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投降那天，全日本的日本兵都哭天抢地，不少人直接跪在街头痛哭流涕，可偏有一支部队例外。
他们不仅没半点悲伤，反而个个面色红润精神头十足，第二天一早就扛着一堆战争纪念品，跑到美军营地门口摆摊叫卖。
这支部队，就是被日本人自己骂了几十年窝囊的大阪第四师团。
你说好好一支老牌甲种师团，怎么就活成了这副样子？他们身上到底有多少奇葩事？
大阪第四师团的前身是1888年组建的大阪镇台，是日本陆军最早的六大元老常备师团之一，论出身比很多后来的部队光鲜得多，二战前更是早已升格为装备最精良的甲种师团，纸面实力和当时号称最强的熊本师团比也不落下风，可偏偏从成军开始，就带着一股和整个日本陆军格格不入的气质。
这股气质其实根源就在大阪，当时的大阪不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却是全日本数一数二的商业重镇，明治维新之后靠港口和工业早早发了家，当地人从小到大想的都是怎么赚钱，哪信什么为天皇玉碎那套。
和那些从乡下农业区招上来、从小被武士道洗了脑的士兵不一样，大阪兵从入伍第一天就把“惜命”两个字写在了脑门上，与其说他们是军人，不如说他们是被迫来服兵役的生意人，干什么都先算一笔性价比，不占便宜就是吃亏，这就是他们挂在嘴边的行为准则。
1939年诺门坎战役打起来，关东军急调部队增援。
仙台师团接令就走。
四天就赶到战场，转头就扑进了苏军阵地。
轮到大阪第四师团，足足等了一周，连影子都没见着。
战区指挥部气得摔了电报，赶紧派飞机去后方催，结果去的人一看差点气晕，大半个师团的士兵都躺在后方医务室里，一个个喊着头疼脚痛跑不动路，连师团长都帮着说话，说要给大家挨个检查身体，不能带病上阵。
后来关东军高层震怒，直接命令各个联队长亲自去医务室站岗，逼着这些病号“康复”出发，结果呢，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四天，大阪师团足足磨了八天，一路要么走错路要么掉队，走两步歇三步，还说这叫谨慎前进。
等他们慢悠悠赶到战场，苏联人早就把仗打完了，日本已经宣布停战。
结果你猜怎么着？大阪师团全程没放一枪没折一兵，平白无故拿了一个参战功劳，日本宣传部门一开始还把他们写成“无敌皇军”登在《朝日新闻》头版，后来关东军的宣传官实在看不下去，改成了“无伤皇军”，明晃晃的讽刺，其他部队的官兵私下都骂，他们连枪都没擦，也好意思当英雄？
而这种避战的事，不止发生一次。
1938年徐州会战，李宗仁带着国军主力从日军包围网里突围，走到一半发现撤退路上居然趴着一支日军部队，李宗仁当时心都沉了，以为撞进了口袋阵，赶紧下令转进山里，准备熬一夜再找机会。
可等了整整一夜，对面连个动静都没有。
他赶紧派侦察兵去摸情况，侦察兵回来一说，所有人都傻了：那支日军正围着锅做饭，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连个岗哨都没派，根本没打算打仗。
李宗仁将信将疑，试着让大部队从他们眼皮底下走，结果真的全程没人开枪，双方就远远对个眼，人家愣是没动。
这支放水的部队，就是大阪第四师团。
后来他们回去被上司质问，居然理直气壮说，我们没接到要拦截中国军队的命令，当然不能乱打。
这话把当时的十一军司令官气得差点当场吐血，转头就把大阪师团调到后勤去了，再也不敢让他们当主力。
可大阪师团根本不在乎，临走还给友军留话“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就是保重身体，那架势，哪像去打仗的军人，分明是下班告辞的店员。
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阿南惟几”把大阪师团列为进攻主力，结果队伍刚开到长沙外围，天上突然出了日全食，天一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对信奉神道的日本人来说，日全食就是天照大神发怒，是大大的不祥，这下刚好给了大阪兵理由，直接转头就撤了。
督战的司令部催了一遍又一遍，人家就是不动，连夜收拾物资说要回后方整修，活脱脱提前下班的样子，对面等着打的中国军队都看懵了，等反应过来派人去追，早就没影了。
后来大阪师团被调到上海驻防，这下可如鱼得水了，直接干回了老本行——经商。
十里洋场刚好合了大阪兵的胃口，他们随便搭个摊子就开门做生意，日军的药品、罐头、棉衣，甚至连枪支弹药都卖，只要价钱合适，什么都能通融。
甚至还有记载，当时我方的敌后武装，都能通过中间人从大阪兵手里换到急需的物资。
他们内部还定了三条规矩：不参与无谓牺牲，不参与不合理战斗，不追击穷途末路之敌。
说白了就是，赔本的买卖咱不干，绝不为了天皇的虚名白白送命。
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别的侵略师团死伤大半，活下来的也大多失了魂，哭哭啼啼等着被清算，只有大阪师团，个个油光水满面红润，攒了一堆战利品等着卖，转头就去美军门口摆摊，因为配合态度好，还成了第一批被遣返回国的日军。
美军给他们的评价居然是“爱好和平”，说这支部队没那么多好战性子。
可话说回来，不管他们多么“奇葩”多么“厌战”，他们本质上就是踏上中国土地的侵略者，他们避战不代表他们没有犯下侵略罪行，这一身轻松的背后，是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千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这点永远不能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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