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冬天，广州天河区一间手机维修铺子里，龚忠诚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拆一台碎了屏的魅族MX2。
店面不大，满打满算七八个平方，柜台占了一半，剩下那点地方转个身都费劲。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日光灯，照得整个屋子惨白惨白的。墙角堆着各种手机配件盒子，屏幕总成、排线、电池，码得倒挺整齐。门口挂了块红底白字的牌子，写着“精修各种手机”，那块牌子是他花三十块钱在打印店做的。
柜台有点高。平常人的柜台，他够不着。这是他专门找人改过的，比正常的矮了二十多公分，刚好到他胸口。坐在轮椅上的龚忠诚，不需要站起来也能伸手够到台面上的东西。
热风枪嗡嗡响。他拿镊子夹起一块新屏幕，对准排线接口，轻轻按下去，啪嗒一声，扣上了。
开机。屏幕亮了。
他把手机转过来看了一眼，确认显示没问题，然后放回泡沫垫上，拿起旁边那条灰色的毛巾擦了擦手。
毛巾是旧的，边缘都磨毛了，但洗得很干净。这是他的习惯，每修完一台机子就擦一下手，免得汗渍沾到主板上。这个习惯是在培训班学的，那老师是个在深圳华强北混了十几年的老师傅，要求特别严，谁不擦手就拿元件，直接罚做五十个俯卧撑。龚忠诚做不了俯卧撑，老师就让他罚抄电路图，抄了厚厚一沓。
铺子外面的街上人来人往。天河的冬天不冷，十来度的样子，有人穿羽绒服，有人还穿着短袖。龚忠诚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口磨得发亮，里面的毛衣是高领的，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他的腿盖了一条灰色的毯子，轮椅的轮子卡在柜台下面的凹槽里，刚好固定住。
这个轮椅是他第二个轮椅了。第一个是2008年残联送的，用了五年，左轮子歪了，推起来嘎吱嘎吱响，跟拉二胡似的。现在这个是新换的，是他在淘宝上花八百多块买的，铝合金架子，轻便，轮子是快拆的，上下台阶的时候可以卸下来。
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女孩，穿着隔壁奶茶店的围裙。她端着一个纸杯，放在柜台上。
“新调的，桂花乌龙，你尝尝。”
龚忠诚放下手里的螺丝刀，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有点烫，他吸了口气。
“怎么样？”
“有点甜。”
“我放了蜂蜜。”
女孩说完转身走了。她叫王丽，湖南益阳人，比龚忠诚小三岁，在隔壁奶茶店当店长。说是店长，其实手下也就一个兼职大学生，店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在忙活。她住在天河客运站附近的城中村里，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单程二十分钟。
龚忠诚和王丽是半年前认识的，过程说起来简单得很。那奶茶店的收银机坏了，老板舍不得换新的，让她找人修。她拿着机器跑了三家店，前两家都说修不了，第三家是龚忠诚的铺子。龚忠诚拆开机子看了半小时，发现是主板上一个电容烧了，换了电容，收了五十块钱。
王丽当时觉得这小伙子挺实在的。后来她的手机屏幕摔碎了，也拿到龚忠诚这里修，再后来充电宝坏了也拿来，再后来没什么东西坏了，她也经常过来坐坐。有时候带杯奶茶，有时候带个面包，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站在柜台外面跟龚忠诚聊天，聊着聊着就不走了。
龚忠诚一开始不怎么说话。他不是不爱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他这辈子跟同龄女孩打交道的次数，两个手数得过来。从小到大，他的世界里主要是父亲和妹妹，还有街头那些跟他一起讨生活的乞丐。女孩这种生物，对他来说比苹果手机的主板还复杂。
但王丽不在乎他话多话少。她话多，叽叽喳喳的，能把一只猫从进店到出店的过程讲出花来。她站在那里说，龚忠诚就坐在那里听，手里不停活，偶尔嗯一声，或者笑一下。
笑的时候不多，但每次笑，王丽都记得。
有一回王丽问他，你修过最破的手机是什么样的。龚忠诚想了想，说是一台诺基亚N73，主板都发霉了，机主是个在工地干活的大叔，舍不得扔，说里面有他女儿的照片。他把主板拆下来用洗板水泡了一晚上，第二天烘干，居然还能开机，虽然屏幕还是花的，但好歹能看照片了。那大叔拿到手机的时候，蹲在店门口哭了很久。
王丽听完没说话。龚忠诚抬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她眼睛红红的。
“你咋了？”
“没事，就是觉得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龚忠诚没接话。他低下头继续修手机，手里的螺丝刀转得飞快，但耳朵尖有点红。
