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十几辆黑色轿车堵得严严实实，连只猫都钻不过去。
我拉着胡茹雪的手，感觉到她手心全是冷汗，整个人在发抖。
我还以为是吓的，赶紧拍了拍她的手背，说：“别怕，有叔在。”
可她没看我，眼睛死死盯着最前面那辆车。
车门开了。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下来，眼眶通红，直直地朝我俩走过来。
我爸从人群里挤出来，拐杖都顾不上拄稳，一把把我拽到身后，压低声音，那语调我从来没听过：“保国，她是你惹不起的人。”
我扭头看胡茹雪。
她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
然后她开口了。
八年了，工地哑巴寡妇胡茹雪，第一次张嘴说了话：“爸……”
一声“爸”，把我脑子炸成了一团浆糊。
01
八年前那场雨，下得邪乎。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下午还出着大太阳，傍晚忽然就乌云压顶。我扛着最后一袋水泥往仓库走，豆大的雨点子砸下来，噼里啪啦跟砸石头似的。
我把水泥码好，拿了块塑料布顶在头上，往宿舍跑。
工地宿舍在巷子最里头，一排老旧的板房。我走到巷口的时候，听见里头有动静。
呜呜咽咽的，像是有人捂住了嘴在哭。
我停下脚步，侧着耳朵听。
声音是从巷子中间那段传来的，夹在雨声里，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我紧了紧手里的铁锹——那是刚才搬水泥顺手拿的——放轻脚步往里走。
雨太大了，视线模糊得厉害。
走到第三根电线杆附近，我看见三个人影。
三个大男人，围着一个人。
被围的那个靠在墙上，缩成一团，嘴里塞着什么东西，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雨水把她全身浇透了，头发贴在脸上，看不清模样。
我心一横，举起铁锹，吼了一嗓子：“干啥呢！”
那三人吓了一跳，转过头来。
领头的是个剃板寸的中年男人，脖子上挂条金链子，冲我龇牙：“老东西，少管闲事。”
我说：“你们不走，我就喊人了。工地上百来号人，够你们喝一壶的。”
我说这话的时候，铁锹举得高高的，其实腿肚子在抖。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头子，真打起来，不够他们一拳的。
但那三人被我唬住了。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骂骂咧咧地走了。金链子临走前撂下一句话：“多管闲事，有你后悔的时候。”
等他们走远了，我才放下铁锹，走过去。
靠在墙上的女人一下子瘫在地上。
我蹲下身子，把她嘴里的东西扯出来——是一团破布。她大口大口喘气，雨水灌进嘴里，呛得直咳嗽。
我问她：“姑娘，你没事吧？”
她抬起头。
那是一张很年轻的脸，最多二十七八岁。雨太大，看不清具体长相，但那双眼睛特别亮，直勾勾地看着我，像要把我看穿一样。
她张了张嘴，没出声。
我看她浑身发抖，赶紧把塑料布披在她身上，说：“先跟我回宿舍，换身干衣裳。”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带她回了宿舍。那是工地给我安排的单间，十来个平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煤气灶，东西堆得满满当当。
我翻出一件干净的工装外套递给她，说：“你先换上，我去给你弄碗姜汤。”
等我端着姜汤回来，她已经换好了衣服，坐在床沿上。衣服太大了，她整个人缩在里面，显得特别瘦小。
我把姜汤递给她，她接过去，喝了一口。
然后她抬起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跪在地上，冲我磕了三个头。
我赶紧把她扶起来，问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怎么被那些人盯上了。
她不说话。
我问了好几遍，她就是不开口。我以为她是吓着了，也没在意。直到我看见她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纸。
她把纸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和一张医院证明。
身份证上的名字叫胡茹雪，二十八岁，外省的。医院证明上写的是——先天性声带损伤，完全丧失语言能力。
她是个哑巴。
我叹了口气，指了指宿舍里的另一张折叠床，说：“今晚你先住这儿，明天我送你去派出所。”
她使劲摇头，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行字：“求求您，别送我去派出所。我是逃出来的。我男人死了，婆家逼我改嫁，我不愿意。他们把我关起来，我是偷跑出来的。”
字写得不好看，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心里头不是滋味。
