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这哥们儿简直是上天派来考验我党抗压能力的。这人身上有个特点：一有危险跑路比谁都快，一有利可图夺权比谁都积极。
留苏镀金抱大腿
王明本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金寨，青年时期被选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也是在这里，他摸到了日后平步青云的门路。
当时中山大学的负责人米夫，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手握实权的大人物。王明脑子活络口才极佳，熟读马列经典，很快成了对方器重的学生。借着靠山撑腰，王明拉拢了一批留苏同学，组建了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团体，这群人有个特点：熟读马列理论，却没有革命实战经验。
1931年1月，米夫到上海亲自操盘了六届四中全会，强行把资历浅薄的王明推上了中央领导层。王明在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在米夫支持下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实际掌握党中央决策权。党内不少老同志心里都憋着一股不服气，奈何共产国际的权威摆在面前，只能暂时妥协。
掌权之后，王明骨子里的教条主义开始显现。他全盘照搬苏联城市暴动的革命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现实，强硬下令全国各大苏区集中兵力攻打大城市，要求红军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阵地战。
毛泽东、彭德怀等多次指出方案脱离实际，强行攻坚只会白白牺牲，这些合理劝谏全部被王明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打压排挤。在这套理论的指挥下，各地苏区接连溃败，根据地大幅缩水，兵力折损严重，最终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全面惨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启万里长征，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脚底抹油跑苏联
眼看国内局势濒临崩溃，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剿中央苏区，王明当即将眼光瞄向了苏联，主动争取到一个远离战火的美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明火速收拾行李远赴莫斯科，完美避开了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刻 。人虽然躲到了的苏联，可王明依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权力，开启了“远程指挥”模式。
他在莫斯科隔着大半个地球，源源不断向国内下发指令，持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留在国内的博古，作为王明一手扶持的代理人，严格执行王明那不接地气的指令，让长征前期的红军多次陷入困境。
在苏联的六年，王明日子过得安逸舒坦，拿着优厚待遇远离枪林弹雨，每天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空谈理论。国内的红军战士却在深山峻岭里浴血突围，啃树皮、跨雪山，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
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国内政局趋于稳定，王明敏锐嗅到了机会，火急火燎收拾行囊回国，打算重新夺回党内最高领导权。
归国争夺最高权力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回来初期满口都是“共产国际”，俨然一副凌驾党中央之上“钦差大臣”的姿态 。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回来初期满口都是“共产国际”，俨然一副凌驾党中央之上“钦差大臣”的姿态 。
王明身高只有1米5左右，头大身小，外形辨识度极高。回延安后，每次公开演讲都会让警卫员抬一整箱俄文原版马列著作摆在讲台。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张口必是“斯大林说、列宁说”，全程不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基层干部听完一头雾水。
回来没几天王明就召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全盘否定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抗日方针，大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套理论主张我党放下武装独立性，全盘依附国民党开展抗战，一旦落地，极有可能重演四一二的悲剧。
王明拉拢了一批干部，不断制造舆论，甚至提出把中央书记处搬到武汉，让自己掌控的长江局成为权力中心 。王明最受后世诟病的一件事，就是毫无依据地构陷建党元勋陈独秀。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公开表态支持抗日统一战线，主动托人联系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明确表达回归党组织的意愿。当时毛泽东等不少高层都认为，应当包容争取这位建党先驱。
可王明为了树立自身权威，凭空捏造谣言，公开宣称陈独秀是日本间谍，每月领取日方300元特务津贴从事卖国活动 。他授意康生撰写万字长文，在《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官方刊物刊登。
这番毫无实据的污蔑，直接把陈独秀回归组织的道路堵死。当时国内九位知名学者联名登报为陈独秀辩诬，痛斥莫须有的罪名，王明集团依旧发文反驳，不肯收回污蔑言论 。陈独秀写下公开信逐条驳斥，从此彻底和党组织划清界限。
所谓“陈独秀领日本津贴当间谍”完全是王明为了权力斗争编造的谎言，直到80年代这起污蔑才被平反。
再次跑路苏联
早在1935年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党中央就已经正式终结了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贴合中国实际的军事指挥路线，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只不过彼时王明远在苏联，依旧手握共产国际对外话语权，直到他回国之后，一系列错误持续暴露，越来越多干部看清教条主义的危害。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彻底否定王明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理论，解散了王明掌控的长江局，收回他擅自对外发号施令的特权，王明的权力被大幅稀释。
1941年，全党开启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系统性清算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 王明初期抗拒检讨，称病回避。10月中央书记处会议批评其抗战初期右倾错误时，王明逐条反驳，随后突然宣布有病不再参会，以生病为由长期居家休养。
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决议，清晰划分了各阶段路线的错误责任人，博古、张闻天等留苏干部诚恳认错主动承担了责任。唯独王明全程回避核心错误，只轻描淡写承认局部失误，不承认他的路线给革命带来的惨重损失 。经此王明彻底失去了角逐最高领导权的资格。
1950年，王明借着出国治病的名义，第一次前往苏联就医。1956年，再次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赴苏。八大之后中央多次催促王明回国，但王明百般推脱长期滞留海外，拒绝履行中央委员职责。
1956年后王明永久定居莫斯科，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他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持续刊发文歪曲党史，刻意美化自己的错误路线，抹黑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74年王明在莫斯科病逝，终年70岁，终身没有对自己的重大历史错误作出正式完整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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