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三贤：三个外乡人，为何被一座城记住了千年？|南阳|宋太宗|寇准|范仲淹|邓州三贤|韩愈

在河南邓州，有一条路叫“三贤路”，有一座祠叫“三贤祠”，还有一所“三贤小学”。对邓州人来说，“三贤”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它是街头巷尾的地名，是孩子上学的校名，更是这座豫西南小城血脉里流淌的记忆。

但你知道，这“三贤”到底是谁吗？

他们都不是邓州本地人，却都活在了邓州人的心里。

他们是唐代的韩愈、北宋的寇准和范仲淹。

其实，最初纪念的人选并不完全一样。到了明代，当地人在修建书院时，特意将这三位合祀在一起。

据史料记载，明嘉靖十年（1531年），河南参政刘漳巡视邓州，嘱托知州张定恢复韩文公书院，并提议将寇准、范仲淹一同供奉。嘉靖十二年（1533年），张定捐出薪俸，于内城西南角创建书院，祠内供奉韩愈、寇准、范仲淹三人，题匾“三君子祠”，后称三贤祠。从此，“邓州三贤”的称呼便定了下来。历史选择了他们，邓州记住了他们。

韩愈：一代文宗，路过却未曾离开

韩愈，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他一生仕途坎坷，几经浮沉，却始终以文章和风骨影响后世。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谏阻唐宪宗迎奉佛骨，触怒龙颜，差点被处死，经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才保住性命，被贬为潮州刺史。领旨当天，家不让回，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就必须起程。他一路向南，途经邓州时，写下了《次邓州界》《路傍堠》《食曲河驿》三首诗。

在《次邓州界》中，他写道：

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

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

商颜暮雪逢人少，邓鄙春泥见驿赊。

早晚王师收海岳，普将雷雨发萌芽。

诗中既有被贬的愁苦与思乡的眷恋，更有对国家社稷的深切关怀。他虽是被贬之身，途经邓州，却为这片土地留下了珍贵的诗篇。

韩愈与邓州的缘分不止于此。关于他的籍贯，历代说法不一。《新唐书》记载：“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唐代的南阳郡即邓州。宋代史学家欧阳修曾任邓州邻县县令，多次经过邓州，对邓州十分了解，他如此记载，当非空穴来风。《乾隆邓州志》也称韩愈为邓州人，并记载邓州城内“韩氏者，即昌黎文公之后裔”。

更重要的是，韩愈的后人确实迁居到了邓州。据记载，明洪武初年，韩愈第二十一世孙韩志刚在邓州落户，其后裔分布在邓州大西关、韩洼、南柳林等十四个村庄，至今已有三千五百余人。邓州城东的韩氏自称“韩信”后裔，城西的韩氏自称“韩愈”后裔，一文一武，各有所宗。或许正是因为这血脉的延续，让韩愈与邓州的联系超越了“路过”，变成了“扎根”。

韩愈虽然未曾在此入仕，却因两次莅邓留下诗作、后人迁邓定居，而被邓州人世代供奉。

寇准：两度被贬，却把心留在了邓州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十九岁中进士，历仕宋太宗、真宗两朝，两度为相，是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宋太宗曾对他说：“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征也”。

然而，这样一位名相，却因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屡遭陷害。至道元年（995年），寇准因事触怒皇帝，罢相出任邓州知州。这一年，他三十五岁。春去夏来，落寞失意的寇准把家眷留在汴京，只带一名贴身侍卫，远赴邓州上任。

从身居高位的副宰相到地方知州，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但当他踏上邓州的土地，想到终于远离了朝堂的纷争，反而开始谋划如何造福一方。

邓州六门堰等诸多水利工程历经战乱，年久失修。为保证农业生产，寇准决定修缮六门堰。资金严重不足，他便一方面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一方面向富商大贾筹资。作为一介清官，寇准捐了五十两纹银后已无力再多，便凭借深厚的书画功底，通宵达旦进行书画创作筹措资金。当邓州通判和判官故意搬弄是非、阻挠捐款时，寇准果断处置，确保了工程的推进。没多久，朝廷拨款十万两纹银用于修复水利。

寇准在邓州“所得俸禄惟务施予，治郡一以宽慈待民”。他整顿吏治，清除贪赃枉法者，褒扬廉洁奉公者，树立了良好的衙门风气。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深深爱戴这位被贬而来的知州。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寇准再次罢相，又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来到邓州。两次贬谪，两度邓州，寇准没有消沉，而是把俸禄捐出来，带领百姓修缮水利，以宽慈之心对待每一位百姓。他用行动证明：无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心系百姓的初心从未改变。

范仲淹：贬谪中的千古绝唱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自幼过着漂泊的生活，在商丘求学时贫穷到“划粥而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从小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保守派疯狂反扑。五十八岁的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来到邓州任知州。

但他没有怨天尤人。到任后，他见邓州学风不兴，便在城东南百花洲畔创建了花洲书院。书院内设春风堂、藏书楼、斋舍，东侧建百花洲，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花洲书院因百花洲而得名。范仲淹曾有诗赞曰：“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

公余之时，范仲淹常到书院执经讲学，为广大学子传道授业。相传他还在春风堂前亲手栽植四株桂树，以鼓励学子奋发读书，早日“折桂”。一时邓州文运大振。他的儿子、官至宰相的范纯仁，北宋哲学家张载，以及后来曾任邓州知州的韩维等，都曾从师范仲淹于花洲书院。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岳阳后重修了岳阳楼，派人送来一幅《洞庭晚秋图》，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虽未亲临岳阳楼，却在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展纸走笔，一气呵成了那篇千古绝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十八个字，不仅是一篇文章的灵魂，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家国天下最深沉的承诺。写这八个字的时候，范仲淹自己正身处贬谪之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忧”自己，但他选择的却是“忧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