我问她：“你打算怎么办？”
她又写：“您能收留我吗？我会做饭会洗衣服，不白吃您的。”
我犹豫了。
我一个单身老头子，收留一个年轻女人，说出去像什么话？可看她那样子，真要赶出去，今晚指不定被那些人抓回去。
我想了想，说：“这样，你先住几天，等风声过了，我帮你找个正经活干。”
她使劲点头，眼泪又掉下来了。
那一晚，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雨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响了一整夜。
我听见隔壁床上，她也在翻身。
天快亮的时候，雨停了。我迷迷糊糊要睡着，听见一声很轻的叹息。
我睁开眼，窗外天蒙蒙亮。
她背对着我，蜷缩成一团，肩膀在微微颤抖。
我闭上眼，心里头那点不安，渐渐散了。
02
第二天，包工头郭子明来找我。
他看见胡茹雪在厨房忙活，愣了一下，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老吴，这是谁？”
我说：“昨晚巷子里救的，没地方去，先住两天。”
郭子明皱了皱眉：“昨晚那三个小混混我认识，是城东‘黑子’的手下。黑子那家伙专门干拐骗女人的勾当，咱们惹不起。”
我说：“人都救了，总不能撵出去。”
郭子明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心太软。行吧，让她住着，但别惹麻烦。”
胡茹雪在工地待了三天。
三天里，她几乎不说话——不，她本来就说不了话——但她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白吃白住。
天不亮就起来，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又把我的脏衣服全洗了。
中午给工友们烧水送饭，手脚麻利得很。
工友们都觉得稀奇，凑过来打听她是哪来的。
我摆摆手，说：“亲戚家的闺女，来城里找工作，暂时住几天。”
胡茹雪低着头，不说话。
她那张身份证复印件我收好了，但我始终觉得不踏实。一个年轻女人，大老远跑出来，身上就带了几张纸和几件破衣服，怎么想都不对劲。
第四天，我收了工回宿舍，看见胡茹雪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团线，在织毛衣。
她抬头看见我，笑了笑，把毛衣递过来。
我一看，那是一件男式的毛衣，灰色的线，织得很密实，一看就是用了心的。
我说：“这是给我织的？”
她点点头，比划了一个“穿”的手势。
我心里头一热。
多少年了，没人给我织过毛衣。
我老婆活着的时候，每年冬天都给我织。她走了以后，我就再没穿过手工织的毛衣。
我接过毛衣，摸了摸，针脚很细，线捻得很匀。
“这活儿做得真细。”我说。
她又笑了笑，低下头继续织。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上，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了个煤炉子，炉子上煮着粥。
她织毛衣，我看着她织。
屋里头安安静静的，只有粥咕嘟咕嘟冒泡的声音。
我开始觉得，有个人陪着，也挺好。
日子就这么过了半个月。
胡茹雪慢慢融进了工地的生活。她虽然不能说话，但用笔写字跟人沟通，倒也便利。她写的字越来越溜，有时候还会跟我开些小玩笑。
工友们也都习惯了她的存在。偶尔有人开玩笑说“老吴捡了个宝”，我嘴上骂他们胡咧咧，心里头却有点得意。
可我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
那三个混混没再出现，但我不信他们会这么善罢甘休。
还有胡茹雪的身世——她说自己是寡妇，被婆家逼婚才逃出来的。
可她的身份证是外省的，离我们这儿好几百公里。
一个哑巴女人，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
路上怎么活下来的？
这些疑问像根刺，扎在我心里头。
但我没问。
有些事，人家不愿意说，问了也是白问。
我想着，等她安顿好了，想去哪就去哪，我总不好一直留着她。
可胡茹雪好像没打算走。
她有几次用笔写下：“叔，您嫌我烦吗？”我说不嫌。她又写：“那我多住些日子，行吗？”我说行。
她每得到一次肯定的答复，就笑得很灿烂。
那笑容，让我想起我闺女。
我闺女要是活着，也该有她这么大了。
03
第二年开春，我儿子吴磊来看我了。
吴磊在县城一家工厂打工，平时忙得很，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回。那天他突然来了，还带着媳妇李玉静。
我给胡茹雪使了个眼色，让她先去厨房待着。可李玉静眼睛尖，一进门就看见屋里多了双女人的鞋。
“爸，家里来人了？”李玉静问。
我说：“没有，就我一个。”
李玉静不信，在屋里转了一圈，看见厨房里探出半个脑袋的胡茹雪，脸一下子拉了下来。
“这谁？”她指着胡茹雪，声音都变了调。
我说：“是……是我救的一个姑娘，暂时住这儿。”
“救的姑娘？住这儿？住你这儿？”李玉静眼睛瞪得溜圆，“爸，你都六十多了，还干这种事！”
