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16日傍晚，西峡县城的天像被谁捅了个窟窿，雨水倾泻而下，把每一条巷子、每一块青石板都冲刷得发亮。
小城的人们早早收了摊、关了门，谁也没注意到这场大雨正在替一个人抹去所有的罪证。
晚上八点，县公安局刑警队的门被猛地推开。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他的裤管滴在地上，可他浑然不觉。
他的眼睛是红的，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红。
他手里牵着一个小姑娘，小姑娘的衣服是干的，显然被保护得很好，可她缩在父亲身后，眼神躲闪。
男人张了张嘴，嗓子哑得几乎发不出声："我闺女……被人欺负了。"
孩子还太小，说不清太多。
在民警耐心的引导下，那个黄昏的画面慢慢拼凑出来：
傍晚七点，天还没黑透。小姑娘一个人走到一中门口，想去买作业本。
在人武部北边的巷子口，一辆黑色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停在了她面前。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衣着整洁，灰色夹克，黑裤子黑皮鞋，说话的声音很温和。
"我是你们学校请来的，"他弯下腰，笑着跟孩子说，"校长让我找你量新校服尺寸。"
九十年代的小县城，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学校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小姑娘看了他一眼——干干净净的，说话又客气，不像坏人。
她乖乖地坐上了那辆自行车的后座。
男人骑得不快不慢，拐过几条街，越走越偏。
棒槌河边的土路坑坑洼洼，四周是菜地和竹林，再没有第三个人影。
男人停下车，说量校服得脱衣服。孩子不懂，照做了。
后来发生的事，像一块烙铁烫在这个六岁孩子的记忆里。
她说不清那是什么，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心里别扭得厉害。
完事后，男人又骑车把她送回了一中巷路口，看着她走远，才消失在夜色里。
孩子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爸妈。
父亲听完，脸色瞬间就白了，连夜冲到校长家问情况。
校长一头雾水："学校没安排人量校服啊。"
那一刻，这个当父亲的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没有犹豫，一把拉起女儿，冲进了公安局。
接案的是刑警大队长朱建华，四十多岁，干了大半辈子刑侦，什么案子都见过。
可听完这个报案，他后脊梁一阵发凉。
这个凶手，太熟练了。
"量校服"这个借口，精准地击中了小孩子对学校和老师天然的信任。
作案后把人送回来，从容得像是办完了一件公事。
这种心理素质，这种套路，绝不可能头一回干。
朱建华点了一根烟，烟雾里他想起这些年县城里那些不了了之的传言。
谁家闺女晚上哭闹不肯说话啦，谁家孩子放学路上被陌生人搭讪啦。
可那时候，大多数人选择忍。忍一忍就过去了，说出去丢人，街坊邻居指指戳戳，孩子以后怎么做人？
这一忍，忍了多少年？
朱建华掐了烟，连夜布置任务：查，所有中小学，全部走访。
结果让整个刑警队炸了锅。
短短几天，核实出19起一模一样的案子，加上刚报的这起，整整20起。
最早的案发时间，能追到1991年。
五年。这个恶魔在西峡县城里游荡了五年，一次次伸出魔爪，一次次全身而退。
那些孩子有的太小，根本不懂发生了什么；有的家长以为是遇见流氓了，骂两句也就过去了。
谁都没往"连环案"上想，谁都没把那些散落各处的委屈拼到一起。
消息报到县局，报到市局，报到省厅。
省公安厅一纸令下：冬季严打头号案，三级联合专案组，限期破案。
可摆在警察面前的，是一道无解题。
唯一的目击者都是几岁、十来岁的孩子，受了惊吓，说不清凶手长什么样。
反复问，反复拼，只凑出个大概轮廓：三十来岁，一米七上下，不胖不瘦，灰色夹克或西装，黑裤子黑皮鞋，骑黑色二八大杠，车后座夹着报纸。
更要命的是那场暴雨，把棒槌河边的作案现场冲得干干净净。
脚印、车辙、痕迹，什么都没剩下。
专案组沿着凶手往返路线走访了上百户人家，没一个人注意到那个傍晚有谁经过。
没有物证，没有精准的目击描述。
唯一的办法，就是靠人、靠腿，一脚一脚把西峡县城丈量一遍。
从那天起，每天傍晚六点，民警们就出门了。
白天人家上班上学，走访不了，只能等晚上，一家一户敲门，一条街一条巷推进，经常干到凌晨一两点。
十一月的天，西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没人叫苦。
