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两点，我一个人坐在老屋的堂屋里，手里攥着那封信。
信纸泛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老人写的。上面只有一行字：“你妈走那天的路线，是临时改的。”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眼睛都没眨过。
电话在这时候响了，是唐天磊。我没接。又响了，是刘正诚。我还是没接。
两天前我回到这个村子，告诉所有人我破产了，房子卖了，钱全赔光了。
大伯送了一只鸡过来，表舅拿了一箱牛奶，眼神里都是“我就知道你会有今天”的意思。
可这两个发小，到现在都没露面。
他们是在等什么？还是在怕什么？
窗外的风吹进来，老屋的木门吱呀一声响。我站起来，把信收进口袋。
明天，我得去找他们。
01
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
老屋的床板硬得硌人，被子有股霉味。我翻了个身，看着头顶的房梁发呆。
这房子是我爸妈留下的，二十多年没人住，破败得不成样子。窗户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啪啪响，院子里长满了杂草。
我爬起来，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的自己眼窝深陷，看起来确实像个破产的人。
两天前我从镇上坐三轮车回来的，车上还放着两个蛇皮袋，装的都是旧衣服。司机是邻村的，一路上都在打量我，到了村口就掏出手机打电话。
“老张，你猜我拉谁回来了？肖家那小子！就是去上海那个。看样子混得不咋样啊，瘦得跟猴似的。”
我假装没听见，拎着蛇皮袋往村里走。
村子还是老样子，青石板路坑坑洼洼，路边的老槐树歪歪扭扭。早上六点多，已经有人在门口刷牙了。
看见我，刷牙的动作都停了。
“这不是肖良吗？回来了？”说话的是张星宇，村里出了名的碎嘴子。
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他跟在后面追着问：“上海不好混啊？听说你开公司了，怎么回这穷地方了？”
我没回答。他自讨没趣，啐了一口，转身走了。
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快。
中午的时候，大伯王志国就来了。他今年七十二了，腰有点驼，但走路还是很有劲。手里拎着一只老母鸡，翅膀还在扑腾。
“回来也不说一声，我让你婶给你收拾间屋子。”他把鸡往地上一扔，“这鸡炖汤喝，补补。”
我接过鸡，说：“大伯，不用麻烦，我一个人住老屋就行。”
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身上扫了好几遍：“听说，你把上海的房子卖了？”
“卖了。”
“公司呢？”
“也不干了。”
他的眉头拧起来：“赔了多少？”
“全赔光了。”我说，“一分钱都没剩下。”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判断我话里的真假。
最后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太能折腾。当初让你在县城找个安稳工作你不听，非要去上海。现在好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没吭声。
他又说了几句，无非是些“认命吧”
“好好过日子”的话。临走的时候，他的眼神在我那个蛇皮袋上停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这个大伯，当年我父母出事后，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在他家住了六年，从十五岁到二十一岁。
那六年里，我睡的是杂物间，吃的是一家人剩下的饭菜。
他供我读书，但也只是供到高中毕业。我考上大学那年，他说没钱，让我自己去想办法。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坐在村口的石头上哭了一整夜。
后来我去县城工地搬砖，攒了半年的学费。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上海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一步步打了十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公司。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苦，但苦归苦，我从来没恨过大伯。
大概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有人愿意收留你，就已经算是恩情了。
下午，表舅王志强也来了。他在镇上开杂货铺，算是我们村消息最灵通的人。
他拎着一箱牛奶，笑嘻嘻地进了门：“良子，听说你回来了，表舅来看看你。”
我接过牛奶，说：“表舅太客气了。”
“应该的应该的。”他坐下，眼睛滴溜溜地转，“那个…你上海的房子，卖了多少钱？”
“没多少。”我说，“都拿来还债了。”
“还债？欠了多少？”
“不少。”
他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但嘴上还在说：“没事没事，咱村这地方，穷有穷的活法。你还有手有脚的，饿不死。”
