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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那样一来，他和这位自以为比我们更懂农场的主持人，才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曾任记者的坎皮恩说，这是她作出的决定，她会坚持到底。她说：“巴纳比是个成年人，承受得起压力。但弗格森把直播信号接进我家，然后又质疑我的狗是否存在，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还说：“她可能因为降噪音频没听见狗叫，但我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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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广把采访线接进了我们的住处，然后又从他们那个每年11亿澳元、道貌岸然的宫殿里攻击我们。”坎皮恩说：“很抱歉，我们这里不是电视演播室；我们是一个正在运转的农场，这就是这里的声音。”“在澳广的演播室里，有技术人员帮你调音和麦克风，另一个技术人员把灯光打到最合适、安排好构图，还有人负责化妆和头发。”

坎皮恩表示，随着Zoom采访越来越普遍，背景噪音如今只需点一下就能被压低。她说：“近7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一块乡间土地上，电力有限，手机信号更差。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轻松地在前廊上借助一串延长线，或者在不需要灯光、但有手机信号的山坡上，完成了成千上万次采访。”“我们没有专业演播室灯光的预算。我给他打过的光，从卡车前灯到架在孩子秋千架上的大手电筒，什么都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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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皮恩还称，一些身处城市的澳广制片人过去曾要求她把当地自然环境的声音调低。她说：“有一次，一名悉尼的电视制片人竟然问我，能不能让周围灌木丛里的蝉别叫。还有一次，有人问我能不能想办法处理蟋蟀的声音。”她最后写道：“媒体总在谈‘弥合分歧’，可一旦他们真的能清楚看到溪流另一边的人，就会朝他们吐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