那天晚上关了店，他一个人往回走的时候，轮椅推到一半突然停了。他坐在那里，看着路灯下自己的影子，轮椅上的人看上去就像被拦腰截断了，只有上半身还完整。这个影子他跟了十几年，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那天他盯着看了很久。
其实他也不是没想过这种事。哪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想呢？只不过每次念头冒出来，他就把它按回去了，像按一颗翘起来的手机排线，不用太大力气，但得按到位。
他觉得这种事离自己太远了。远到就像天河到河南新蔡的距离，一千多公里，坐火车都得十几个小时。
新蔡是他的老家。
那是河南东南角的一个县城，跟安徽挨着。出了县城往东再走三十多里地，有一个村子，村里有一条土路，土路走到头有一间塌了半边的土坯房，那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1990年，龚忠诚在那里出生。他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个姐姐，下头有个妹妹。姐姐命不好，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所以他其实算是老大。
一岁那年，他发了场高烧。
乡里没有医院，最近的诊所在八里地之外的镇上。他爸借了辆自行车，驮着他妈和他往镇上骑，土路坑坑洼洼的，骑到一半还下起了雨。等到了诊所，他已经烧得不省人事了。赤脚医生打了退烧针，烧是退了，但病毒已经侵入了脊髓。
小儿麻痹症。
这四个字，改变了龚忠诚的一生。
他后来再也站不起来了。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完全没有知觉，肌肉一年年萎缩，变得又细又软，像两根脱了水的丝瓜。他六岁之前还能扶着墙勉强挪两步，六岁之后彻底不行了，只能在地上爬。母亲在他六岁那年走了，突发脑溢血，一句话没留下。父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妹妹，日子过得稀里哗啦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是常事。妹妹比他小两岁，从记事起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蹲在灶台前面够不着锅，踩着板凳炒菜，炒出来的菜半生不熟，爷仨照样吃得干干净净。
在河南农村那十几年，龚忠诚基本上没出过村子。村里的土路他爬不了太远，手指头抠进泥里，指甲缝全是黑的，冬天手背冻出一道一道的血口子。他最远爬到过村口的麦场上，趴在那里看别的小孩放风筝，风筝飞得那么高，他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也舍不得低下来。
上学他只上了三年。村里的小学离家三里地，父亲每天早上背他去，中午接回来，下午再背去，傍晚再接回来。三年级那年冬天，父亲摔了一跤，腰扭伤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龚忠诚没去上学，天天趴在窗户上往学校的方向看。雪下得很大，什么都看不见。等父亲好了，他已经跟不上课了，干脆就不上了。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他后不后悔没多读几年书。他说不后悔，读了也没用，又不能考大学。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旁边书架上那几本破烂的课本，那是他妹妹的，他没事就翻翻，上面的字他基本都认识。
十四岁那年，父亲做了一个决定。
他卖了家里的三亩地，揣着卖地的钱，带龚忠诚去了广州。妹妹留在老家，寄养在姑姑那里。父亲的打算很简单：老家那地方没活路，广州是大城市，总能有口饭吃，再不济捡破烂也比在老家种地强。
到了广州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父子俩在白云区新市墟那边租了一个单间，两百块一个月，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墙壁上长满了霉斑，夏天进去跟蒸桑拿似的。父亲出去找活干，建筑工地、货运站、菜市场，哪里要人就去哪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赚的刚够父子俩吃饭交房租。龚忠诚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从床到门口，再从门口到床。房东养了条土狗，经常跑到他门口趴着，算是他唯一的伴。