我看出来他想走，但碍于面子还是坐了半个小时。走的时候他回头看我一眼，说：“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我知道这话是客气话。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老屋里，看着满屋子的灰尘和蛛网。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但又觉得解脱。
至少，我回来了。
关了灯，我躺在硬板床上，想着明天要做的事。口袋里的那封信硌得慌，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摸出信，借着月光又看了一遍。
“你妈走那天的路线，是临时改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妈那天为什么要改路线？是谁让她改的？
我父母出事那天，他们去镇上办事，回来的时候走的是后山那条路。那条路弯道多，坡陡，一辆大货车侧翻，直接压上了他们坐的面包车。
交警的结论是交通事故，货车司机疲劳驾驶，负全责。
我一直以为那就是一场意外。
直到一个月前，我收到这封信。
信的落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邮戳，是从我们县寄出来的。我不知道是谁寄的，也不知道寄信的人想告诉我什么。
但那句话，让我心里一直不安。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一片惨白。
我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
明天再说吧。
02
第二天一早，我起得比鸡还早。
洗了把脸，我站在院子里看了看天。秋天了，天高云淡，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决定先去镇上买点东西。老屋里什么都缺，连个暖水壶都没有。
走了半小时到镇上，镇子还是老样子，一条街从头走到尾不用十分钟。路两边摆满了摊子，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我先去了杂货铺，想买个暖水壶和锅碗瓢盆。
杂货铺就是表舅王志强开的。他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迎上来。
“良子，买啥？随便挑，表舅给你打折。”
我挑了几个碗、一个水壶、几双筷子，又在角落里拿了一口锅。
“就这些。”我说。
他算了一下，说：“一百二。”
我掏钱的时候，他的手在算盘上拨了两下，又看了看我，说：“算了算了，给一百吧，便宜点。”
我给了钱，拎着东西准备走。他喊住我：“良子，晚上去我家吃饭吧，你表舅妈做了红烧肉。”
“不用了表舅，我自己弄就行。”
“客气啥，晚上六点，记得来。”
我答应了一声，拎着东西走了。
走出杂货铺，我才注意到旁边巷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认识的，村里的闲汉，另一个不认识，看着面生。
那个闲汉看见我，眼睛一亮，走过来打招呼：“肖老板！还记得我吗？我是小陈啊，以前跟你一个高中的。”
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不是很熟。
“小陈啊，好久不见了。”我说。
“可不是嘛，听说你回来了，我还不信。”他凑过来，压低声音，“我听说你在上海赔光了，真的假的？”
“真的。”
“啧啧啧…”他摇摇头，“你这运气也太背了。不过没事，咱这地方虽然穷，但好歹是自己家。你放心，有啥事跟我说，我帮你。”
我点了点头，准备走。他拉住我的手：“哎，等会儿。你知不知道，你回来后村里都在传，说你还欠着外面很多钱。这是不是真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表现出来：“谁传的？”
“张星宇啊，他昨天在镇上到处跟人说，说你是躲债回来的。”小陈压低声音，“这事在村里都传开了，你可小心点。”
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把东西放好，坐在门槛上抽了根烟。
那些人传什么我不在乎，我本来就是回来装穷的。
只是没想到，这穷装得这么顺利。
下午，我去了村头的井边。那地方是村里的“信息集散地”，谁家出了什么事，三两下就传遍了。
果然，我刚到那，就看见几个妇女蹲在井边洗衣服。看见我，她们的声音立刻小了下去，但眼神还在偷偷瞄我。
我装作没看见，坐在井台的石头上晒太阳。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肖叔叔，有人让我给你的。”
我愣了一下，接过信。小女孩说完就跑走了。
信是普通的信封，没有署名。我拆开，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别去镇上了，有人在盯着你。”
我没有落款，字迹跟上一封信有点像，但不能确定。
我攥着纸条，心里一阵发紧。
盯着我？谁盯着我？
我把纸条收好，站起来往村里走。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唐天磊的老婆周雅文，她正骑着电动车从镇上回来。
看见我，她停下车，走下来。
“肖良。”她叫我，“你…你真的在上海那边…”
我没等她说完就点了点头。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没说。
“你晚上有空吗？”她问。
“有什么事吗？”
“天磊想见你。”她说，“他这两天一直在念叨你，说想跟你喝一杯。”
“行。”我说，“晚上我过去。”
她点点头，骑着电动车走了。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些感慨。
