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走的那天，殡仪馆的冷柜温度设在零下十五度。工作人员拉开抽屉时，我瞥见他眼睫毛上凝着细碎的冰晶，像撒了一把盐。五年前医生说他血糖值28.7时，他正坐在县医院走廊啃老婆饼，掉下来的酥皮沾满蓝色病号服前襟。那时我们都以为糖尿病不过是“甜的病”，少喝几口粥就能糊弄过去。

现在想来，那些甜蜜的警示早就在暗处发芽了。三年前他开始频繁起夜，凌晨三点总听见卫生间传来“哗啦”的水声，像河床在缓慢溃堤。二婶把整个厨房的糖罐换成木糖醇时，大伯蹲在灶台边数豌豆：“七十五颗，刚好一两。”他总用这种笨拙的方式对抗医嘱，仿佛数字能砌成堤坝，拦住血管里暗涌的糖浆。

去年秋天他的脚开始溃烂。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正把溃烂的脚趾泡在医用酒精里，皮肉像融化的蜡烛边缘泛着白。“医生说可能要截肢，”他笑着晃了晃脚，“到时候把木头拐杖削成甘蔗形状，吓唬隔壁老张头。”我低头看见他床头的血糖仪，屏幕上的数字在黑夜中闪着幽蓝的光——像个溺水的萤火虫。

抢救那晚，二婶在重症监护室外翻出他的病历本。第五十七页夹着张肯德基优惠券，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今天偷吃蛋挞，血糖12.6。别告诉老太婆。”字迹潦草得像是怕被谁看见。我们忽然想起他最后清醒时说的话，不是关于药量或遗嘱，而是盯着天花板嘟囔：“护士站的茉莉花该浇水了，花盆底下压着半包大白兔。”

遗体告别时，我往他寿衣口袋塞了包无糖薄荷糖。金属包装在零下温度里发出细微的“咔哒”声，像打开了某个开关。窗外送葬的唢呐突然拔高，惊飞了梧桐树上最后一片叶子。那片枯叶旋转着落在急救通道的黄色网格线上，那里曾停放过无数个未能靠岸的清晨。

殡仪馆的登记表上，死亡原因写着“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但我知道真正带走大伯的，是那些他偷偷藏起来的糖，是太平间冷柜里依然在缓慢发酵的甜，是一个普通人用五年时间与身体达成的、最后也最脆弱的和解。二婶把剩下的胰岛素笔收进铁盒时，有一支还残留着大伯拇指的体温——那温度刚好让方糖在咖啡里慢慢融化，刚好让一个病人在血糖仪的警报声中，假装沉睡的午后，听见自己血管里的河流重新泛起甜蜜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