他想出去。但怎么出去呢？广州的街道不是河南农村的土路，到处是人，到处是车，到处是台阶。他开始用手撑着地面往外爬。一开始只爬到巷口，后来爬到街上，再后来爬到了公交站台附近。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乞讨。他只是觉得在外面待着，比窝在那间发霉的屋子里强。有一天，一个路人往他面前扔了两块钱。他看着那两块钱，愣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把钱交给父亲，父亲拿着钱，半天没说话。第二天，父亲给他找了一块木板，四个角钉上小轮子，做成一个简易的平板车。龚忠诚趴在板车上，用手撑着地面往前走，这样比直接在地上爬省力多了。父亲还给他在板车上垫了块海绵，怕他硌得疼。
从那天起，他开始上街乞讨。其实父亲一开始是反对的，但龚忠诚跟他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能讨到一块是一块，妹妹在老家上学得花钱，姑姑也不能白养着。父亲沉默了很久，没再说什么。
乞讨的日子，他过了六年。
六年里，他几乎把广州白云区、越秀区的大街小巷都爬遍了。他最常去的是站南路、华乐路那一带，那里人流量大，而且有个邮局门口的空地，地势平坦，方便他趴着。他每天早上七八点出门，趴在那块破海绵垫上，面前放一个不锈钢碗，从早上趴到天黑，中间吃一个馒头对付一顿，有时候馒头都没有，就喝水扛着。
好心人不少。附近几家快餐店的老板都认识他，隔三差五给他送饭，饭盒里总是多放几块肉。有个卖水果的大姐，每次看到他都会塞几个橘子过来。还有个退休的老教师，路过的时候经常蹲下来跟他说说话，问他多大年纪了，读过几年书，有时候还考他认字。他认识的字比老教师想象的多，老教师很高兴，有一次给他带了一本新华字典，让他没事多看看。那本字典他一直留着，后来开凉茶店的时候就放在柜台下面，没事还翻翻。
恶意也不少。有些路人经过的时候会踢他的碗，硬币撒一地；有些小孩朝他扔石子，家长在旁边看着不拦；有些同行看他不顺眼，觉得他一个残疾小孩比他们讨得多，就会在没人的时候过来找他麻烦。有一次他在解放北路那边，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二话不说把他碗里的钱全抓走了。他看着那个男人的背影，什么都没说。这种事儿碰多了，就不想说了。他只是把碗扶正，继续趴在那里等下一个路人经过。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影子从左边移到右边，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他讨来的每一分钱都交给父亲。父子俩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大部分寄回了老家，供妹妹读书。妹妹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后来考上了县里的中学，又考上了郑州的一所大专，学的是会计。龚忠诚每次说起妹妹，脸上的表情就会松下来，语气里带着点骄傲，虽然他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那天广州的天气很闷。龚忠诚趴在一家小饭馆门口，里面电视机开着，新闻频道正在播地震的消息。他看到画面里倒塌的楼房、满脸是血的幸存者、哭喊的孩子，手里的馒头突然咽不下去了。
他把碗里那天的收获数了数，硬币纸币加起来大概四十多块。他趴在地上想了一会儿，然后撑着地面，往华乐街的方向挪过去。华乐街那边有个赈灾募捐点，他前几天路过的时候看到过，一个红色的募捐箱摆在桌子上，上面写着“抗震救灾”四个大字。他到了之后，志愿者看到有个小孩趴在地上，下意识过来想给他钱。龚忠诚摆了摆手，指着募捐箱说，我要捐钱，能不能放下来。
志愿者愣住了。
后面的情形很多人都知道了。他把自己那个生了锈的不锈钢碗拿过来，把里面的钱全倒进了募捐箱。志愿者劝他留一点，他说不用，还能讨到。然后他撑着地面，一点一点地离开了。之后的几天，他又去了三次，每次都是把当天讨的钱全捐了，四次加起来，整整185块钱。
那张照片后来传遍了全网。照片里他趴在地上，面前是一个募捐箱，周围站了一圈人，表情各异，有人拿着相机在拍，有人捂着嘴。他的身影很低，比所有站着的人都低，低到地面上了。
其实对他来说，185块钱是什么概念呢？那是他半个月的生活费。是妹妹一个学期的文具钱。是父亲一双穿了两年、鞋底都磨穿了的解放鞋。更是他趴在街头晒了多少个小时的太阳、挨了多少个白眼才攒下来的。但他全捐了，毫不犹豫。
为什么捐？因为他觉得那画面里的人，比他更需要这些钱。他从六岁开始就接受陌生人的善意，现在有人比他还惨，他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就这么简单。
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很快。志愿者满城找他，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他被找到了。无数人想要帮助他。慈善总会送来轮椅，好心人送来衣物食品，企业家送来凉茶铺的经营权。他从一个街头乞讨的残疾少年，变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凉茶铺他经营了三年。三年里他学会了煮凉茶、收银、跟顾客打交道。他做得很认真，每天第一个到店、最后一个走，把柜台擦得锃亮，凉茶严格按照配方煮，从不偷工减料。周围的街坊都认识他，来买凉茶的人络绎不绝。