唐天磊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跟他，还有刘正诚，我们三个从穿开裆裤就一起混。
后来我去上海，唐天磊留在村里，进了镇上的一家加工厂。刘正诚在县城当老师，也不常回来。
我发达那几年，唐天磊妈生了一场大病，我借给他五万块钱。他后来还了，一分钱没欠。
刘正诚那时候也要结婚买房子，我借给他十万。他到现在还没还完，但我从来没催过。
仔细想想，这些年我在外面，跟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偶尔回来一趟，也就吃顿饭，喝场酒，然后各奔东西。
现在回来“装穷”，我最怕见的人就是他们两个。
我怕他们问我为什么回来，更怕他们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我该怎么回答？
难道说，我是来查我爸妈死因的吗？
晚上六点半，我去了唐天磊家。
他家住在村东头，一栋三间平房，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唐天磊正坐在院子的石桌边。桌上摆了几个菜，还有一瓶白酒。
看见我进来，他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来了啊。”他说。
“来了。”我说。
他指了指对面的凳子，示意我坐下。我坐下去的时候，他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封信，扔在我面前。
“这个，你看过了吗？”
我拿起信，拆开。信里只有一句话：“你妈出事那天，你爸在电话里跟人吵了一架。”
和上次那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
我看着唐天磊，说：“这是你给我的？”
他摇摇头：“是我妈收到的。她去镇上买菜，有人塞到她手里的。她拿回来给我，说觉得不对劲。”
“你妈呢？”
“回屋睡了。”他压低声音说，“良子，你跟我说实话，你在上海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一回来，就有人往你手里塞这些信？”
我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我不是回来装穷的。”我说，“我是回来查我爸妈的事情的。”
他的筷子啪一声掉在地上。
03
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
唐天磊捡起筷子，擦了擦，又放下来。
“你说什么？”他声音有些沙哑，“查你爸妈的事？他们不是车祸走的吗？”
“是车祸。”我说，“但我觉得那不是意外。”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把那两封信掏出来，放在他面前：“第一封，是我在上海收到的。第二封，就是你刚才给我的。写信的人，在暗示我，我爸妈出事当天的事，不简单。”
他拿起信，看了很久。我能看到他眉头拧成了疙瘩，手指在信纸上反复地摸，像是在确认什么。
“这字…我好像见过。”他突然说。
我心里一紧：“你见过？”
“有点像，但我不敢肯定。”他把信递还给我，“你先收着，别声张。刘正诚那边，你也去一趟。他应该知道点什么。”
“他知道？”
“我也不确定。”唐天磊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但这段时间，我感觉他一直在躲着我。有时候我找他聊天，他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点了点头，决定明天去找刘正诚。
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别的地方。他问我上海的事，我简单说了说，没提细节。
他也说了说自己的情况，在厂里干活，累是累，但还能糊口。老婆身体不好，孩子刚上初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听完，说：“天磊，你要是有什么难处，跟我说。”
他摆摆手：“你都不容易，别说这个。”
我没再说什么。有些话现在不能说，还不是时候。
回去的路上，月亮很亮。
村子静得很，有人在院子里放着收音机，咿咿呀呀的京剧声飘出来。
我走得很慢，脑子里乱得很。
唐天磊说他见过那个笔迹，但他不敢肯定是谁的。那会是谁写的呢？三十年前？五十年前？
我爸妈出事那年我十五岁，到现在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一个死人来说，二十年太长了。长到足够让所有人忘记他们。
可我忘不了。
我记得我妈每天早起给我做饭的样子，也记得我爸在地里干活时哼的小调。记得他们的笑声，记得他们的气味。
也记得那场车祸后，我跪在棺材前，哭得喘不过气。
我要知道，是谁害死了他们。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县城找刘正诚。
县城离村子有二十多公里，我坐的是村里的班车，一个人三块钱，颠簸了一个小时才到。
刘正诚在县一中教书。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正好下课。
看见我站在校门口，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表情，像是意外，又像是早就料到了一样。
“你怎么来了？”他问我。
“找你喝酒。”
他看了看手表，说：“等我一会儿，我请个假。”
十分钟后，他换了一身便装，跟我一起出了校门。我们去了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馆子，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白酒。
