立场。正如事后来“三国干涉”证明的那样，向朝鲜出兵之后的应对，是陆奥缺乏长期展望的、权宜性的外交策略的结果。陆奥后来表示：
由于帝国政府派遣共同委员的提案遭到清国的拒绝，我政府不得不独自担负起改革朝鲜之重任。这终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引发冲突的发端，对于此事我方虽已有心理准备，然目前已成骑虎之势，也无可奈何。
这种不考虑结果的外交也被大谷正批评为“幼稚的战时外交”。
清制之弊
实际上，在1882年即清廷内部就曾围绕是否“东征日本”有过一轮激烈争论。以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在朝堂上再次提及“东征日本”的主张：
今为中国患者，独一洋务耳，而东洋之患，且更逼于西洋。意者天厚其毒，以速之亡，愿我皇太后、皇上声罪致讨，称兵海堧，以继高宗十全之烈乎。
张佩纶
他一方面担忧“蕞尔日本，已足为中国巨患，何论西洋哉”，但另一方面则又称日本国内“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山积……众怨沸腾”，且“虽兵制步武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而其海军“以‘扶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盖去中‘定远’铁船，‘超勇’‘扬威’快船远甚”。至于日本全国的兵力，在张佩纶的臆想中，不过陆军四五万人、海军三四千人而已，大多“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湘淮各军远甚”。因此理应“密定至计，并简任大臣专以东征之事属之”。
从以上开战的言论即可察觉清流党对现代政治的陌生。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现代国家建制的一部分。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虽然稳固了地位，但对皇叔恭亲王奕訢权势日重心怀忌惮。与此同时，清廷军机处内部亦有党争，北人李鸿藻与南人沈桂芬明争暗斗，使得朝堂政治格局高度微妙。慈禧为了牵制奕訢与地方实力派，主动下诏放宽言路，默许甚至鼓励言官对朝政进行批评，这为清流派的活跃提供庇护。而李鸿藻为了在权力斗争中对抗沈桂芬的崛起，也主动网罗并利用这批言官壮大声势。在慈禧的幕后背书和李鸿藻的尊奉之下，清流派迅速在京城成长为一支足以影响外交与军事决策的朝堂力量。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庇护，使得清流党无需承担行政责任，却可以凭借道德姿态获取政治资本，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道德至上的倾向。
负责实际军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
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
不仅如此，李鸿章也越来越感到在实际事务中不得不被传统体制掣肘：
以一省之力剿一省之贼，朝廷责成既专，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举以畀之，故能事半功倍。今则时势渐平，文法渐密，议论渐繁，用人必循资格，需饷必请筹拨，事事须枢臣、部臣隐为维持。
这种无奈，甚至被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所洞察：
惜乎鸿章之才超越时流甚远，与政府之间时时有失权衡，或受顽吏之弹劾，或为朝廷所厌忌，或受舆论之攻击，以致其志不能施行十分之一，常受抑屈，以至今日，百方碎心，仅能伸其手足而已。故世人目该氏为无所作之士，亦不得已之势，非自为之难也，不使其为之也。嗟呼！李氏之心事亦可悲也已。
甲午开战前，清廷最大的事情莫非是准备慈禧的万寿宴，原本试图联系俄国调停清日的争端，被拒绝后清廷也决心一战：
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空言，将有决裂之势。
又，
现在日本以兵胁议、唆使，朝鲜恇怯惶惑，受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不欲多派兵队，原以衅自我开，难于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危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前派去剿匪之兵，现应如何调度移扎，以备缓急之处，并著详酌办理。俄使喀希呢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李鸿章当沈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要。
军机处甚至专门叮嘱李鸿章不要畏战：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