但三年到期后，他没有续约。
很多人不理解。白给的铺子，稳赚不赔的买卖，为啥不要了？他说，那不是我的本事。
他拿了三年攒下的钱，去学了手机维修。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人，要学电路图、学焊接、学主板维修，难度可想而知。培训班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每天坐公交去，来回一个多小时，他从来不迟到。别人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别人聊天的时候他还在练习。
半年后他拿到了培训班的结业证书，开始到处找活干。前后换了好几家店，从小工做起，一个月拿一千多块钱。被坑过，被赶过，被顾客骂过——有人拿修过的手机来找茬，明明是自己摔坏的非说是他修坏的。这些事他都遇到过，跟他当年讨饭时遇到的那些没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换了个场景。
但他熬过来了，手艺也越来越好。后来攒够了本钱，终于开了属于自己的铺子。虽然只有七八平，但那是他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柜台、设备、配件，全是他自己掏的钱，没要别人一分。从河南农村爬到广州街头，从街头爬到募捐箱前，从募捐箱爬到凉茶铺里，从凉茶铺爬到手机维修台后面。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真正站起来过，但他的生活，是一寸一寸爬出来的。
隔壁奶茶店那个湖南姑娘没走。在他最难的时候没走，在他开店亏本的时候没走，在他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候也没走。2018年秋天，龚忠诚和王丽领了证，婚礼办得很小，就在出租屋里摆了两桌，请了几个老朋友和当年帮过他的志愿者。没有婚纱，没有仪式，就是大家一起吃了顿饭。
那天龚忠诚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深蓝色的，袖口的扣子他扣了好几次才扣上。王丽穿了件红色连衣裙，脚上是一双平底鞋，站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两个人都不太会说话，笑了一晚上。
婚后的日子跟婚前没什么两样。王丽辞了奶茶店的工作，跟着龚忠诚一起经营手机维修铺。她学东西快，龚忠诚教了她几个月，她就能独立换屏幕、换电池了。夫妻俩一个负责技术活，一个负责接待顾客，配合得越来越默契。铺子还是那间七八平的铺子，生意却渐渐好了起来，每个月能赚七八千块，加上王丽偶尔接一些微商的小生意，两个人的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也不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
龚忠诚还加入了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当年他在街头讨饭的时候，受过太多人的帮助，他一直记着。现在自己有能力了，就想回报一点。他参加过的志愿活动不少——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去特殊学校陪残疾孩子做手工，去社区给孤寡老人送物资。他的轮椅开到哪里，就把善意带到哪里。
每年夏天，他还会在铺子门口摆一桶凉茶，免费的，谁来都能喝。环卫工、外卖员、流浪汉，路过的时候都会接一杯。那凉茶的配方，还是当年在凉茶铺学的那一套，夏枯草、金银花、甘草，清热解暑，煮出来苦中带甜。
有人问他，你为啥要免费给别人喝凉茶。他说，当年我讨饭的时候，天热得受不了，有个卖凉茶的阿婆免费给过我三杯。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拧着一颗螺丝，头都没抬。
今年他三十多岁。头发比以前少了些，脸上也多了褶子。常年用手撑着走路，他的肩膀比一般人宽，胳膊上全是肌肉，手劲大得离谱，拧螺丝从来不用电动螺丝刀，手指一使劲就进去了。他的手背上有厚厚的茧子，掌心也有，摸起来跟砂纸一样。那双手修过几千台手机，拧过几万颗螺丝，握过扳手拿过烙铁。最早的时候，那双手是用来爬路的。
从河南到广州，一千多公里，火车跑十几个小时，飞机飞两个小时，开车走高速也要一整天。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寸一寸地爬完了。他没有腿，但他走过的路，比很多有腿的人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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