和唐天磊不同，刘正诚是个很沉默的人。他不怎么说话，喝酒也是一口一口地抿。
我看着他，决定开门见山：“正诚，我今天来找你，有件事想问。”
“什么事？”
我把那两封信放在桌上。
他看了一眼，没有拿起来，只是问：“谁给你的？”
“第一封，我从上海带回来的。第二封，是唐天磊他妈收到的。”我说，“你告诉我，这个字，是谁写的？”
他沉默了很久。我看着他的手放在桌子上，手指不停地敲着桌面。
“你确定要知道？”他问我。
“我确定。”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说：“是你奶奶的字。”
我愣住了：“我奶奶？她不是早就…”
“她没死。”他说，“你爸妈出事那年，你奶奶被送到镇上的敬老院去了。你大伯跟所有人说你奶奶走了，其实没有。她一直在那个地方。”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十五年，我奶奶竟然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
“因为每年过年我都会去看她。”他说，“这件事，我瞒了你十五年。”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过，你大伯对你不好。我怕你知道你奶奶还活着，会去找她，会闹出什么事来。”他低着头，“而且，你奶奶也不想让你知道。”
“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
“她说，对不起你。”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对不起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她在哪个敬老院？”
“镇南街那家。”他说，“你去吧。她一直在等你。”
04
从县城回来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直嗡嗡响。
奶奶还活着。这个消息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奶奶叫马玉华，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我小时候最疼我的就是她。
我爸出事那年是九月份，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奶奶的身体就不太好。后来我爸妈出殡，我没见过她。大伯说，奶奶受不了打击，走了。
我信了。
那时候我才十五岁，人生一片黑暗，根本顾不上深究。
可现在想来，很多细节都不对。奶奶如果走了，为什么没有葬礼？为什么没有坟？
我坐在班车上，看着窗外的田野。
天慢慢黑下来，路灯亮起来，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我下车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我没有回老屋，直接去了镇南街。
镇南街在镇子最南边，路两边是一排老旧的门面房，有几家开了烧烤摊，烟火气很重。
我找到那家敬老院的时候，大门已经锁了。我按了半天门铃，一个老大爷才慢悠悠地过来开门。
“谁啊？”
“我来看我奶奶。”我说，“她姓马，叫马玉华。”
老大爷打量了我几眼，说：“这里没有姓马的老太太。”
“不可能的，我打听清楚了，就在这。”
“没有。”老大爷很肯定，“这里住的人我都认识，没有姓马的。”
我看着他，心里一阵发寒：“那之前呢？以前有没有？”
老大爷想了想，说：“有个老太太，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但她是姓朱，不姓马。”
“朱？”
“朱秀琴。”老大爷说，“去年刚走。”
我心里咯噔一下。朱秀琴，是我外公的名字。
不对，我外公早就走了。
“她住哪间房？”我问。
“后边第二排最里面那间。但那间房有人住了，换了好几个老太太了。”
我站在原地，很久才缓过来。
敬老院的大门重新关上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铁门，手在口袋里翻出手机，却发现天磊的手机打不通了。
我往村里走，脑子里一直在想。
奶奶？还是姓朱？这是怎么回事？
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我推开门，发现院子里坐着一个人。
是唐天磊。
他手里拿着一根烟，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看见我回来，他站起来：“你怎么才回来？”
“去县城找你。”我说，“刘正诚都告诉我了。”
他沉默了一下，说：“他告诉我了。你跟你奶奶的这事，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跟你说。”
“为什么不早点说？”
“因为你大伯。”他说，“当年把你奶奶送到敬老院的人，是你大伯。”
“是他？”
“是。”他扔掉烟头，“而且，你奶奶住进去之后，你大伯每个月都会去一趟。”
我脑子转得飞快：“那他知不知道我去找奶奶了？”
“不知道。”唐天磊摇摇头，“但我劝你别再去镇南街了。你大伯昨天去找过我，说你在外面惹了债主，让我们别跟你走太近。”
我心里一阵冷笑。大伯这是在忙着撇清关系。
“我不去敬老院了。”我说，“但那个写信的人，我得找出来。”
“还有别的线索吗？”
“有。”我说，“那封信上说我妈出事那天，我爸在电话里跟人吵了一架。”
唐天磊想了想，说：“这事我也听我妈提过。她说，那段时间你爸经常跟人吵架，好像是在争一个项目。”
“什么项目？”
