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预备役军人近几周再次穿上军装，前往黎巴嫩南部、加沙、叙利亚或约旦河西岸，与所在连队会合，而不是参加孩子的学年末典礼或坐在大学考场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个人代价变得更容易承受，而是不愿让战友独自承担。
以色列的预备役体系之所以仍能运转，靠的是团结感、使命感，以及相关人员愿意付出沉重个人代价。战争持续近3年后，他们仍然按时报到服役，这本身已非同寻常。
也正因为如此，不能把他们的投入当作取之不尽的资源。预备役体系仍在运转，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危险的信号。只要各营仍能按任务要求到位，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层面就很容易认为体系依然稳固，可以继续依赖它，并把相关人员的承受力拉到极限。
但在到岗率数字背后，现实要严酷得多：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体系，一些部队到岗率很低，实际上已被掏空，而支撑这一体系的民间支持结构也正逼近极限。
以色列国防军往往按建制、营和连来统计，但这种统计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一个营在编制上或许依然存在，但其中一些士兵因正当理由无法报到，另一些人已明确表示今后不再来，而许多已经到岗的人也需要频繁休假，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结果是，一支部队在纸面上看似完整，现实中却已空心化。任务落在过少的士兵身上，进一步加速他们的疲惫，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能。装甲兵的问题还因车辆短缺而加剧，原因包括战损和维护困难。
但如今最接近崩溃的，未必是预备役军人本人，而是让其能够报到服役的整个支撑系统。家庭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即便是最坚定、最支持他们的伴侣，也很难再承受一次独自过节、又一个周五家中没有父亲、又一场他缺席的学校典礼，以及在持续担心其安全的同时长期独自操持家务。
雇主同样承受压力。有些单位一再失去关键员工；一些预备役军人即便没有被解雇，也会发现自己在机构中的实际位置正逐渐被削弱。学生错过课程、考试，甚至整个学期，而并非每所学校或每位教师都会给予他们所需的理解。近3年过去，所有人都已经不堪重负。人们厌倦的不是对国家的承诺，而是在没有明确边界的紧急状态下生活。
更严重的是，国家负担分配存在令人难以接受的不平等。就在预备役军人及其家庭被不断消耗之际，以色列议会批准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有关《妥拉》学习的基本法，以及意在冻结对逃避征召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实施逮捕的立法——并没有让一个庞大的新增群体进入军队服役，反而让这一目标变得更加遥远。
国家本应增加更多人分担重负、减轻压力，如今传递给愤怒的预备役军人的信号却是：这副担子今后仍将主要由他们自己承担。此前已有观点指出，长期使用紧急征召令，对以色列国防军来说极其方便，甚至方便过头了。它让军方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改入伍和退伍日期、延长服役时间，并修改计划。
在真正的紧急状态下，这样做别无选择。但预备役部队不能连续多年按“每一次变化都是紧急情况”的方式来管理。即便法律没有明确写明，以色列国防军也必须给自己设定边界。
军方应承诺固定的服役天数配额，并切实遵守。尤其是在停火期间和相对平静阶段，除非确属极特殊情况，否则不应更改征召令。军方还应提前明确服役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以及预备役军人在服役期间可以预期什么。确定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士兵、家庭、雇主和指挥官能够坚持下去的前提。
预备役总服役天数必须减少。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部署在多个战线，在10月7日创伤的影响下，仍可理解地不愿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但风险管理并不意味着追求零风险。在相对平静时期，军方必须重新评估各地区部署的建制数量，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兵力并让部队轮换撤出。有时，接受有限的作战风险，要比坐视更大的战略风险不断累积更可取；这个更大的风险，就是预备役体系本身被逐步侵蚀。
悬而未决的还有作战准备问题。自10月7日以来，预备役体系几乎没有接受训练，不是在作战，就是在守备防线。如今退出现役的常备军士兵，也是在经历多年战斗后进入预备役，但并没有持续、规范的训练周期。
指挥课程已被缩短，而愿意承担需要额外数十天服役岗位的军官也越来越难找。结果十分危险：担任指挥职务的未必总是最优秀的指挥官，有时只是那些仍然能够答应的人。
预备役军人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只要国家需要，他们就会到来。现在轮到国家和以色列国防军证明，自己知道如何保护他们。
这不仅仅意味着感谢他们，还意味着建立确定性、减少服役时间、恢复训练并重建指挥体系。预备役体系尚未崩溃，但以色列必须停止继续试探：在这个体系从内部被掏空之前，它还能从一些最优秀的人身上索取多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