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卫报》7月26日报道，麦格理集团首席执行官谢马拉·维克拉马纳亚克近日退休，这标志着她一段极为成功的职业生涯走到终点。她在这家总部位于悉尼的机构工作近40年，离开时持有价值数亿美元的公司股票。在她任内，这家被称为“百万富翁工厂”的公司，年收入增长约80%，利润接近翻倍。
维克拉马纳亚克还推动并巩固了集团的转型。麦格理从一家专注于私有化基础设施的公司，变成了一家全球性商业银行，利润来源包括大宗商品交易、专业资产融资和财富管理。过去8年里，麦格理股东通过分红和资本收益，资产增值达到原来的3倍，他们当然有充分理由心怀感激。
但澳大利亚及其他地方的公众，恐怕会有更为冷淡的看法。这家“百万富翁工厂”的根基，正是一连串私人基础设施交易。麦格理从中获利丰厚，而公众得到的却往往是高价或质量欠佳的服务。
其中最严重的案例，是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该公司由撒切尔政府时期完成私有化，2006年被麦格理牵头的财团收购。麦格理为自己及其他投资者提取了数十亿英镑分红，并让公司背上沉重债务，随后于2017年退出。
到那时，这家公用事业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糟糕到几乎无可挽回。将近10年过去，英国政府仍在艰难权衡：是选择令人难以下咽的重新国有化，还是采用一种很可能行不通的混合模式。今年6月，安迪·伯纳姆呼吁将泰晤士水务收归公有。眼下，威尔士部分地区正遭遇干旱，英国其他地区也持续处于少雨状态，全国约2300万人受到户外用水限制。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悉尼机场私有化后被出售给麦格理牵头的财团。财团接手后迅速上调了多项费用和收费。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多次认定，该机场属于垄断经营，而价格监管并未发挥作用。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预见，而且当时也确实有人提出过警告。
麦格理还是私人收费公路行业的先行者之一。这种模式让澳大利亚城市背上了高成本交通体系的负担。悉尼收费公路系统的一份评估曾形容，它是一个“运转不良的拼凑体”。在国际交易中，类似加拿大安大略省407号公路这样的项目，对公众的结果更糟，但对麦格理制造出来的那些百万富翁而言，却极其成功。
麦格理集团并不是唯一一个依靠与公众相关的高利润交易成长起来的企业巨头。澳大利亚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联邦血清实验室公司，也是通过联邦血清实验室私有化而诞生的。原来的联邦血清实验室曾推出多项创新成果。私有化后的联邦血清实验室获得了一份长期合同，以远高于以往的成本供应血浆制品。
由此产生的现金流被投入全球收购计划，最终把联邦血清实验室打造为今天的巨头。对抗蛇毒血清、热带疾病疫苗等商业吸引力较低产品的研究，则被缩减、放弃，或转交给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承担。
其他私有化案例也呈现出类似模式：一边宣扬私营部门效率，一边继续享受公共资源的慷慨支持。澳洲航空一方面享受国家航空公司的优待，另一方面却否认自己对旅客和员工负有超出利润最大化要求之外的责任。
澳大利亚电信则迫使公众以巨额代价回购电话网络，而这套网络原本是在公有体制下建成，并且仅在几年前才被出售。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可稍感安慰之处，那就是决策者终于——尽管远远晚于公众——开始意识到这些交易造成的损害。不久前，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局还在宣扬“创新融资”的好处，大学也在开设“金融工程”课程。
而今天，这些说法理应受到怀疑。英国评论员安东尼·希尔顿在大型私人融资项目参与者卡里利恩公司倒闭后写道：
“它的倒下，同样是长期不懈推行一种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结果。这种哲学多年来把金融工程置于真正的工程之上，把表外融资置于公开支付成本之上，并且推崇私营部门高于公共部门。”普通人当然可以尊重谢马拉·维克拉马纳亚克在麦格理集团取得的成就。但每当你支付一笔通行费，或付出离谱的机场停车费时，也应记住：这家“百万富翁工厂”，正是靠这些收费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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