“具体不清楚。”他摇摇头，“但你爸那段时间，在跑一个地皮的事。有人想跟他合作，他不愿意。”
地皮？我脑子里突然想起刘正诚说过的话，我爸和大伯为了地皮吵过架。
“那块地，现在在哪？”
“不知道。”唐天磊说，“但你大伯肯定知道。他当年就是靠那块地，翻的身。”
05
连着好几天，我心里都没踏实过。
奶奶的事像个谜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去镇南街敬老院，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没有姓马的。
最后一次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姑娘。
“您好，请问您找谁？”
“我找马玉华，大概七十多岁的老太太。”
“马玉华？”她想了想，“这名字有点耳熟，好像在档案里见过。您稍等，我帮您查一查。”
我等了大概五分钟，她回来了。
“确实有这个人，但她在我们这的登记名字是另一个，姓朱。”
“姓朱？”
“对，朱秀琴。”她说，“但她入住的时候，填的亲属联系人不是你，是你大伯。”
我心里一阵翻涌：“那她去年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十二月。”
十二月…那不就是三个月前吗？
“她走的时候，是谁处理的后事？”
“这个我不清楚，系统里没有记录。”她说，“您要是有需要，可以来我们这边查纸质档案。”
“好的，谢谢。”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奶奶去年十二月去世了。但我大伯跟我说，她二十年前就走了。
他为什么要说谎？
这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黑得像一盆墨汁倒扣在头顶。风凉飕飕的，吹得院子里的老树哗啦啦响。
我掏出那几封信，摊在桌上。
第一封是三个月前收到的，第二封是唐天磊他妈收到的，第三封是我去敬老院那天，门口老大爷给我的。
三封信，三种不同的字迹。
但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我爸妈的死，不简单。
到底是谁在向我传递这些信息？这个人，为什么不敢直接跟我见面？他在怕什么？又在守护什么？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会不会是我奶奶？
不，不可能。奶奶去年就走了，那时候我还没收到第一封信。
那会是谁？
我脑袋里飞速转动，一个名字跳了出来。
刘正诚。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他知道奶奶的事，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为什么？
周一晚上，我去了刘正诚家。
他正在备课，一沓卷子摊在桌上。我进门后，他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下来看着我。
“怎么了？又有什么新发现？”
“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你说。”
“那三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你怎么会这么想？”
“因为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你什么都知道，但你什么都不说。”
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不是我写的。”他说，“但我大概知道是谁。”
“谁？”
“你大伯的老婆，你婶婶郭玉兰。”
这是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名字。
“她？”
“对。”他说，“当年你爸妈出事那阵子，她跟你大伯大吵了一架。因为那笔赔偿款，你大伯拿走了，她一分钱都没看到。”
“所以她就写信给我？”
“她可能是不敢直接跟你说。你大伯虽然跟她过了几十年，但她心里一直记着这件事。”刘正诚说，“你知道的，你婶婶那人虽然不大正经，但她做事有自己的章法。”
我看着桌上的信，突然觉得自己很蠢。
我一直在想是谁在帮我，却没想到，帮我的人就在我眼皮底下。
“她为什么现在才说？”
“因为你回来了。”他说，“你大伯那天晚上跟她说，你回来了，在上海赔光了。你婶婶听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第二天，你唐天磊就收到了信。”
我听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那她现在在哪？”
“回娘家了。”刘正诚说，“昨天的事。你大伯跟她吵架，她一气之下就走了。”
06
我连夜去了镇上的汽车站。
到站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最后一班车刚走。我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打电话给刘正诚。
“你婶婶她娘家在哪？”
“上岭村。”他说，“你顺着镇上的公路一直往西走，翻过两座山就到了。大概五六里地。”
我挂了电话，拦了辆摩的。
摩的师傅是个老熟人，以前在镇上跑货的。他看了看我，问：“这么晚了，去上岭村干什么？”
“走亲戚。”
他没多问，发动了摩托车。夜风呼呼地灌进我领口，冷得我直哆嗦。
上岭村比我们村还偏僻。到了村口，我付了钱，打着手机手电筒往里走。
村子很小，一眼就能看到尽头。我问了几个还在门口乘凉的老人，找到了“朱秀琴”的娘家。
一栋灰瓦房，院子里种满了花。
我敲了敲门，一个中年妇女开了门。
“您找谁？”