整整一个月，城关镇一万四千多户，七万多常住人口，全部过了一遍筛子。
这次彻查揭开了最让人心碎的全貌，从1991年到1996年，五年七个月，67名未成年幼女遭到侵害。
那些藏在家长沉默里的、埋在孩子的懵懂里的、散在街坊议论里的伤害，此刻全部摊在了桌面上。
21户受害家庭拒绝配合，他们不想再撕开伤口。剩下的46名受害者提供了证词，孩子们描述的是同一个人，同一辆车，同一套说辞。
画像越来越清晰：三十上下，一米七左右，偏瘦，穿着体面，爱打红色领带，有文化，会哄人，对县城路况极熟。
生活规律，傍晚到夜间独处时间多。心理扭曲，恋童癖。
条件划出来了，专案组把城关镇七大街道翻了个底朝天。
蹲守放学路口的便衣，巡逻重点区域的夜班，走访校服从业者，排查有前科人员，发动群众举报。
四十多天，三轮拉网，近八万人过筛，筛出一百二十三个重点嫌疑人。
可一百二十三个，全排除了。
那感觉就像明明知道人就在这口锅里，可捞来捞去就是捞不着。
明明画像画得清清楚楚，作案规律明明白白，这人却像水汽一样蒸发了。
11月28日，专案组重新复盘。
所有人盯着地图看了整整一天，最后一致认定：思路没错，画像没错，排查还得继续，必须更细、更狠、不留死角。
12月2日，转机出现了。
两个受害的小姑娘先后提到，她们在刘巷附近见过一个很像凶手的人，大白天上班时段，从刘巷的小巷子里走出来，骑车或者步行。
朱建华把地图摊开，五年来67个案发地点一个一个标上去——红点密密麻麻，几乎铺满了大半个西峡县城，街道、学校、菜地、树林、竹园，到处都是。
唯独刘巷那一片，干干净净，一个红点都没有。
这绝对不是巧合。
朱建华盯着那片空白，突然就明白了。
这个恶魔极其狡猾，他什么都知道，知道在自家门口作案最容易暴露，所以他宁可多骑几里路，跑到全城各处去作恶，也要把自己的老巢保护得严严实实。
兔子不吃窝边草。
答案就在刘巷。
专案组把全部火力集中到刘巷，向外辐射排查。
片区里所有中青年男性，包括曾经暂住过的，全部拍照建档，一张一张让受害者辨认。
没过两天，又有受害者补充了一条线索：在城关三小和宛西制药厂家属院附近，也见过那个人。
两条线一交叉，地图上精准地圈出了唯一一个点。
刘巷住户，后迁入宛西制药厂家属院，在职中青年男性。
全城筛下来，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此一人。
胡永强，药厂党办干部。
当这个名字摆上桌的时候，所有民警都愣了好几秒。太意外了！
这个人在所有人眼里，简直完美得不像真人。
国营大厂的干部，负责青年工作，能说会道，待人接物温文尔雅。
平时穿得干干净净，灰色夹克，西装，偶尔打一条红色领带，一看就是体面人。
家里常年订报纸，楼下停着一辆黑色二八大杠自行车。
更重要的是，他妻子常年上夜班，每天傍晚到深夜，家里就他一个人，有大把时间独处，没人管，没人问。
可档案一翻，那副斯文面具就裂了缝。
1989年，胡永强就曾溜进西峡一高女生宿舍，毁坏女生的贴身衣物，被抓后只是批评教育了事，轻轻放过。
更早之前，他还主动找过医生，说自己有恋童、恋阴的癖好，觉得不对劲，想治。
但那会儿没人重视，甚至没给确诊，他就那么带着这颗毒瘤走出了医院。
几年后，这颗毒瘤彻底爆发。
专案组把胡永强的照片混在一堆普通人照片里，让四十多名受害者辨认。
两个孩子当场指认，毫不犹豫。其余所有人都说，高度相似。
所有的线，全部指向同一个人。
1996年12月16日，胡永强被传唤到案。
当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孩子——如今依然稚气未脱的脸——一个一个走进来，当面看着他的眼睛时，这个装了五年的斯文男人，终于垮了。
他认了。10月16日那起，他认了。从1991年3月到1996年10月，67起，他全认了。
"量校服。"他低着头，声音平静得可怕。"我就是这么说的。她们都信。"
五年七个月，67个孩子，他靠着一张体面的脸，靠着小孩子的天真，靠着"校长""老师""量校服"这几个字，一次次把人骗上自行车后座，一次次在菜地、竹林、空教室里伸出魔爪，一次次在暴雨里、在夜色中、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全身而退。
最后，时间不长，法庭就宣判了。
胡永强，强奸幼女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巨大，判处死刑。
那个穿着灰色夹克、骑着黑色二八大杠、脸上永远挂着温和笑容的药厂干部，在枪响的那一刻，终于倒下了。
可西峡县城那些被碾碎的童年，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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