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最近在读元朝历史，子玉有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元朝之所以能兼并江南，原因就是忽必烈在战争中利用了制度的力量，而元朝制度最终的确定也是在战争中完成的，但这绝不是忽必烈的初衷。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忽必烈治理中原，最初是设立了宣抚司，凭借宣抚司高效的治理能力及整合资源的优势，忽必烈最终打败了弟弟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帝国正统的大汗。但在1261年的十一月，忽必烈却突然废除了他所设置的十路宣抚司。
至于忽必烈为何要撤销宣抚司则是因为，宣抚司当时的权力太大了，又基本是被汉人精英所控制，他感觉不踏实，为了驾驭帝国，为了将蒙古贵族引入权力核心，他就坚定地废除了宣抚司制度。
但忽必烈虽然废除了宣抚司，可也必须作出新的制度设计以治理地方，1262年二月，忽必烈在大名设立了宣慰司，以游显担任宣慰使。三月，忽必烈又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设立了宣慰司。
等于是，忽必烈以宣慰司代替了宣抚司作为治理地方的核心机构，但宣慰司相比宣抚司却只有民政权力，没有收税的权力。对于财政，忽必烈则设计了转运司制度，同时，又设计了统军司的机构来负责军事。
到当年十二月，忽必烈已经打造了一套以十路宣慰司，十路转运司，部分统军司分别负责民政、财政和军事以治理地方的制度体系。
可以看出，忽必烈是将民事、财政和军事进行了分离，让三者互相制衡，如此朝廷就能保证对地方的绝对驾驭。就冲这一点，我们都能看出忽必烈的政治段位，此人是属于那种军事和政治水平同时在线的人。
如果元朝能够以这套体系维持运转，那大概率是能稳稳地驾驭地方，但现实却是，后来的元朝始终处于极大的不稳定中，也只在中原呆了九十多年就退回草原了，究其原因就是，战争改变了忽必烈的制度设计。
1273年正月，蒙古大将阿里海牙攻克了樊城，当樊城失陷后襄阳也就很难守住，最终，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选择投降。三月，忽必烈就设立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
此时的行中书省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是忽必烈为了指挥前线战事而设立的临时机构，行省的负责人也是由忽必烈从朝廷直接派出，当任务结束后，行省也就会撤销。
这里，子玉也将元朝设立行省的历史梳理一下。1260年，忽必烈设立燕京行中书省，燕京的中书省虽然加了个“行”字，但其实就是后来元朝总的中书省，因为，当时的阿里不哥还是蒙古大汗，且占据着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哈剌和林。
八月，因为关陇地区爆发了蒙哥大汗的旧臣阿蓝答儿和浑都海发动的叛乱，忽必烈就设立了秦蜀行中书省，统筹指挥平叛工作。这是忽必烈第一次在地方上设立行省。
1261年，因为南宋四川地区的大将刘整忍受不了内斗投降了忽必烈，忽必烈就在四川地区设立了夔府路行中书省，让刘整来负责这个机构。1262年，因为山东李璮的叛乱，忽必烈又在山东设立了行中书省。三月，又在陕西设立行中书省。
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忽必烈设立行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事问题，比如，为了平定关陇以及山东地区的叛乱而设立的秦蜀行省和山东行省。至于为何在四川、陕西和河南设立行省则是因为，忽必烈为了南下攻灭南宋，有必要将这些地方打造为统筹南征军事行动的前沿阵地，尤其是河南等路行中书省的设立，完全是因为，此地不仅能够整合、调集军事物资和人力资源，更能统筹指挥前线战事。
但1273年四月，忽必烈却突然撤销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设立了一个“荆湖等路行枢密院”的机构，并派遣心腹史天泽、阿术、阿里海牙负责此行枢密院的工作，镇守襄阳。
和行中书省一样，行枢密院也是个临时机构，负责人由朝廷临时派遣，其功能也是负责军事工作。至于其和行中书省的区别在哪，子玉下文再说。
由于淮西地区也是战略要地，忽必烈也在淮西设置了淮西等路行枢密院，由合丹、刘整、塔出、董文炳负责具体事务，镇守正阳（今安徽寿县）。
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北方南征江南有三条线路，分别为四川、荆湖和江淮地区，如今，忽必烈在荆湖和淮西都设立了行枢密院，对于四川地区，忽必烈的做法是，撤销了四川行省，设立了东川和西川两个行枢密院，由合剌、王仲仁负责东川事务，王良臣负责西川事务。
等于是，忽必烈在长江上中下游都完成了军事布局，做好了全面攻宋的准备工作。
由于云南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忽必烈也在云南设立了行中书省，由赛典赤负责行省工作。
1274年三月，忽必烈突然将荆湖和淮西两个行枢密院改成了行中书省：荆湖的人事格局是，伯颜、史天泽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战区的人事情况为，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