但实际上，正如沙青青指出的一样，“在清朝这边，围绕即将爆发的战争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指挥体制，更没有通盘的战争规划。看似亲政的光绪帝背后仍站着慈禧太后，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决策环节彼此隔绝。而李鸿章能直接调遣的军事力量仅限于淮军与北洋海军，而在外交问题上甚至常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同乃至对立。此外，他还要应对朝廷中枢‘主战派’或政敌们的明枪暗箭。基于对清军真实力量的认识，李鸿章即便是在七月中旬后仍未下定对日开战的决心，向朝鲜的增兵举措更多是为了应付国内主战派的政治压力以及对日示威”。
战后经营
根据大谷正的研究，当时日本陆军在平时有七个师团计六万余人，但因为战争期间的动员，兵力达到了240616人，其中投入到战场的174017人、留在国内66599人；雇用了文职人员6495人，其中战场4275人、国内2220人；日籍军夫，即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153974人。由于军夫是作为辎重兵的替身，大多在战场雇用，所以因甲午战争被动员的军人与随军人员共计约有四十万人，其中投入战场的超过了三十万人。甲午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令人意外的。在军费方面，日本临时军费特别结算中的支出额为：陆军省1.6452亿日元，海军省3596万日元，合计2.0048亿日元。鉴于战争前夕的1893年正常结算中的年度军费开支为8452万日元，可认为当时的军费实际为平时年度开支的近三倍。为了筹措这笔军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了总额为1.5575亿日元的公债，其中有1.168亿日元被编入临时军费特别结算的年度收入中。因普遍担心民营经济遭到压迫，当时的实业界曾提出过募集海外公债的主张，但大藏大臣渡边国武在前任松方正义的授意下最终坚持了国内公债的决策（大古正：《甲午战争》，刘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定远舰
战后，由于获得了清国的2.3亿两白银的天价赔偿金，松方正义还制定了规模庞大的“战后经营”策略（吉辰：《昂贵的和平 : 中日马关议和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895年8月，《财政意见书》明确指出，“我国军备之扩张实乃一日不可延缓”，“自明治二十九年以后属于临时大计划之岁出增加，第一为陆军扩张，第二为海军扩张，第三为制钢所，第四为铁路及电话之扩张”，将陆海军军备扩张置于第一、第二位。
当时海军要求的扩军费为“十年共2.131亿日元”，陆军为“七年共8168万日元”，总计达到了2.9478亿日元。结果，在松方正义辞职后再度接任的渡边国武对陆海军的要求近乎全盘接受，制订出了共计2.77亿日元的扩军计划，这意味着这笔巨额赔款中的约百分之八十被用来实施扩军。位列第三的制钢所，也是旨在实现武器弹药自给、谋求钢铁生产的军需项目。关于甲午战后的铁路建设，计划包括：①官设铁路的延长（现状是从仙台到广岛，北陆线和山阴线尚未动工）；②北海道铁路；③台湾地区纵贯铁路。这一规划要求实现利用铁路迅速调动兵力的战略，该战略源自德国参谋本部毛奇的得意门生——梅克尔直传的战术思想，并与同年4月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上奏的《军备扩充意见书》的主旨保持一致。
通过甲午战争确保了殖民地、开始走上帝国之路的近代日本，采纳了山县在亚洲紧张局势面前准备军事力量的思路，并将其作为新发展的基础。这份意见书的内容也与松方大藏大臣的构想相互重合。以军扩为首，兼顾殖民地经营，为此进行国家财政的大动员——这一内容体系即所谓的“战后经营”。
为了能够实现这一脱离现实的扩军计划，同时兼顾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政府在对内发行国债的同时，亦在1898年末增收了地租，并被迫于次年募集了一千万英镑即一亿日元的海外公债。但由于1900年、1901年出现经济危机，国债的发行在此后开始迟滞不前，行政财政的完善及公债支办的工作也不得不宣告中止或延迟。结果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为推进庞大的扩军行动，曾被寄予厚望的产业发展变得极不充分。
但由于藩阀政府对于过度的军备扩张感到独木难支，也开始考虑寻求众议院民选政党的配合与支持。大部分民选政党战前曾主张“节俭政费、休养民力”，却在战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政府与军队向亚洲的军事侵略计划表示了赞同，批准了增税的方案和公债的发行。作为报酬，他们获得了较甲午战争以前更为巩固的地位，强化了与藩阀政府的合作，得到了参与行政的机会（佐谷眞木人：《日清戦争 : 「国民」の誕生》，講談社，2009）。但是，这样的体制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动员更大的力量投入到了对外战争的路径依赖中去。不到十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是如此（原田敬一：《日清・日露戦争》，岩波書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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