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淑芬，今年六十二岁。在这个大多数人都开始含饴弄孙、享受退休慢时光的年纪，我的生活却像是一只停摆在旧时代的钟，每天只能在生与死的缝隙里，发出沉重而单调的滴答声。
我的女儿婷婷，今年三十四岁。如果一切正常，她现在应该有自己的家庭，或许也会在某个周末，牵着孩子的手推开我家的门，喊一声妈，今天吃什么。但现实里没有如果。婷婷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已经整整十四年了。
每天早晨六点半，我会准时醒来。年纪大了，觉少，加上常年的神经衰弱，只要隔壁房间传来一点翻身的动静，我就会立刻睁开眼。我先去厨房烧水，然后把药盒拿出来。白色的两粒，黄色的一粒，还有半片粉色的。这些药片就像是我们母女之间的一道隐形铁链，把我们死死地拴在一起。
我端着温水推开婷婷的房门。她还蜷缩在被子里，因为长期服药，她的体重这几年增加了许多，原本清瘦的面庞变得浮肿，眼神总是显得有些迟滞。
“婷婷，起来吃药了。”我轻声唤她。
她没有抗拒，只是木然地坐起来，接过药片，一把塞进嘴里，然后大口大口地喝水。看着喉咙滚动的动作，我心里那块石头才算稍微落了地。只要她肯吃药，这一天大概率就能平安度过。可看着她那张曾经灵动、如今却毫无生气的脸，我的心里总会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酸楚。
婷婷发病是在她大二那年。在此之前，她一直是我和老伴的骄傲。她从小成绩优异，性格乖巧，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读的还是她喜欢的汉语言文学。那时候，我和老伴连她未来穿婚纱的样子都偷偷幻想过了。
可是大二下学期的某一天，我接到了学校辅导员的电话，说婷婷最近状态很不对劲，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她，甚至半夜在宿舍里大喊大叫，说有人在饭菜里下了毒。我和老伴连夜坐火车赶到学校，看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女儿。她躲在床角，头发散乱，看着我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敌意。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漫长而绝望的求医之路。确诊书上的“精神分裂症”五个字，像是一把重锤，把我们这个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砸得粉碎。
刚开始的几年是最难熬的。药物的副作用、病情的反复，让婷婷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她会在半夜突然砸碎家里的玻璃，会指着空无一人的角落破口大骂，甚至会在我和老伴试图阻拦她自残时，对我们拳打脚踢。我的胳膊上、腿上，至今还留着她发病时抓出的疤痕。
老伴原本身体就不好，为了婷婷的病，他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守着，整个人迅速地垮了下去。五年前的一个冬夜，他突发心梗，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就走了。
老伴走的那天，婷婷正处于病情的稳定期。她看着遗像，没有哭，只是呆呆地问我：“妈，我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紧紧抱住她，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说：“没有，爸爸去天上保护我们了。以后，就剩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
从那以后，我成了婷婷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她也成了我活下去的全部理由。
照顾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是电影里演的那样只有偶尔爆发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钝刀子割肉般的日常消耗。你要时刻绷紧神经，留意她的情绪变化；你要把家里所有的刀具、剪刀甚至稍微尖锐一点的物品都锁进柜子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