我让她别瞎说，把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可她不信，反而越说越难听。
“你一个老头子，收留一个年轻女人，说出去不怕人笑话？你让吴磊怎么做人？让家里孙子怎么抬头？”
胡茹雪低着头，站在厨房门口，一动不动。
我急了，嗓门也大起来：“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救人怎么了？碍着谁了？你嘴巴放干净点！”
李玉静被我吼得一愣，往后退了一步，看了看吴磊。
吴磊站在门口，一直没说话。见我发火了，才开口：“爸，妈的意思也对——她是怕你被人骗了。”
“骗我？我一个老家伙，要啥没啥，有啥好骗的？”我说。
李玉静还想说什么，吴磊拉了拉她的袖子，她才闭上嘴。
李玉静转身出门，临走前回头看了胡茹雪一眼，那眼神，跟刀子似的。
他们走之后，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胡茹雪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叔，我让您为难了。”
我接过纸，看了一眼，说：“没事，你别往心里去。”
她又写：“要不我走吧。”
“走？你能走到哪去？”我说，“安心住着，我儿子那边我来应付。”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
那天晚上，她给我煮了碗面条，里面卧了两个荷包蛋，还切了几片牛肉。我知道，那是她上个月帮人做零工挣的钱买的。
我吃着面条，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
第二天一早，我去工地干活，胡茹雪照常收拾屋子。可我总觉得，她今天干活有点心不在焉。
中午我回去吃饭，发现她不在。
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她真走了。屋里转了转，发现她随身带的那几件衣服还在，才松了口气。
傍晚，她回来了。
她手里拎着几个塑料袋，里面装着新的床单、枕套，还有一双布鞋，尺码跟我脚上那双一样。
她把东西递给我，笑着比划了几下手势。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去买东西了，顺便给我买了双鞋。
我穿着那新鞋，踩了踩，刚好合脚。
我闺女还在的时候，也给我买过鞋。那双鞋我一直没舍得扔，放在柜子里存着。
我看着胡茹雪，心里头那些想说的话，最后只化成一句：“辛苦你了。”
她摇摇头，笑着进了厨房。
04
第三年的冬天，我腰伤犯了。
年纪大了，身子骨不中用，搬水泥的时候使岔了劲，腰椎疼得直不起来。我硬撑着干完活，回到宿舍就躺下了。
胡茹雪看我疼得脸色发白，急得团团转。她翻箱倒柜找出药酒，给我揉腰。她手上力气不大，但揉得很仔细，一下一下的。
我躺在床上，疼得龇牙咧嘴，心里头却暖烘烘的。
第二天，她非要拉我去医院。
我说没事，躺两天就好了。她不听，扶着我的胳膊，架着我往外走。
工友看见了，也来帮忙。郭子明开车送我去了县医院。
挂号、检查、拿药，胡茹雪跑前跑后，脚不沾地。她不能说话，就用笔写，跟医生沟通。医生看了她的字，问她：“你是他什么人？”
她写：“女儿。”
我躺在床上，看着那两个字，鼻子一酸。
检查结果出来了，腰间盘突出，不算严重，但得住院休养几天。我住进了病房，胡茹雪守在床边，一步都不肯离开。
到了交住院费的时候，我正翻口袋找钱呢，胡茹雪突然打开她随身带的小包，从衣服夹层里掏出一叠钱。
我愣住了。
那叠钱少说有三万块，全是百元大钞。
“你哪来这么多钱？”我愣住了。
她低下头，在纸上写了两个字：“攒的。”
攒的？她能攒三万？我认识她三年，她帮工地做饭、打杂，一个月也就几百块的零花钱。她怎么可能攒下三万块？
我心里起了疑，但当着她的面没说什么。
住进医院的第三天傍晚，一个男人来探病。
大概四十来岁，穿得干干净净，戴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推门进来，看见胡茹雪，微微点了点头。
胡茹雪看见他，脸色一下子变了，赶紧把我拉到一边，比划了几个手势。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那个男人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说：“吴叔，我是茹雪的表哥，听说您住院了，来看看您。”
他说话的语气很客气，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茹雪的表哥？我怎么没听她提起过？”我说。
“我是她远房的，平时不走动。”男人笑了笑，把信封塞到我手里，“一点心意，您收着。”
我推辞了几下，还是收了。
男人坐了几分钟就走了。等他走了，我拿起信封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三千块钱。
我盯着那叠钱，心里头的疑云越来越重。
胡茹雪走过来，把信封从我手里轻轻抽走，塞回我枕头底下。
