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窗外的天刚蒙蒙亮。初冬的寒风顺着老屋半开的窗缝钻进来，吹得桌上的烛火忽明忽暗。屋子里挤满了本家亲戚，女眷们开始低声啜泣，几个长辈在院子里叹着气，商量着接下来的丧葬事宜。
我站在床边，看着父亲那张灰败、平静的脸，脑子里是一片木然的空白。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也没有双腿发软的崩溃，就是觉得有些不真实。那个脾气倔强、说话像打雷、一辈子没对我服过软的干瘦老头，怎么突然就一动不动了呢。
大伯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有些沙哑：“去打盆温水，拿毛巾来。按咱们这儿的规矩，得趁着身子还没彻底僵硬，赶紧把寿衣穿上。你是独子，这最后一次净身穿衣，得你亲手来。”
我木然地点点头，转身去了灶房屋。铁锅里的水是温热的，我舀了一盆，搭上一条干净的白毛巾，端回了父亲的房间。
亲戚们都很懂规矩地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老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躺在床上的父亲。
旁边的椅子上，放着大姑前一天赶集买回来的寿衣。黑色的缎子面，绣着暗金色的寿字，摸上去冰凉且僵硬。大姑交代过，给老人穿衣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眼泪要是掉在死者身上，老人走得就不安心，下辈子会受苦。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眼眶里那点酸涩硬生生憋了回去。
我拧干了温热的毛巾，走到床边。父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秋衣，外面罩着一件破旧的灰毛衣。这几年他在老家，我在城里，每次接他去城里住，他总是推脱说城里像个鸟笼子，憋闷。
我平时工作忙，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也就顺水推舟由着他去了。每个月按时打钱，隔三差五打个电话，过年回去待上几天，我以为这就是尽孝了。
一个月前，邻居打电话说父亲晕倒在院子里，我赶回来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说是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当时如遭雷击，要给他办住院，要转去大城市的好医院。
父亲却在病床上发了脾气，拔了输液管，指着我的鼻子骂：“治什么治！那是个无底洞！你赶紧滚回城里上你的班，别在这儿浪费钱！”
我拗不过他，加上公司确实催得紧，给他请了个护工，买了一堆药，就匆匆赶回了城里。半个月前，他打电话说护工他辞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让我别瞎操心。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还算洪亮，我也就信了。直到昨天半夜接到大伯的电话，我连夜开车赶回，却只来得及听见他喉咙里最后的一阵呼噜声。
我坐在床沿，开始解父亲毛衣上的扣子。毛衣脱下来，是那件旧秋衣。父亲很瘦，这我是知道的。这几年他每次过年看到我，我都觉得他又缩了一圈，但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人老了正常的干瘪。
我轻轻地把秋衣从他身上褪下来，用毛巾去擦拭他的胳膊和脖子。他的皮肤是没有温度的，摸上去像是一层干枯的树皮，松松垮垮地贴在骨头上。我擦洗着他的双手，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指关节肿大变形。右手的小拇指少了一截，那是十几年前他在镇上的木材厂做切床工时被机器削掉的。
我记得当时他只是用破布包着手回了家，我吓得直哭，他却笑着说：“没事，切掉了一点肉，不碍事，省了买手套的钱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抽痛，赶紧咬住嘴唇，拿着毛巾继续往下擦。
床上的被子盖在父亲的胸口以下。我站起身，两只手抓住被角，准备掀开被子，给他擦洗身子，换上寿裤。
在我漫长的前半生里，我从未真正仔细端详过父亲的身体。在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中，身体的接触似乎总是在某一个年龄节点戛然而止。自从我上了初中，我就再也没有和父亲一起洗过澡，更没有看过他赤裸上身的样子。
记忆中，他永远穿着宽大的衣服，弯着腰在田间地头或者工地干活。哪怕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他也会穿着一件长袖的的确良衬衫，把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我曾经嘲笑他老土，不怕热出痱子，他只是憨厚地笑笑，说地里蚊虫多，怕咬。
我深吸一口气，双手用力，将那床厚重的旧棉被一把掀开，扔到了床尾。
被子掀开的那一刻，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我手里拿着的温热毛巾，“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溅起几滴水花。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大脑在短暂的死机之后，一股巨大的震撼和难以言喻的恐惧、悲痛，如同海啸一般将我彻底淹没，那根本不是一具正常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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