这里，子玉也解释一下行中书省的人事设置。由于行省是一个缩小版本的中书省，所以其人事设置和中书省是一样的，中书省的人事地位排序为，左右丞最高，其次是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的地位最低。
看懂了中书省的人事地位排序，我们就能看懂行省的人事。
至于忽必烈为什么突然将荆湖和淮西的行枢密院改为行中书省则是因为，行枢密院是完全的军事属性，只局限于军事工作，但行省却能整合当地的人力、物资资源，又包含军事工作，比行枢密院更适合开展前线工作。
子玉对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的区别的总结是：行中书省的覆盖面更广，统筹能力更强，效率更高。
当年七月，宋度宗驾崩，南宋出现了幼主在位的局面，有利于蒙古攻宋，于是忽必烈就加快了灭宋的进度。八月，忽必烈再次将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这次调整可能是为了使军事效率更高吧。
十二月，面对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南宋鄂州守将选择投降，忽必烈则在鄂州设立了宣抚司，行中书省事。
伯颜负责灭宋战事
这里的宣抚司已经和之前的宣抚司没有可比性了，此时的宣抚司只是元朝为了安抚、消化新征服的地方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有时还会设立安抚司，两者的功能是一样的。当完成对当地的安抚、消化之后，元朝就会正式设立宣慰司的机构。
就比如，忽必烈在撤销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后，由于襄阳后方的大部分地方都已经安定，忽必烈就设立了河南宣慰司，让其地以正常秩序运转。
还有，忽必烈将在鄂州设立的安抚司提高到行省的级别也足见鄂州地位的重要性。这里子玉还要交代一点，忽必烈所设置的行省也有安抚新征服之地的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行中书省是同时具备两个功能：
安抚、消化新开拓的地方；统筹下一阶段的军事工作。
1275年四月，在元军占据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的情况下，忽必烈就在江陵府设立行中书省，由廉希宪担任行中书右丞，脱博忽鲁秃花担任参知政事，目的就是尽快安抚、消化此地。
接着，忽必烈又撤销了淮西行枢密院，改设淮西行中书省，由阿塔海和董文炳负责行省工作。之所以又将淮西改设为行中书省是因为，淮西已经不再是前线，忽必烈需要消化当地。
由此就可见，忽必烈对于前线的机构设置是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开拓和消化的目的随时在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两种制度之间丝滑切换。
由于襄阳也已经不再是前线，所以忽必烈也撤销了襄阳统军司。
这里说明一下，统军司和行枢密院、都督府或者大都督府一样都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立的。
十二月，南宋朝廷在绝望之下选择投降，南宋灭亡。接着就是元军对还没有投降地方的攻占。
1276年二月，忽必烈在临安设立浙东西宣慰司，在南宋的政治中心设立了正式的政治机构。
从这我们就能看出忽必烈政治的成熟：他通过行枢密院、行中书省的设立保证了对南宋的高效兼并，通过安抚司、宣抚司的设立保证了对征服地区的安抚、消化，最后再用宣慰司的制度将之正常化。
可见，忽必烈在制度层面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什么时候该出什么牌，他是明明白白，这就是忽必烈为什么只用了短短几年就征服南宋的核心原因，也是他能迅速稳定局面的根本原因。
一切都是制度的力量，比当年的金国强多了。为什么金军在攻克汴京之后很长时间都没形成有效治理，南征南宋没有收获，原因就是制度跟不上。
从金国和元朝的的做法中我们就能总结出这么一点：安抚和治理动作要和开拓行为并行，如此才能保证对所开拓之地的有效控制。
当然了，不谈战后工作，就是单纯在开拓过程中的制度创新，金国也不如元朝。
当扬州、泰州、通州、滁州、高邮等城投降之后，忽必烈又在淮南东路设立了淮东行省，以保证对当地的消化。
四月，忽必烈撤销了东川行枢密院和成都经略司，六月，将调度军事的两浙大都督府改为安抚司，同时设立了诸路宣慰司。
忽必烈以上行为都是在将新开拓之地正规化，按照他所设计的宣慰司制度来治理地方。
但因为行省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又对战后的安抚工作非常重要，所以一时就无法撤销，最后竟然演变为一个正式机构。子玉上文也说了，行省就是一个缩小版本的中书省，权力极大，朝廷很难驾驭，这是导致元朝后期对地方的驾驭力相当有限的根本原因，也是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没有将行省制度撤销，没有让宣慰司成为元朝治理地方的主要机构是忽必烈的一个重大失误。可能忽必烈当时也感觉到了撤销行省的难度。
当然了，他之所以保留行省制度也是为了接着向更南的方向开拓，想让行省继续发挥统筹和指挥的高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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