她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却有点不自然。
我问她：“那人真是你表哥？”
她点了点头，眼神却躲闪了一下。
我没再追问。但我心里清楚，她有事瞒着我。
那个人，绝不是她表哥那么简单。
05
日子一天天地过，转眼八年了。
我六十五岁进的工地，今年都七十三了。腰腿越来越不行，工地上也干不动了。郭子明照顾我，让我改看仓库，活儿轻省些。
胡茹雪还是跟着我。八年了，她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变成了三十多岁的大姐。发际线有点后移了，笑起来眼角也有了细纹。
工地上换了三拨人，但谁都知道，老吴身边有个“哑巴姑娘”。没人再打听她的来历，好像她生来就该在那里。
这八年里，我悄悄留意着一些事。
工地宿舍隔三差五会多出一些东西。
有时候是一袋米、一桶油，有时候是几件新衣服、一双鞋。
我问胡茹雪哪来的，她拿笔写：“买的。”可我知道，她一个月那点零花钱，舍不得买这些。
有一回，村里有户人家失火，胡茹雪二话不说掏了五千块钱送去。我瞪着那笔钱，问她到底哪来的，她在纸上写了四个字：“攒的够用。”
我问不下去了。
可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今年春天，我爸吴永寿过八十大寿。
老人家住在乡下，身体还算硬朗，就是总念叨我，让我回去看看。
我寻思着这些年也没好好陪他过个寿，就打算回去一趟。
我跟胡茹雪说：“茹雪，跟我回趟老家，见见我爹。”
她愣了一下，然后使劲摇了摇头。
我有些意外。这些年她去哪儿都跟着我，怎么一提回老家，她反应这么大？我问她为什么不去，她比划了半天，最后在纸上写：“我留下来看家。”
我说：“家有什么好看的，工地上这些东西，谁稀罕？”
她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看着她，心里头那股不安又冒出来了。她越是不愿意去，我就越想带她去。我怕她一个人在工地上出事。
“就这么定了，”我说，“后天走，你收拾收拾。”
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头有点慌。
那两天，她整个人都不对劲。干活丢三落四，吃饭也心不在焉。有几次她站在窗边往外望，像是在等什么人。
走的那天早上，我收拾好行李，喊她动身。
她磨磨蹭蹭的，一会儿说自己肚子疼，一会儿又说手扭了。我看她那样，心里急了：“茹雪，你到底咋了？”
“你不想去，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说。
她低下头，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那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叔，村口有车。”
“有车怕啥？”我没当回事，“走吧。”
我拉着她出了门。
一路上她死死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大巴车开了三个小时，到了镇上，又换了小面包车，颠簸了四十分钟，到了村口。
八月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
我老远就看见村口黑压压一片。
十几辆黑色轿车，停了整整一条路，排得比村里办丧事还整齐。
“这是谁家来人了？”我嘀咕了一句，没当回事。
可胡茹雪的反应不对了。
她整个人僵住了，浑身开始发抖，抖得跟筛糠似的。她的手死死掐着我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了肉里。
“茹雪？你咋了？”我吓坏了。
她没看我，眼睛死死地盯着最前面那辆轿车。
一个男人走下车。
他大概五十多岁，穿一套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从车里一出来，眼眶就红了，直勾勾地盯着胡茹雪。
“雪儿……”他的声音哽咽。
我还没反应过来，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保国！”
是我爸的声音。
吴永寿拄着拐杖，从人群里挤出来，他看见那个男人，脸色一下子变了，变得惨白惨白的。
他冲到我面前，一把把我拽到身后，压低声音，急促地说：“保国，她是你惹不起的人。”
胡茹雪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像在哭。
“雪儿，”那个男人慢慢走过来，声音在发抖，“爸找了你整整八年啊……”
然后，我听见胡茹雪说话了。
八年了，我第一次听见她说话。
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的铁皮，带着哭腔。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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