“我找朱秀琴。”我说，“我是她娘家侄子。”
她愣了愣，让我进去。
堂屋里摆着几件简单的家具，墙上贴着一张老照片，是我奶奶年轻时候的样子。
“她就是朱秀琴。”中年妇女指着照片说，“是我姑姑。她前几年从敬老院出来，一直住在我家。”
“她出来了？不是去年已经…”
“没有没有。”她打断我，“她说在那里住得不舒服，自己搬出来了。去年年底，她去你那边找你，说是有事要跟你说。后来你们家出了事，她就不走了。”
我心里一紧：“她现在在哪？”
“在县城。”她说，“她说那边有个老姐妹，去那边住了。”
“她县城住在哪？”
“这个我不知道。”她摇摇头，“她走的时候没跟我说。”
我攥紧拳头，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
我奶奶，原来一直在找我。而我在上海，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城。
我找遍了县城所有敬老院和社区，问遍了我能想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我奶奶。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喂，你是肖良吗？”
“我是。”
“我是你婶婶郭玉兰。”她说，“你奶奶在我这。”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她在你哪？”
“在我娘家。”郭玉兰说，“上岭村，你昨天去过的地方。”
我赶到上岭村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郭玉兰站在村口等我，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拿着手电筒。
“你奶奶在屋里。”她说，“你来的时候，她刚睡下。”
“她身体怎么样？”
“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她领着我往里走，“她跟我说，她给了你三封信。你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你都知道了？”
“不完全知道。”我说，“有些事，我还得问她。”
她点了点头，推开院门。
堂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我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炕上躺着一个老太太。
她瘦得厉害，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皱纹。但那双眼睛，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奶奶。”我喊了一声。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小良…”她的声音沙哑，“你来啦。”
07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奶奶。
她握着我的手，手很瘦，骨节分明。她的手很暖和，像小时候那样。
“奶奶，你为什么会在这？”
“因为我想你。”她说，“我去过上海找你，但你搬走了，换了号码,我找不到你。”
眼泪从她眼角流下来：“我以为你出事了。”
“我没事。我在上海过得还行。后来把房子卖了，才回来。”
“你卖了？为什么？”
我沉默了一下，说：“我想查清楚我爸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她听完，突然安静了。她看着我的眼睛，很久才开口。
“你不用查了。”她说，“我知道。”
“你知道？”
“当年的事。”她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是谁做的。”
我攥紧拳头：“是谁？”
“你大伯，和那个叫张德福的人。”
张德福，这个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像是打开了一扇紧闭多年的门。
我爸妈出事那天，他们去镇上办事，走的后山那条路。那条路弯道多，坡陡，容易出事。
我奶奶说，出事前几天，张德福来找过我大伯，说是要“做点事”。大伯答应了。
“你爸那天去镇上，是要谈那块地的事。张德福想买那块地，你爸不愿意卖。他们就设了个套。”
“什么套？”
“在你爸车上动了手脚。”她说，“那次事故，是被安排好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
“你在哪听说的？”
“你大伯喝醉了说的。”她看着我，“他知道你爸和张德福有矛盾，就找了张德福。他们一起做的这件事。”
“那块地最后怎么样了？”
“被张德福拿走了。你大伯拿了那笔赔偿款，分了张德福一些,剩下的他自己用了。”
我坐在那里，久久没有说话。
二十年的疑问，在这一刻全部解开了。
张德福不是无意中害死了我爸妈。他是故意的。
大伯也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他是同谋。
他们有预谋，有计划，只是为了钱。
我站起来，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找到张德福。
“他现在在哪？”
“他不在村里。他在外地。”我奶奶说，“你大伯知道他的下落。”
“那我大伯呢？”
“他还在村里。”她说，“你想怎么办？”
我说：“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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