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春，北平的槐花开得正盛。梁宗岱站在北大红楼前的台阶上，手里握着刚出版的《诗与真》，意气风发。胡适逢人便说：“此子天才，中西贯通，百年不遇。”那时的他，确实配得上所有赞誉——十六岁便以“诗杰”名震文坛，精通英法德意多国语言，将瓦莱里、里尔克的诗魂引入中国，译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至今无人超越。
可天才的光环之下，是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心。
新婚那夜，红烛高烧，他却当着新娘何氏的面，将婚书撕得粉碎。“这不是我要的婚姻。”他扔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留下那个裹着小脚的乡下女子，守着空荡荡的洞房，哭了一整夜。后来何氏寻死觅活，闹到法院，最终只换来一纸薄薄的离婚书。
1934年，他在日本遇见沉樱。这个毕业于复旦的才女，为他放弃了如日中天的写作事业，甘愿洗手作羹汤。战火纷飞时，她抱着襁褓中的孩子，跟着他辗转重庆、香港，颠沛流离却毫无怨言。她以为，用尽全力的付出能拴住这颗浪子心。
然而1941年的某个黄昏，梁宗恒推开门，看见一个穿旗袍的粤剧花旦正坐在沉樱的梳妆台前。甘少苏，百戏团的头牌，眼波流转间便让他忘了家中妻儿。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他竟在广西百色与甘少苏公然同居，随后登报结婚。消息传到沉樱耳中时，她正在给三岁的女儿喂粥，手一抖，青花瓷碗摔得粉碎。
“我带着孩子走。”她只说了这一句，便收拾行囊去了台湾。此后的四十年，她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独自抚养三个子女，再未嫁人。每当夜深人静，她会在灯下翻看当年他写给自己的情书，字迹依旧清隽，墨香犹在，只是写信的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在京都樱花树下为她念诗的青年。
晚年的梁宗岱，定居在广州一栋老洋房里。书架上摆满自己的著作，墙上挂着与罗曼·罗兰的合影，奖杯蒙了灰也无人擦拭。他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写信，字字恳切：“吾儿，父亲老矣，唯愿见你一面。”回信只有八个字：“永生不再相见”——那是沉樱教孩子们说的。
1983年冬，八十岁的梁宗岱独自躺在病床上。窗外飘着细雪，护工请假回乡，床头柜上放着一碗早已凉透的白粥。他忽然想起十八岁那年，在法国邮轮上，海风灌满白衬衫，他对着蔚蓝的大西洋发誓要成为最伟大的诗人。那时他以为，才华可以弥补一切亏欠。
弥留之际，他反复念叨着沉樱的名字，可病房的门始终没有被人推开。护士进来换吊瓶时，发现老人枕边湿了一大片——不知是泪，还是窗外飘进的雪花。
半生风月，终究化作一捧孤寂的灰。这个把《浮士德》译得荡气回肠的天才，至死没能译懂两个字：珍惜。人生这出戏，开场再华丽，若负了真心，谢幕时也只剩空荡荡的掌声。因果轮回从不落空——你怎样对待别人的深情，命运终将怎样对待你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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