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6日面向全国的讲话中，特朗普总统再次重复了此前已被证伪的有关美国选举遭恶意干预的说法。这场讲话只是更大范围行动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正通过行政命令、高调调查和立法提案，试图让美国人投票变得更困难，并削弱公众对选举结果的信任。
国会方面对总统的呼吁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抵制态度，迄今阻止了所谓的“拯救美国法案”。该法案将推行全国性的选民身份证明法，并要求选举管理人员在选民登记时取得公民身份的书面证明。法院同样普遍不愿配合总统绕开国会处理选举事务的做法，已叫停其数项相关行政命令，并阻止政府从至少16个州获取选民名册。
特朗普政府最近一次干预联邦选举管理的尝试，采取了一种不那么显眼的形式：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反恐预防拨款项目的“资助机会通知”。
6月，该机构为总额约10亿美元的国土安全拨款计划新增条件。该计划包括州国土安全拨款项目、城市地区安全倡议和“石园行动”。新条件把拨款与各州是否愿意对选举管理政策作出激进且负担沉重的调整挂钩。
根据要求，受资助方必须提交一份过渡方案，把使用条形码或二维码计票的投票系统，也就是选票标记设备，改为接受手工填写纸质选票的设备；“证明已遵守选后5%人工审计要求，且该审计须依照部长制定的指南进行，以确保电子投票系统准确计票”。
“确保每个选举辖区按照部长制定的方法，将每次联邦选举中的投票人数与已投选票数量进行核对”；使用“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验系统”核查全州选民登记数据库中的公民身份，并在接受拨款后120天内将经核实的非美国公民从数据库中删除；同时使用该系统或其他获授权的政府系统，核查投票工作人员、选举管理人员和供应商的公民身份。
不遵守规定的后果相当严重。国土安全部在2026年7月10日的新闻稿中称：“在受资助方提交符合这些要求的证明，且部门完成核验之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扣留其国土安全拨款计划总拨款的20%。”而“资助机会通知”本身进一步明确，这20%的扣留适用于受资助方在上述三个项目中的全部拨款。
正如评论人士和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在2026年7月9日致马林部长的信中所指出的，这些条件会因设置不切实际的负担和时间表，严重妨碍选举管理和投票可及性。更何况，“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验系统”一向以错误率高著称；联邦法院最近还叫停了政府另一项要求用该系统核验选民公民资格的措施。
尽管特朗普政府在说服联邦最高法院将拨款终止决定的争议引导至联邦索赔法院方面取得过一些相对成功，但在为非法拨款条件辩护时却屡屡失利。过去18个月里，法院已多次叫停类似做法。此次操弄联邦选举的尝试，理应得到同样的结果。
这些拨款条件违法的第一个原因很简单：联邦机构“因法律而生”，而没有任何法律授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以这种方式把反恐资金当作施压工具。该机构为这份“资助机会通知”援引的唯一依据，是《美国法典》第6编第603条，也就是《国土安全法》中设立这一总括性拨款项目的条款。
《国土安全法》第2007条，即《美国法典》第6编第608条，也没有授权这些条件。该条规定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在分配任何反恐预防拨款项目资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相反，法律要求它考虑的是州或大都市地区面临恐怖主义行为时的“相对威胁、脆弱性和后果”，包括人口规模、历史威胁情况以及与国际边境或水域的接近程度等因素。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写出这一点，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很可能会主张，其有关选举管理的条件可由第608条中对“关键基础设施”威胁的考量获得授权——自2017年以来，选举基础设施已被纳入关键基础设施范围——并由两项“兜底条款”加以支撑，这两项条款赋予局长在分配资金时考虑“其他因素”和“其他类型威胁”的一定裁量权。
即便这些因素与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有关，或是由该机构依据兜底授权自行设定，也不例外。兜底条款扩展的只是可考虑的反恐相关因素清单，而不是扩大整个项目的主题范围。
就这些拨款项目而言，“恐怖主义”被定义为“任何活动……涉及某种行为”，且该行为除其他条件外，“可能破坏关键基础设施”，构成犯罪，并且“看起来意在”通过“恐吓或胁迫平民人口”或“通过恐吓或胁迫影响政府政策”。
结合国土安全拨款计划对网络威胁的关注，这一定义确实可以合理支持将资金用于防止针对投票相关设施和网络技术的攻击，无论是网络攻击还是其他形式的攻击，这也是将选举基础设施列为关键基础设施时所承认的内容。
