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情至理：城市基层治理中民意分类逻辑与实践》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怡然关注的就是这个切口。这本书以北京、成都、台州三城近五十个田野案例为基础，构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民意分类框架，深入剖析民意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情感逻辑与理性运作。
在一次“《至情至理》新书思享沙龙”上，作者刘怡然与该书的责编孙瑜围绕成书历程、研究方法及知识生成等议题展开对谈。以下为本次对谈的节选整理。
刘怡然，牛津大学硕士，清华大学博士，哈佛燕京学社2011—2012年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城市社会学研究室副研究员，The Journal of Chinese Sociology兼职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专注于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研究领域。
情理碰撞是基层治理最生动的部分
问：当你把选题交给我时，我看到“至情至理”这个名字真的是眼前一亮，包括英文书名Sense and Sensibility：一方面很符合你的个人气质，另一方面又传递出你的学术主张——基层治理中，既要讲“情”，也要讲“理”。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书名的？
《至情至理：城市基层治理中民意分类逻辑与实践》
作者：刘怡然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年1月
刘怡然：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这本书出版后，我收到最多的两种赞美——第一是封面好看，第二是书名好听——这让我觉得挺欣慰的。
之所以会想到“至情至理”，其实是因为在田野中看到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情”和“理”的交锋。举两个小例子：
一个是前几年北京推行的老旧小区抗震加固工作。按道理说，这是一个为了公共安全从长远看对居民有利的政策，有非常明确的“理性收益”，符合居民的“安全需求”，可以让他们住得更安全、更踏实。但在执行过程中，很多居民并不愿意配合：因为加固过程中，他们要搬出去临时安置，不仅担心家里东西被弄乱、弄丢，还要多付一笔房租，这些很具体、很切身的生活烦恼，让他们在情感上抗拒这个项目。
调研过程中，有一个案例让我特别受触动：某个社区的抗震加固推进不下去，并不是因为居民单纯“反对项目”，而是夹在一个家庭内部长期的遗产纠纷之中——两兄弟多年来积怨很深，房子归属、债务问题纠缠不清，导致谁也签不了字，基层干部为此几乎天天跑法院、跑居民家里。这位干部最后到处找人凑款，甚至自己掏腰包，帮这个家庭在法律层面把遗产问题解决了，加固项目才得以真正落地。事情做完之后，很多居民都非常感激他，他自己却在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睡不着。
还有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漏水纠纷：三楼装修漏水，二楼没人，水直接泡到了一楼新装修的房子。一楼找上门来，二楼说不在家，三楼说“施工的不是我”，各执一词，谁都不愿认账，矛盾越拖越僵。最后还是要靠社区书记一户户上门聊天、做工作，靠的是熟悉、信任、面子、人情，一点点把情绪降下来，才有可能谈理性、谈解决方案。
在这些故事里，“情”不仅是个人情绪，也是人情、感情、道义；“理”不仅是政策道理，也是规则、制度和理性计算。很多项目一开始是“情绪的宣泄场”，大家走进会议室先是吵架，吵了一次、两次、三次……才渐渐把议题从纯情绪推向理性、可讨论的规则，最终形成某种公约。
所以，“至情至理”不是一个唯美的文学式题目，而是我在田野里反复看到的：情绪与理性，情感与道理的不断碰撞、交锋、彼此塑形，最后找到某种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基层治理最生动的部分。
问：从学术分析的角度，“情”和“理”在基层治理研究中意味着什么？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刘怡然：从层级来看，越到宏观，逻辑越理性；越到微观，情感因素越重要。基层政府其实是一个枢纽：它既要承接上面传下来的理性化的政策目标，又要面对下面居民情绪化的、个体化的需求，必须在两者之间不断转化和寻求平衡。
我觉得“情”这个维度在以往的基层治理研究中是被相对忽视的。大家更多关注制度、机制、资源分配这些“理”的层面，把“情”当作背景噪声来处理，或者干脆不去分析它。
但我在田野里一再看到，当情感连接建立起来之后，很多依靠规则和利益计算无法推进的项目，反而能够向前走。居民说“（社区）书记，给你面子”，这不是什么行政压力的结果，而是真实的人际情感在发挥作用。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在主张“情大于理”，而是想说明：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情与理并不是对立的，它们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相互缠绕、彼此塑造，最终走向某种动态的平衡。这个过程，其实也呼应了我们国家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理念。
问：书中重点梳理了北京、成都、台州三个城市的48个案例，还专门做了“案例目录”。为什么是北京、成都、台州这三个城市？这些案例是如何选出来、串起来的？
刘怡然：从田野调查的时间上讲，我在研究室快10年了，调研了不少地方，但最后重点选了北京、成都、台州这三个城市作为主样本。
一是因为在这几个地方的田野时间最长，资料积累最扎实。二是它们在地理空间和治理环境上确实具有代表性——东部、中部、西部各有一个样本。三是它们的治理外部环境各有特色。北京市政府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强，从上级到基层的传导比较直接，治理的行政色彩更浓。成都市的社会活力比较高，社会组织和社区自组织发达，坝坝会、院落议事这类传统使得居民的凝聚力较强，社区本身有很强的内生动力，治理方式因此也更多元。台州市则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发源地，对矛盾调解、平安建设、科技赋能治理等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实践样态。
