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比亚常被描绘成一个地理上的“异类”——一条被更大邻国塞内加尔包围的狭长地带。1765年至1779年间，这里曾是英国统治下“塞内冈比亚”的中心。
但还有另一种看待冈比亚的方式。这种视角不仅能揭示它的重要性，也与当下关于奴隶制赔偿的讨论相关。长期研究冈比亚和塞内加尔南部历史的帕普·谢里夫·贝特朗·巴塞纳指出，英国和葡萄牙的史料都指向一个名为“塞拉冈比亚”的历史空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曼丁—大西洋联系网络和海上通道，从冈比亚河流域出发，经由卡萨芒斯和卡谢乌网络，一直延伸到塞拉利昂河口。这一独立的沿海区域，在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商业和反奴隶制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他并不把这些记录视为客观叙述，而是把它们当作地缘政治叙事来处理，并结合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进行批判性解读。通过分析大西洋沿岸、曼丁语族和巴克语族语言，他追溯了欧洲命名和殖民行政分类背后的词源、意义变化及其所遮蔽的社会现实。
这些材料有助于揭示沿海贸易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也显示出水道如何由“班洪人”或“格鲁梅特人”控制。欧洲人用这些称呼指代本地中间人，他们将欧洲势力与大西洋奴隶贸易连接起来。史料还表明，非洲本地政治结构始终保持强势，能够在帝国竞争中谈判、抵抗，或加以利用。1779年至1785年间，“塞拉冈比亚”是一个法英竞争与非洲政治能动性交汇的空间。
1779年，法国军队摧毁了冈比亚河上的詹姆斯堡，英国的塞内冈比亚省由此终结。但法国行政当局也未能建立持久控制。英国船只很快返回，并恢复了行动。法英竞争在1780年达到高潮。法国海军战舰“塞内加尔号”在河口登上4艘英国船只。英国随即作出回应。1780年11月，英国军舰“泽菲尔号”在私掠船“波莉号”支持下，对法舰发动攻击。“波莉号”是一艘民用船只。战斗中，12名法国水手死亡。“塞内加尔号”随后被俘，并被带往从事奴隶贸易的戈雷岛。
今天的塞内加尔卡萨芒斯地区在殖民前时期，被葡萄牙史料描述为一个由沿海社会严密守护的区域，外来者并不能轻易进入。欧洲人必须通过班洪人—格鲁梅特人这样的本地中间人，以及葡萄牙“兰萨多人”——即流亡者——才能进入。正是这些不同角色控制着支流水道，筛选贸易流向，并决定以物易物的条件。1780年的事件背后，也有非洲方面的主动谋划。英国水手与福尼的朱拉人结成战略联盟。被困在河上的英国水手获得了朱拉人的后勤和军事支持。
因此，俘获“塞内加尔号”并不只是英国海上优势的结果。巴塞纳指出，这实际上是一次由非洲地方联盟策动的行动。正是这一联盟切断了法国人的机动能力和后勤条件，为英国实施拦截创造了战术前提。沿海社群拒绝向法国人提供补给，并骚扰法方划艇，干扰奴隶贸易。
在北岸，纽明克人总体上支持法国；在南岸，福尼社群则与英国结盟。他们的行动影响了1783年《巴黎条约》确认的领土现状。尽管条约规定河流北岸的阿尔布雷达仍悬挂法国旗帜，但巴黎实际上并未真正控制这条河流。这份协议只是暂时中止了法英之间的冲突，双方对抗此后又持续了数十年。
在奴隶贸易问题上，这一局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失去美洲殖民地后，重新调整了经济重点。随着其逐渐成为工业强国，英国开始把废奴运动作为削弱经济竞争对手的工具，而“塞拉冈比亚”正是这一计划的理想试验场。此前，英国已经与当地社群建立了牢固联系。
1816年巴瑟斯特的建立——也就是今天冈比亚首都班珠尔——不应仅被视为外部强加的殖民统治。更准确地说，它是对既有政治自主状态的法律确认。19世纪形成的殖民秩序，实际上生长于沿海社群在奴隶贸易时代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形式之上。尽管冈比亚河以北的巴拉堡承担着保护贸易路线的功能，但南部地区逐渐成为解放、异议和社会变迁的空间。
获释的被掳者、沿海社群和地方权力共同扩大了自己面对欧洲列强时的回旋余地。冈比亚也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政治身份。在班珠尔以南更远处，法国曾试图复制这一模式，计划在卡拉班岛建立一个“自由村”。随着围绕大西洋奴隶贸易记忆的讨论不断升温，要求赔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西非历史中一个关键部分，至今仍被困在一种过时的框架中，而这种框架很大程度上来自历史学家长期依赖的史料类型。
“塞拉冈比亚”这一概念提示人们，应重新思考西非的边界与领土。边界并不只是欧洲帝国会议上画出的线条，它们同样是大西洋体系、非洲外交选择和地方权力关系复杂互动的结果。承认非洲社会的能动性，也会改变今天人们理解赔偿问题的方式。它使讨论超越“强大的压迫者”与“被动的受害者”这种单一叙事。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崩溃，并不只是由伦敦或巴黎决定的，它同样发生在地方层面，由本地抵抗和全球经济变化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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