其涵盖的是投票的实体和数字设备：存储设施、投票站、计票地点、选民登记数据库和投票机。其实际作用，是优先向有需要的选举官员提供联邦网络安全援助，而不是让国土安全部介入决定谁可以投票，或者选票必须如何计数。
要求通过“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验系统”核查选民公民身份，本质上是选民资格筛查要求，与网络安全并无关联。选后5%人工审计要求和票数核对要求也是如此。
前者负担极重，很可能导致计票延误；同时其范围又过窄，不足以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进行真正有意义的结果核验。后者同样属于一般性的“选举诚信”措施，而不是防止针对投票相关设施和技术的攻击。
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在保护设施、数据库或计票系统免受入侵。它们规范的是各州如何计票、如何核验选票，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从政府此前推动类似要求但未能成功的其他尝试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资助机会通知”的结构本身，也更清楚地表明这些选举相关条件超出了法定权限。该通知设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先依据项目通常采用的因素决定拨款分配，随后再附加一项事后措施：在受资助方证明自己遵守这些额外的选举条件之前，扣留其总拨款的20%。
此外，法律中没有任何内容授权该机构在某项与法定目的无关的条件尚未获得合规认证前，扣留一个州全部拨款的五分之一。
为了避免陷入技术细节，不妨回到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声称正在执行的这部法律所处的背景：国土安全拨款计划是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之后设立的，目的是防止各种形式的恐怖袭击。如今却要用这些授权，作为推动总统限制投票议程的第三道或第四道手段，这无疑是对法律的极度牵强解释。
即便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真能为其一项或多项新的选举条件找到“看似合理”的法定依据，这也不足以支持如此“新颖”“前所未有”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权力主张。
按照联邦最高法院的“重大问题原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从未宣称自己有权监管各州如何组织选举。像这样超出其通常权限边界、并进入传统上由州和地方控制的法律领域的“变革性”权力扩张，很可能需要机构拿出“国会明确授权”，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做不到。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决策还存在其他缺陷。它甚至没有尝试反驳一些可靠来源的结论，其中包括保守派的传统基金会。这些来源都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存在广泛的非公民投票现象。该机构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把选民公民资格核验集中到“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验系统”上，就能防止恐怖主义行为。
它还忽视了问题中的其他“重要方面”，包括这些条件会要求受资助方作出昂贵且耗时的调整，在2026年选举临近之际，给本已捉襟见肘的各州带来巨大且意外的负担。最后，如果这一变化只是借反恐预防之名，掩饰推动更广泛限制投票议程的企图，那么这些条件就可能构成法院一向持怀疑态度的那类借口式理由。
这意味着其理论基础发生了变化：从聚焦于加固基础设施、防范攻击，转向假定自己有责任处理一般性的选举管理和所谓选民欺诈问题，而国会从未把这项职责交给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该机构还大幅提高了违规代价：从2025年扣留国土安全拨款计划资金的3%，提高到2026年的20%。
以纽约州为例，该州2026年预计将获得约2.04亿美元国土安全拨款，其中近4100万美元面临风险。至于这笔钱的流向，仅作参考：纽约市2025年获得的国土安全拨款中，超过一半流向了纽约市警察局。2026年的这份“资助机会通知”完全没有承认这一转变，更谈不上按联邦最高法院“立场变更原则”的要求，为其作出解释。
事实上，2026年通知中那段极为简略的论证，几乎与2025年的表述一字不差。用一段原封不动的旧理由，去支持一套实质上不同、且负担明显更重的新要求，却不说明究竟变了什么、为何而变，这正是联邦最高法院所禁止的那种“默不作声”的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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