在案例编排上，一条主线是“城市化进程”：从早期城市拆迁、整村改造，到老旧小区修缮，再到日常生活中的买菜、停车、电梯加装，再往后发展到文化服务、老年照护、儿童与青年服务，以及安全、秩序、社区发展等议题。另一条线，是“后单位制的治理转型”。过去很多城市社区是依附在大单位之上的，住房、福利、养老、秩序都由单位承担。随着单位制淡出，很多原来由单位兜底的事务转嫁到城市社区：公共区域没人打扫、物业费没人愿意交、公共责任边界模糊，这些“碎小又顽固”的问题都跟这场结构性转型有关。48个案例其实就是沿着这两条线索，我一边跑田野，一边不断整理、分类、提炼出来。
只靠“理”，研究是坚持不下来的
问：很多青年学者走上工作岗位后，都会面临一个困境：一边是课题、任务要求，一边是自己的学术兴趣和长期主线。你是怎么在工作中，把自己的那条学术主线坚持下来？
刘怡然：老实说，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学生时代做研究，有更多整块的时间可以读书、思考和进行田野调查，想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找导师讨论。
工作以后，时间是碎片化的，不能完全由自己安排支配。各种课题有明确的方向和时间节点，必须配合完成，这是工作的“硬性要求”——有时候难免和自己的研究议题有冲突。但我后来也逐渐发现，这些看似“分散”的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其实是可以串起来的。对我来说，共同体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变化和重建，是持续关注的主线。顺着这条线，我找到“民意”这个有弹性的概念：无论是拆迁、物业服务、停车问题、电梯加装、文娱组织，还是居住安全、社区秩序，它不仅关乎“居民如何理解和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关乎他们如何在变迁中重建人与人的关系。
随着资料积累得越来越多，你会有一种“自然分类”的冲动——就像小朋友拿到一堆小汽车，一开始可能只按颜色分，后来会按大小、功能、结构分，并找到一种更好的结合方式。分类的过程，其实就是理论化、结构化的过程。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作为学生、博士后、青年学者这几个身份转换过程中，不断试错、积累，再整理之后，形成的一次阶段性梳理。
问：很多学者的第一本书，往往就是博士论文的改写。你选择了另一条路：没有直接出版博士论文，而是把拆迁研究放在新书的开篇，把它嵌进一个更长的城市化进程叙事里。你是怎么做这个取舍的？
刘怡然：我的博士论文一直没有拿出来单独出版，一方面是因为拆迁本身有一定敏感性，需要谨慎对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时代性很强——当年我调研的拆迁案例，放在当时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事件，但放在今天再看，很多政策语境、民众反应、治理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理顺。
后来我意识到，拆迁其实可以作为整个城市化叙事的“历史起点”。它是城市空间扩张中绕不开的一个环节；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和生活基础，是后续很多“社区日常问题”的前史。
所以在这本书的结构里，我选择把拆迁作为开篇，用一种“历史视角”去呈现它，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只服务于某一时期的案例。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能在同一本书里，看到从拆迁问题到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再到文化活动和智慧治理的连续性，也能看到民意在不同阶段的形态变化。
问：在整个成书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艰难或者让你触动很深的时刻？
刘怡然：老实说，最难的不是技术层面的困难，而是作为研究者的专业身份和作为普通人的道德直觉之间的张力。在田野里会遇到一些家庭，他们生活得很艰难。他们中有人愿意跟你聊，是把你当成一根稻草——觉得你在北京的“大单位”，是不是能帮上点什么。
但我只是一个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听，就是记录。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有时候会想起那个非洲摄影师的故事。一个孩子饿得快死了，身后有只秃鹫盯着。摄影师站在那儿，按快门的那一刻，他就成了一个职业者，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之后那张照片也引发很大争议，但是，照片被很多人看到，产生的社会影响也许远远大于赶走一只鸟。这个选择本身，始终是复杂的。
当然，田野里也有很多让我感动的时刻。有居民握着我的手说感谢党，有基层干部在凌晨还在反复协调复杂的矛盾，有社区书记把每家每户的细琐之事都记在心里，默默维系着邻里关系。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这个研究是有意义的，值得做。
问：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做这个研究、写这本书的内在动力，你会怎么说？是责任感、兴趣，还是别的什么？
刘怡然：如果只用理性来回复，这当然是我的工作，是科研任务、成果要求的一部分——我要谋生，要写论文，要写书，这是“理”的一面。
但如果只剩下这一面，我是坚持不下来的。研究里还有更重要的“情”的一面，也就是“每一个研究里，都包含着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
你做的每一个研究，其实都带着你的情感、你的经验、你的困惑和你想对世界说的话。有时候你会怀疑自己的研究有没有意义，但当你在田野中被某一个人、某一个瞬间再次打动时，那种小小的火苗又会被点燃。
更何况，做社会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用别人的人生去建构自己的成果，你必须对这件事保持清醒和敬畏。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既是一个学术成果，也是对那些故事、那些人、那些基层工作者和居民的一种回应：我看见你们了，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看见你们。
这或许正是学术研究最动人的地方：理性的框架之下，始终流动着真实的情感；而那些情感，才是让研究得以扎根反哺大地的真正通路。
整理/孙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分社）
编辑/申璐 何安安
校对/卢茜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