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棠希
乾隆三年（1738年），直隶总督李卫在一桩案子上犯了难。
李卫没有正经功名，靠捐官入仕，仕途却一路亨通，先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历任浙江巡抚、浙江总督、兵部尚书、署理刑部尚书、直隶总督等职。
直隶是李卫宦海生涯最后一站，1738年也是其生命的终点。
按清朝官方史料说法，李卫极善刑名，曾因破获苏松七府五州盗案声名鹊起。
不过，直隶祁州（今属河北保定）的这桩案子也让李卫有些头疼。
这是一桩杀人案，案情并不复杂，只因凶手和受害者的关系，判官才会举止无措。
事情是这样的。
祁州有一县民唤作郑傻子（本名），早年丧妻，后又续了弦。郑傻子跟前妻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郑成儿，小的叫郑四眼儿。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普通人家的兄弟也常性格迥异。
小儿子郑四眼儿还好，没让郑傻子操心。可大儿子郑成儿真的让人头大。
这郑成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酗酒的毛病，又没有正经营生，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不为”。为了搞钱度日，郑成儿此前八次行窃，一度被官府发配边疆。
也不知是什么理由，官府根据郑成儿一家的实际情况，“充发援免”，也就是撤销了对他的处罚，改交“伊父郑傻子收管”。这是把希望寄托于家庭教育了。
真能管住这个儿子，郑傻子也不会等到现在。果不其然，免罪不久，郑成儿又出门偷东西。这次家人说了他几句，郑成儿颇为恼怒，骂了继母几句，还推了她一把。
经过此事，郑傻子已经对儿子彻底失望，他生出恶念，要杀死郑成儿。
郑傻子喊来小儿子郑四眼儿，要他去买毒药，放在食物里让大哥吃下。他认为，如此，家门才能清净。
郑四眼儿“力阻”，那毕竟是自己的哥哥，他怎么忍心。
但父亲吃了秤砣铁了心，骂了他一顿，最终还是逼着他买来了信石（即砒霜）。
恰好郑成儿又去偷窃，这次是偷了一头驴，被物主当场拿获。
择日不如撞日，父亲决定立刻动手。他让小儿子将砒霜掺进饼里，打算自己带到牢房中毒死大儿子。
郑四眼儿倒留了个心眼，他有心留哥哥一命，遂在放砒霜时减少剂量，“止将一半做入饼内”，希望能“不至于死”。
但是，郑四眼儿毕竟不懂药剂，砒霜这种东西毒性极强，少量也可致命。结果哥哥郑成儿还是死了。
人命即是大案，而且又涉及人伦，所以当李卫接到这个案子时，他反复纠结该如何定刑。
《大清律例》中有两条法条可以用作此案参考：一是“故杀无罪子孙之律”，二是“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而殴杀者”。
李卫仔细斟酌后认为，郑傻子下毒杀子是“止图除害”，是为民除害。而且大儿子郑成儿也不是无罪之人，偷窃不是死罪，但毕竟也是罪人，因此不能援引此条。
李卫最终依照“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而殴杀者无罪”，判郑傻子无罪。
但是，对买毒下毒的小儿子郑四眼儿，李卫认为，这是弟弟杀害兄长，按律要处以极刑。于是，李卫判郑四眼儿凌迟，即千刀万剐。
郑傻子有点懵，大儿子死了，小儿子还要凌迟，如此一来，百年之后他就无人送终了。
他向李卫求情，留郑四眼儿一命。但李卫并未改判，只是将郑傻子所请写入案卷。
案子呈送北京刑部。
对李卫的判罚，刑部倒是没有直接表示反对，只是说“杀人一事主谋是父亲郑傻子，郑四眼儿根本没有起意，买毒下毒是被父亲逼迫，而且饼也是郑父送去的，李卫判郑四眼儿凌迟处死，这好像有点太重了。”。
刑部的意思，李卫的判罚不符合刑罪相当的原则。
李卫似乎也愿意做个顺水人情，收到刑部复议后，他找出几个与此案相似的案例，最终援引旧案，将郑四眼儿由凌迟改判“枷责”，这已经不是减一等了，等于只给一点肉刑惩罚。
二审判决得到刑部认同，乾隆三年五月，案子改判，郑四眼儿捡回一条命。
本文资料来源：《刑部驳案汇钞》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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